段晴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础梵语、印度传统梵语文法、中古伊朗语言、梵汉佛经对比研究等。1971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师从季羡林教授学习梵语以及印度历史文化。著有《波你尼语法入门》《于阗·佛教·古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多部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疆丝路南道所遗存非汉语文书释读与研究”（12ZD179）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

冷门绝学过去一般指人们比较少关注而且难度较大的学问，西域出土非汉语文书，如佉卢文犍陀罗语、佛教梵语、于阗语、古藏语等材料，自然应当是属于冷门的学问，因为其中不仅仅是西域的古文字，而且有些还是“死文字”，也就是后来再也没有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如于阗语，这就是绝学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和她的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西域出土文献，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但因为是冷门，所以关注她们成果的毕竟是少数；而分散发表的大量文章，如果不集中起来，也很难弄清楚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白这些关联，就不能清楚这项研究过程的艰辛与成就的伟大。笔者一直关注于阗历史，在于阗这个点上与段晴教授的领域相交织，所以多年来一直关注她和她的团队的研究成果。最近借寒假集中又过了一遍，希望借助这篇文章，理清她们研究课题的内在学术理路，勾连起她们如何用一砖一瓦垒筑起雄伟的学术大厦。

一、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

佉卢文（Kharoṣṭhī）是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用来书写当地流行的俗语（Prakrit），后来剑桥大学的贝利（H. W. Bailey）教授命名为“犍陀罗语”（Gāndhārī），为学界所采用。除了西北印度外，犍陀罗语文献也在中国新疆的和田、楼兰、库车等地发现，如和田出土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汉佉二体钱，尼雅、楼兰出土的大量官私文书，龟兹王国范围内的文书和洞窟题记等。

20世纪初，英国斯坦因中亚考察过程中，共获得佉卢文文书近千件；斯文赫定（SvenHedin）、亨廷顿（E.Huntington）、大谷探险队也都有少量发现。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和1980年，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所、和田地区文物保管所也在尼雅获得数十件佉卢文简牍；1988-1997年，新疆考古所与日本佛教大学合作对尼雅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又发现佉卢文简牍数十件；其他还有一些零散的发现。这些材料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田地区博物馆、策勒县文管所等地。

进入21世纪，段晴和她的团队开始着手整理研究中国所藏佉卢文犍陀罗语文献。首先是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的一组文书的考释，其成果即2013年4月中西书局出版的段晴等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列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③。此书后半的篇幅是对五件佉卢文木牍文书的解读，包括解题、黑白图版、拉丁转写、汉语译文、专有名词注释。五件文书具体情况是：（1）段晴的研究生张雪杉解读的鄯善国王马伊利（Mairi）第6年的一份判决文书，结论是被告Saǵamovi（萨迦牟云）等四人从龟兹回精绝路上没有杀人，文书年代在3世纪末到4世纪初。（2）（3）由另一位研究生皮建军解读考释，前者是鄯善王元孟（Vaṣmana）第4年（约在4世纪初）一件楔印的Saǵamoya买卖契约；后者底牍是鄯善王国名叫Namsiṃta的统治者给克罗那耶（Kranaya）地方官的信札，为偿还债务事；封牍内侧是克罗那耶写给家人信。（4）段晴解读元孟王第8年一件土地买卖楔印契约。以上成果先期在《西域文史》第6辑（2012年）发表，段晴和张雪杉文还用英文发表在《创价大学高等佛教学研究所年报》（ARIRIAB, 15, 2012）上。（5）最后一件由段晴考释，是内容不明的佉卢文木牍，其文字与一般楼兰、尼雅出土佉卢文不同，而与斯坦因在安迪尔（Endere）发现的No. 661号于阗王纪年文书一致，估计是古代于阗的佉卢文文书，所以更加珍贵。因为都是世俗文书，所以史料价值更高。除个别新词随转写翻译后有所讨论外，一般词都汇在所有文书释读之后统一为《佉卢文文书词汇总表》。其后是解读者关于前面四件文书的英文考释文章，以及文书中出现词汇的英语释文。后附佉卢文字符表。全书最后是国图编号与内容的双向对照索引表，很便于读者查找。最后是参考文献目录。

段晴教授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

随后，她们又对和田博物馆藏佉卢文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其中一组文章集中发表在《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上，包括：（1）段晴《萨迦牟云的家园——以尼雅29号遗址出土佉卢文书观鄯善王国的家族与社会》，她指出斯坦因发掘的尼雅29号遗址是当年萨迦牟云（Saǵamovi）的家园，有22件佉卢文书出自这里，国图的两件也来自这里。她据这些文书把萨迦牟云从逃婚到龟兹，再返回鄯善，转换身份，重新定居在耶婆聚落的过程勾勒出来，并由此看出鄯善王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关系。段晴指出和田博物馆藏有萨迦牟云文书群中最早的一件，是他逃到龟兹时购买房屋的证据。（2）这件文书由段晴指导的研究生王臣邑（Diego Loukota）在《和田博物馆藏源于龟兹国的一件佉卢文木牍》一文中发表，其为鄯善人在龟兹所书，提到龟兹王的名字，十分难得。此外，作为一个团队的工作成果，（3）研究生吴赟培发表了《和田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放妻书再释译》，是对林梅村曾经识读过的疏梨阇（Sulica）王六年（359）文书的再诠释；（4）研究生关迪撰写的《古鄯善国佉卢文简牍的形制、功用与辨伪》，从汉地简牍制度指出鄯善简牍之制是从中原引入。这一观点也可以在段晴的英文论文《一件6世纪梵文布帛文书反映的契据、钱币和国王称号》（Eurasian Studies, 4, 2016）中读到，是段晴团队对于佉卢文木牍形制来源的共识。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收藏有四件佉卢文文书，段晴教授与该馆副馆长才洛太合著《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2016年12月中西书局出版，列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⑤。这里刊布的文书虽然是该博物馆购自拉萨，但段晴在前言中根据文书的内容，确凿无疑地指出这些文书是来自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斯坦因编N.XIII房屋，也就是鄯善王国精绝当地居民佛图军（Budhasena）的家园。斯坦因曾经在此发掘到佉卢文文书17件，结合新出4件，前言对于这处遗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本书主体在彩色图版之后，是对四件文书的整理，包括解题、黑白图版对应拉丁转写、汉译文、词汇注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图版是用红外线照片才显示出字迹的。从内容来说，尺牍（文中作文牒）一是鄯善王安归伽26年（公元272年）佛图军的证言，说自己把物品运送到指定地点。尺牍二也是一件证言，佛图军证明自己在家中放置的是神咒，不是做巫术（这两件的前期研究论文发表在《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尺牍三是有关佛图军家的酒税被主簿索哲伽认定不需再交，内容与斯坦因所获N.431/432号文书有密切关系，故此附有N.431的转写和翻译。尺牍四有所破损，可以知道是有人欠佛图军及其弟斯坡伽（Sṕaǵa）粮食，以马抵偿。书后附有段晴的两篇长文，都是由尺牍三的话题引申出来的。第一篇是《公元三世纪末鄯善王国的职官变革——以大主簿索哲伽为个案》（英文本刊Eurasian Studies,5, 2017），结合新出尺牍和此前所获佉卢文书中有关索哲伽的记录，将其生平事迹按时间先后做了清理，并比定佉卢文cozbo为汉语的“主簿”，不是前人所说的“州长”，鄯善王国也没有州的建制。第二篇是《佉卢文契约文书所见酒、氍毹、毾㲪与罽》，对于文书中出现的葡萄酒和各种纺织品做了详细的解说，并指出相应名词所对应的实物情形。书后是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和参考文献目录。

2021年，段晴团队对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佉卢文文书的部分研究成果，借李肖主编《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刊布，包括（1）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四件佉卢文木牍研究》，木牍一（XB6954）是马伊利20年有关二子归属的法律文书，木牍二（XB6953）是关于借粮纠纷的法律文书，木牍三（XB6937）是税收记录，木牍四（XB6940）是账目记录。（2）段晴的研究生姜一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佉卢文书信释译》，实为自家骆驼和马被他人拿走的诉状。

       尼雅遗址位于尼雅河下游尾闾地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距民丰县城100多公里。这里原本是西汉时的精绝国地，东汉明帝时为鄯善国兼并，成为以楼兰为中心的鄯善王国下属的精绝州（Cad’ota raya）。442年，鄯善王国灭亡，精绝之地后来并入于阗王国，是其最东边的城镇。由于早期出土的一大批佉卢文书很早就转写翻译发表，所以相关研究也有很深厚的积累。段晴团队借助她们对于梵语的深厚功力，很快就上手整理国内各处收藏的佉卢文书，解读了多件未刊文本，借此进而深入研究了鄯善国的行政制度、家族形态、诉讼制度等一些方面，大大推进了沉寂多年、颇受冷遇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佛教梵语文献

梵语（Sanskrit）是古代印度的标准书面语，原是西北印度上流知识阶级的语言，与一般民间使用俗语（Prakrit）相对而言，又称为梵文雅语。原始佛教的经典原本是用俗语写成的，后来才逐渐梵语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佛教梵语（Buddhist Sanskrit），又称混合梵语（Hybrid Sanskrit）。随着佛教从西北印度向西域（古代新疆）的传播，大概从公元2世纪下半叶开始，梵语文献也进入西域的绿洲王国，先在北道流传，以说一切有部经典为主；5世纪以后也在南道于阗流行，主要是大乘经典。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域探险时代的到来，大量佛教梵语文献残片被带到西方，语文学家们一直在做残卷内容的比定、残片之间关系的重构，并把它们放到原本的某个佛教传统中去研究。

段晴在北大攻读硕士期间，师从季羡林教授，季先生在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时候，导师正是西方解读西域佛教梵语文献最大的权威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三代学人，传承有序（参看段晴《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敦煌吐鲁番研究》12，2011年）。虽然后来段晴又到汉堡大学攻读于阗语，这是属于中古伊朗语的范畴，但梵语的训练是段晴的看家本事，所以一旦有新的材料，马上可以上手整理。

段晴团队对新出佛教梵语文献的整理，开始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的整理。在整理进程中，她曾发表《宝藏遗踪——近年来和田地区新出非汉语类文书综述》（樊锦诗等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简要介绍了新发现的西域胡语文书，包括于阗语、佛教梵语、佉卢文犍陀罗语、藏语、据史德语、吐火罗语、犹太波斯语等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重点介绍了佛教梵语文献的初步整理成果，探讨了利用于阗语文书为佛教梵语写本断代的尝试。此文原是提交给“从桦树皮到数据化资料库：佛教写本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题为“新疆新发现的印度语与于阗语写本”（P. Harrisonand J.-U. Hartmann, eds., From Birch Barkto Digital 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Vienna,2014），所以偏重佛教梵语的讨论，但对新出文献的概说大体涵盖了各种材料。

2013年出版的段晴等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刊布了国图近年入藏的所有梵文和佉卢文写本，前面是写本的彩色图版，十分清晰，后面是整理研究篇；有关整理分工和文献价值，段晴教授在《前言》中有所概述，不必赘述。占本书较多篇幅的是研究篇的《梵文残叶研究》，梵文均为写在纸本上的佛典，婆罗谜文为西域南道字体，所以应当来自和田地区。本书基本按照《大正藏》的佛典顺序排列，每件写本给出编号、尺寸、前期发表、平行文本等介绍，然后是黑白图版、拉丁转写、平行文本（如有）转写、汉译文，有些有校记。内容包括：

《撰集百缘经》《八千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及般若部类经典，以上五种由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博士整理，部分残片曾在所撰英文论文《新疆新发现的佛教梵文残卷》一文中发表（ARIRIAB, 13, 2010）。

《宝星陀罗尼经》由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萨尔吉教授整理，给出梵文、藏文和两种汉译的平行文本，除三叶外，此前也由整理者先期用英文发表《一件新的〈宝星陀罗尼经〉残卷》（ARIRIAB, 11, 2008）和《新获〈宝星陀罗尼经〉残卷》之一、之二（ARIRIAB, 13, 2010）。

《贤劫经》由段晴教授整理，指出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婆罗谜文佛教梵语写本，此前只有阿富汗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残片，所以十分珍贵。她据藏文本做了构拟文本，并给出对应的竺法护汉译本，附有梵文与汉文词汇对照表。整理者的前期成果是《梵語〈贤劫经〉残卷——兼述〈贤劫经〉在古代于阗的传布及竺法护的译经风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3，2010年），对应的英文本也已发表（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 Beijing, 2009）。

《佛名经》《金光明经》《智炬陀罗尼经》，及内容不明梵文残叶，可能是阿毗达磨文献；其余小残片，尚未比定。以上由叶少勇整理。

       此外，萨尔吉还完成《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梵文文书》（中西书局，2020年12月），比定出同样来自和田的梵文写本《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首楞严三昧经》《决定义经》《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大寒林圣难拏陀罗尼经》等。本书全部刊出彩色图片、拉丁转写、汉译、平行梵文和藏文本拉丁转写、对应的汉译佛典等。课题组成员关迪先期用英文对其中三叶写本做过研究（ARIRIAB, 17, 2014）。

萨尔吉《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梵文文书》

       还有段晴的研究生袁勇发表《来自古代于阗的一叶梵文写本——〈诸法最上王经〉》（《语言学研究》28，2020年），系私人收藏，在已知梵文、藏文本中未见，十分珍贵，内容与隋阇那崛多汉译本基本一致。

       和田此前已经出土了大量的梵文佛典写本，段晴团队为这个宝藏添补了许多新的文本，而且其中的《佛名经》《八千颂般若经》《撰集百缘经》还是前所未见的梵文写本，更加珍贵。位于西域南道的于阗是汉唐时期西域大乘佛教中心，这些写本对于西域佛教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同时，于阗又是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中转站，许多汉译佛典的母本都来自于阗，如《般若经》《涅槃经》《华严经》等，所以这些梵文佛典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也不可或缺。

三、于阗语佛典与文书

于阗语是西域于阗王国使用官方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文字则采用印度的婆罗谜文，与当地流行的佛教梵语所用文字相同。于阗语大概从5世纪开始行用，佛教典籍和世俗文书都有，一直沿用到11世纪初。19世纪末叶以来，和田当地发现过大量于阗语的典籍和文书，大多数收集品都流散到俄、英、瑞典和日本等国。

近年来，和田地区又发现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于阗语文书，辗转入藏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段晴教授是国内唯一一位在汉堡大学受过科班训练的中古伊朗语学者，跟从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主攻于阗语，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各馆收藏的于阗语文献自然也就送到她这里进行整理研究工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2013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了三篇文章：（1）段晴《于阗语〈僧伽吒经〉残叶》（英文本载ARIRIAB, 14, 2011），前面介绍了这部佛经的流布情况，此前在和田已经发现过145写本，这次新比定出来的新博残片共4件，但内容都是此前残片所没有的，所以十分珍贵。本书刊布了彩色图版、拉丁转写、汉语译文、对应梵文本、两种佛典汉译本、词汇注释。（2）段晴《于阗语〈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残叶》，5个残片，大概属于两个纸叶。这部经的梵本曾经在吉尔吉特发现，但于阗语是首次发现，因此极为重要。整理工作包括彩版、拉丁转写、汉语译文、对应梵文转写和汉译、藏译、义净汉译文、词汇注释。（3）段晴、叶少勇《未知名于阗语、梵语佛经抄本残片》，是一些文字很少的佛典残片，只作转写和汉译文。

段晴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2015年1月由中西书局出版，刊布了国图所藏一批于阗语佛典和三件于阗语案牍文书，仍然是按照学术界整理西域语言文字文献的规范，包括图版、解说、拉丁转写、汉语译文、词汇注释等项，对于不同文献，处理方法稍有差异。

段晴教授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

于阗语佛典部分基本上按编号顺序整理，其中比定出名称或内容的文献如下：（1）《对治十五鬼护身符》，写本尾部有原题“对治十五鬼护身符”，是保护受胎妇女和儿童的符咒。题记表明此卷是属于一个名叫Säväkä的女子。在和田沙漠遗址中发现的写本，大多残缺不全，像这样近两米长的写本，而且还有经题和题记，实在很少见，因而异常珍贵。段晴此前有专论发表（《敦煌吐鲁番研究》11，2009年）。（2）《智炬陀罗尼经》。（3）《菩萨入胎降生》，内容确定，但未比定为哪种经。（4）《金光明经》，有2残叶，分别相当于义净汉译本的《散脂品》和《诸天药叉护持品》。这件《散脂品》抄本与已知抄本均不同，而且内容多于梵文本，与义净汉译本接近，很富研究旨趣。因为其重要，段晴此前已用中英文发表了研究成果（《敦煌吐鲁番研究》9，2006年；ARIRIAB, 10, 2007）。（5）《百五十般若波罗蜜多经》，即《理趣般若经》。（6）《赞巴斯特之书》第二章。此为于阗人自己编纂的佛教诗体著作，发现残片极多，段晴的于阗语导师恩默瑞克曾有刊本（The Book of Zambasta,London, 1968）。这次段晴又比定出一叶，而且原有页码“119”，比此前发现从146叶起始的要前面很多，是一重要发现，这可以说是学术接力的最好证明。（7）《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是这部经的最后一叶，此前发现品中未见。此经过去段晴曾比定过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残片（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1993年）。（8）《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除此之外，整理者还从私人手中看到一件该经完整的长卷，计有539行，出版了一部专著《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西书局，2019年4月）。还有一些未能比定的经典，有些写本从外观看像是《赞巴斯特之书》或《金光明最胜王经》，但不能确定。

段晴教授《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此前已经比定的于阗语佛教文献，恩默瑞克《于阗文献指南》（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92）做过详细的梳理。段晴的上述比定，又为丰富的于阗佛教藏经添砖加瓦，给今后于阗佛教的研究有了更为丰厚的材料。

       与佛典相比，于阗语世俗文书的价值更大，特别是对于我所关心的于阗历史方面，更是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木匣（木函）案牍文书的发现，有些还是属于一个人物，而且大多数带有于阗国王的纪年，因此异常引人注目。我们按照段晴考订的于阗王纪年先后，依次介绍其整理研究成果。

新疆博物馆收藏有四件于阗语案牍，虽然来自民间征集，但从内容知道原本出自一个遗址，因为内容均属于叫福清（Sudapuñä）的一家人。段晴陆续做了解读工作，三篇文章都与新博的侯世新、李达联合署名，解读当然是段晴教授手笔。

《于阗语大案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初唐案牍研究》一文（《唐研究》22，2016年）刊布的木匣较一般案牍要大，故称之为“大案牍”。案牍内容实际上包含了两件契约。封牍内底层的文字是于阗王Vijinta Sinhä（伏阇信）第38年拔伽盼福里购买女子泉儿的契约。后来这件文书被涂抹掉，上面重新写另一契约，但涂抹的不够彻底，所以底层的文字还大致可以看出。后写的案牍是于阗王Viśya Saṃgrrāmä（伏阇雄）第12年福清购买女子炫彩及其子阿尤勒的契约。

《石汉那的婴儿——新疆博物馆藏一件新出于阗语案牍》一文刊布的案牍（《敦煌吐鲁番研究》18，2018年），记录了伏阇信王第49年（660年前后）福清从石汗那人那里收养了一个男孩，有石汗那朝贡者、向导以及当地官人作证。

《于阗伏阇雄时代的两件契约》一文刊布了两件案牍（《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年），一件是伏阇雄第5年福清在帕城购买一幼儿乌尼萨里的契约；另一件是伏阇雄第8年福清为自家庄园内的人偷了其他人家的芝麻而被罚款的赔偿记录。  

段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刊布了三件于阗语案牍文书：

《高僧买奴契约》案牍文字写在木匣盖子的正面、内侧及底托内侧，内容是于阗王Väkrraṃ （伏阇璥）第4年（695年）杰谢人伊斯呵李出卖可鲁萨给屋悉贵的法师起贤，多人出为证人。其先期研究成果是《于阗语高僧买奴契约》（《敦煌吐鲁番研究》11，2009年；收入作者《于阗·佛教·古卷》时增加了部分注释，并做了订正）。

《舅卖甥女契约》案牍上有两份契约，底牍内侧是Viśya Sīhyä（尉迟伏师）王第9年保诺罗村人帕甘搦将自己的外甥女明艳卖给曼萨的契约；底牍外侧则是毗湿纳詹得利摄国第一年契约，同样是帕甘搦出卖明艳，买主的名字变成裴捺，整理者认为他就是曼萨。其先期成果是《〈舅卖甥女〉案牍所映射的于阗历史》（《古丝绸之路：2011亚洲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2013年）。

《伏阇达五年蠲除契约》案牍记录了于阗王Viśya Dharma（伏阇达）治世第5年（732年）杜弥萨劳族落的贺悉具布为典押其子亨举给克舍罗族落的怄悉具而产生的诉讼问题。其先期成果是《〈伏阇达五年蠲除契约〉案牍》一文（《敦煌吐鲁番研究》13，2013年）。

对于《高僧买奴契约》《伏阇达五年蠲除契约》两件案牍考释的未尽之处，段晴又撰写了《于阗文书所见古代于阗的典押制度》一文（《敦煌吐鲁番研究》14，2014年），从新释读出的draṃmāja-（典押物），对上述文书的释读做了补充改订。作为旁证，还转写翻译了Or.9268a于阗语案牍，内容是遥居力（Yagurä）以2500文典得水作为抵押的文书。此文的英文本作为附录二收入本书（原载Eurasian Studies, 2, 2014），而其中的《遥居力以2500文典得水作为抵押》一节的中文本则作为本书的附录一。附录三是专属名词，附录四是案牍类文书词汇。最后是参考文献。

和田策勒县文管所获得公安部门移交的一批盗掘文物，其中有四件于阗语案牍文书，其图版已经发表在《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一书中。段晴的整理工作如下：

段晴《关于古代于阗“税”的辩考——基于策勒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于阗语案牍所做观察》一文（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2022年待刊），转写、翻译、考释了一件三面书写的案牍，是于阗王伏阇达第3年（730年前后）勃那罗村的疏里吉、疏里捺兄弟二人因为无力交纳国家税钱，他们的庄园、土地、水将被剥夺，抵押给勃亮南迪与勃罗南迪，后者代为交纳各种赋税。作者借此文书，探讨了于阗的税收情形。

另一件木匣案牍是段晴《买卖僧房舍契约》一文的主题（《敦煌學》36，2020年）。这件案牍仅存底牍，略有破损。底牍内侧先写，是比丘福贤买房契约；底牍外侧后来再次书写，是尉迟曜6年（772）比丘月贤和美誉贤买房契约。  

段晴还联合策勒县文管所一起发表《尉迟曜11年裴捺卖地案牍》（《西域文史》7，2012年），释读的案牍内容是于阗王尉迟曜（Viśyi Vāhaṃ）第11年（777）勃罗南迪与思略从裴捺及其子耶摩赐处购买土地的契约文书。随后，她又收集海内外于阗语文书中有关裴捺其人的各种记录，撰有《裴捺的人生轨迹》一文（《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2015年；英文本载Commentationes Iranicae. Festschriftto Prof. Vladimiro f. Aron Livschitsnonagenario donum natalicium, St. Petersburg , 2013），利用国图、策勒县文管所以及海外藏卷，按年代顺序勾勒出裴捺一生若干事迹。这就像她的《萨迦牟云的家园》一样，透露出在整理刊布新材料的同时，能够把新旧材料融会贯通，写出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物鲜活的历史。

2008年1月，笔者带队前往和田考察，在和田地区博物馆展览中，看到一件比较完整的于阗语文书，于是与馆方商议，带回来交给段晴教授解读。她很快完成释读工作，并联名和田博物馆，一起发表了《和田博物馆藏于阗语租赁契约研究——重识于阗之“桑”》（《敦煌吐鲁番研究》11，2009年；英文本载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19, 2009），特别强调这件租赁契约中有关桑的记录之重要。

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不少纸本书写的于阗语世俗文书，段晴教授已经对其中一些重要文书陆续展开研究，并发表了部分成果。其中主要有：

BH1-15汉语于阗语双语名籍，应当是派役的名录，因为是按照“村”来登记，所以对于认识于阗古代的基层社会结构很有帮助，也对于阗胡人名称的汉文对证，提供很多音译的例证，十分难得。段晴先是用英文撰写《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中的“Bisā-”和“Hālaa-”》（Journal of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3, 2009），随后有用中文发表了修订本《关于古代于阗的“村”》（《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2010年）。

BH1-17是一位唐军官健名吕珎者用胡语写给杰谢胡人首领悉略（思略）、勃延仰、梅捺、阿童等人的牒，是为了催征当地胡人百姓交纳差科钱、驮脚钱以及其他钱、物等，又据文书中kvakhaihvū“郭开府”为781年任四镇节度使郭昕的比定，而判断此牒文大概写于782年前后。段晴对此的解读论文为《吕珎胡书——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BH1-17于阗语文书的释读》（《西域研究》2022年2期）。

BH4-135是一件收支计帐文书，内容丰富，有土地、酒、丝绸的支出记录，有用毡毯交换物品的记录，有用铜钱购买生活用品、谷物、酒、织物等，还有乡长老、法师友贤等在媲摩收税钱的记录。段晴对此于阗语文书做了详细的考释，并且联系到应当有密切关联的BH4-136，这是一个带有封泥的长纸条，上面有一行粟特语，提到商队首领萨保。由此段晴认为这件计帐文书，很可能是粟特商队在于阗落脚后，拜托当地寺院的法师帮忙购买土地和各种用品，所以她的文章名为《粟特商队到于阗——BH4-135之于阗文书的解读》（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2016年）。

就新疆博物馆所藏于阗语世俗文书，段晴在《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中发表《萨波Vaisa之牒所隐括的社会变迁》，整理的一件纸本文书。这是萨波Vaisa的一道指令，要求拔伽之地的人缴纳税钱。在拉丁转写和汉语译文之后，作者又结合已出文书，详细探讨了于阗文书的格式，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从“部人”的含义，讨论到于阗从唐朝治下到吐蕃统治的转变，而本文书则是吐蕃统治初期所写。另外，段晴、郭金龙《于阗语世俗文书残片》刊布其他比较碎的世俗文书，整理方式相同。最后是张湛对一件《残余的粟特语书信》的转写和翻译。

此外，段晴团队已经开始对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语文书的研究，这些文书有些与国图藏卷有密切关系。段晴、李建强《钱与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解析》一文解读了一件双语的欠钱名簿（《西域研究》2014年1期）；范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一件于阗语文书》一文刊布了守官瑟尼洛牒文（《语言学研究》28，2020年）；段晴最近发表《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1期），对这批文书给出了一个定位。

段晴教授在前人基础上，根据新材料，对于一些于阗语难解词汇做了新的解说，对于新出现的词汇做了解读，在于阗语言方面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是引领了当前国际于阗语研究的风尚。这些世俗文书涉及于阗历史的许多方面，包括王统世袭、社会组织、契约关系、税收制度、居民构成、农业种植等等，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结  语

    如上所述，可以看到段晴教授和她的团队在西域古代语言文字材料的解读研究上，取得了非常丰厚的学术成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我觉得有几点特别值得表彰：

一，解读古文书，是打硬仗，因为一篇文书放在眼前，无法回避，只能面对，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所以这是绝学，要绝地逢生。段晴教授在一些场合也在大力宣扬这种研究的重要，希望受到关注。但在我看来，这种研究与现实关联度不大，这样的冷门绝学也不需要热起来，热了，就不是绝学了。由此之故，段晴团队的文章大多数并不是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而大多数是在《敦煌吐鲁番研究》《西域文史》《创价大学高等佛教学研究年报》等专刊上推出，但这其实代表着最高学术水准。而且她们的论文常常是成组地推出，这种推出方式以及把哪类佛典和文书给什么刊物，看来是有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的，因此很有学术冲击力。

二、这些西域文书的解读研究，在国际上是属于伊朗学、印度学、中亚学领域，因此备受关注，但这些学术领域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因此，这个团队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野，把陆续取得的研究成果，用中英文同时发表，这就是我们从本文注释中看到的，大多数中文文章都有对应的英文论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要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段晴教授大声疾呼：“中国学者必然将参与这些世俗文书的解读，恢复出逝去的文明的故事。”西域文书研究是一个高精尖的绝学，因此谁能做到最好，并展现出去，谁就引领国际学术潮流。

三、在整理西域出土文书这样繁杂的工作上，一定要有团队，成员一定要有团队精神。以段晴教授为核心，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巴利文研究团队为主力，以段晴教授历年来带的研究生为协助力量，分工合作，按部就班，把一批批佛典，一件件文书整理出来，一些学生毕业了，又一批学生进入这个团队，不仅完成了任务，也培养了人才。

四、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她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枯燥的文字解读中，读出原文的情境，甚至追寻到原本的遗址，回归现场，寻找事件主人的家园。为此段晴教授曾带队到和田、尼雅古代遗址进行考察。我们从段晴的《萨迦牟云的家园》《裴捺的人生轨迹》等篇章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追求，让历史文书的记录活灵活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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