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射潮传说与10世纪杭州的海塘建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陈烨轩

摘要：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在杭州主持修建捍海石塘，在民间留下了“钱王射潮”的传说故事。此故事的可信源头是北宋初年《吴越备史》，其后不断增入新的元素，但可证为道教故事。宋代僧人为此创作了六和塔镇潮的传说，与之针锋相对。捍海塘的成功修筑，主要得益于海塘修筑技术的创新，即因地制宜地改良了源于内河堤坝修筑的竹笼法，同时得益于东汉以来积累的潮汐知识的实际利用。捍海塘的修建保障了杭州湾沿岸地区的环境安全，是港口城镇发展的基础。潮汐知识在航海中作用巨大，是海船进出港的知识保障。海洋知识的积累以及相关工程技术的创新，正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钱镠 捍海塘工程 吴越国 道教徒

在五代钱氏吴越国和北宋前期的建设下，杭州从普通的州郡成长为北宋的东南第一州。杭州的崛起史有海洋史的背景。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开平四年这一年：

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胡三省注为：“今杭州城外濒浙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皆钱氏所筑。”捍海石塘的修建，缓解了海潮入侵对杭州的威胁，保障了农业、商业等发展。

关于钱镠如何修建石塘，民间流传着“钱王射潮”传说。传说中，钱镠苦于石塘未能修成，命令士兵一起拉弓射箭射向钱塘江潮头，迫使潮水退避转向，石塘因此顺利修成。民间传说当有真实发生的历史作为蓝本。那么，这一真实历史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里面蕴含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钱王射潮传说的文本

1. 钱王射潮传说的母本

据说，钱王射潮传说最早见于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其文云：

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钱尚父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渐退。罗刹石化而为陆地，遂列廪庾焉。

但这段文字不见于今天流传的《北梦琐言》，而是出自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一诗的施注，即南宋施元之父子的注释。文本的来源存在一定可疑性。

目前更为可靠的传说母本见于《吴越备史》。该书旧题为宋武胜军节度使掌书记范垧、巡官林禹所撰，然而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李最欣的考证，此书作者实为吴越末代国王钱俶之弟钱俨。《吴越备史》记载：

（后梁开平四年）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涛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

（原注）初定其基，而江涛昼夜冲激，沙岸板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又亲筑胥山祠，仍为题诗一章，函钥置于海门，其略曰：“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唐借取筑钱城。”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

按照这段记载，钱王射潮有三个关键步骤：（1）命令五百名强弩手向潮头射箭；（2）修建胥山祠；（3）题诗一首，封印在海门上。这三个步骤使得潮水转头，筑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胥山祠”即祭祀春秋时期吴国重臣伍子胥的庙宇。唐元和十年（815）十月，杭州刺史卢元辅撰《胥山祠铭》，肯定了伍子胥作为地方保护神的地位。据《吴越备史》引佚名氏《封胥山祠》记载：唐乾宁三年（896），钱镠在抵御董昌的进攻时，曾以“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堧一隅无所患矣”。这说明钱镠很早就希冀借助伍子胥的“神力”，来解决在江海上遇到的困难。

“海门”指龛山和赭山。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浙江之口，有两山焉。其南曰龛山，其北曰赭山，并峙于江海之会，谓之海门。

“龙神”是中古时期重要的海神，在两浙尤为如此。白居易刺杭时，曾撰有《祭龙文》；据传钱镠也撰有《建广润龙王庙碑》《投龙文》等。龙王形象的来源有佛教因素，并带有佛教化的印记。但在《吴越备史》的行文中，龙神应视为道教体系中的神祇。钱镠先祭拜胥山祠，又题诗一首，献给水府中的龙神，这是道教的仪式。

我们认为，《吴越备史》是后世钱王射潮传说的基本源头。《宋史·河渠志》在论述浙江（今钱塘江）海塘的筑造时，基本沿用了前者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曾撰《表忠观碑》，碑文中有“强弩射潮，江海为东”的文字。这就说明，北宋时这则传说在杭州当地得到了官方的肯定。

然而，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都没有提及这段传说。这说明，北宋时期此故事还未获得首都位于开封、洛阳的国家知识精英的肯定。到了南宋，此传说不仅见于官修的地方志上，也见于各种笔记中，这应该与杭州被提升为南宋的国都、文化实力增强有关系。

2. 朱熹与“临安铁箭”

朱熹曾评论道：“临安铁箭，只是钱王将此摇动人心，使神之。”换言之，钱镠射潮是一种政治宣传行为，目的在于使自身的统治神圣化。朱熹这一见识非常超前，以至于五百多年后，清乾隆朝的江宁府教授沈清瑞在撰写《射潮考》时，仍然“以此语为未然”，并认为：“古人之以一诚孚水德者，当与钱王不殊也。”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国的开创者，“摇动人心”是他凝聚人心、维护统治的常规手段。《吴越备史》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后唐天成三年（928）“夏六月已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之。王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堕浙江而死”。此段文字即为“飞蝗过境”的故事，常用于古代循吏的事迹书写模式，这里被用来神化钱镠的统治。

当然，在肯定朱熹见识超卓的同时，还需回到此一评论的语境。事实上，“临安铁箭”并未见于前引《吴越备史》。朱熹提到的“铁箭”，实则钱镠射潮后留下的一处景观。据《（咸淳）临安志》：

铁幢浦在今便门侧。土人相传云，吴越王射潮箭所止处，尝立铁幢，因以名之。又有闻诸钱氏子孙者，谓钱王筑塘时，高下置铁幢凡三，以卫水。此则其一也。淳祐戊申，赵安抚与筹买民地，置亭其上。

又据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

五代钱王射潮箭，在临安府候潮门左首数步。昔江潮每冲激城下，钱氏以壮士数百人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此潮头退避。后遂以铁铸成箭样，其大如杵，作亭泥路之旁，埋箭亭中，出土外犹七尺许，以示镇压之意。然潮泛之来，常失故道，临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按照王瑞来的考证，刘一清其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真实身份有道士、淳安县教授、他人托名三种说法。观此记载，可知其道教色彩浓厚。《（咸淳）临安志》成书于南宋末年，比《钱塘遗事》稍早。后者所谓“作亭泥路之旁”，似乎与前者的宋淳祐八年（1248）“赵安抚与筹买民地，置亭其上”一事存在关联。《（咸淳）临安志》作为官修方志，对民间传说的处理比较严谨，所以特别说明是“土人相传云”。《钱塘遗事》的叙述更完整：钱镠射潮后，铸造了大如木棒的铁箭，即《（咸淳）临安志》所云的铁幢，埋在射潮处，露出地面的部分还长达七尺，这是为了厌胜潮水。《梦粱录》沿用了《（咸淳）临安志》的记载。

由此可说明，朱熹的评论是针对民间的“铁箭”传说而言的。不过铁幢浦在北宋中叶已经存在，王安石就曾经写有《铁幢浦诗》。南宋中叶的《舆地纪胜》也记载了铁幢的故事。关于铁箭，明代徐一夔曾撰《辨铁箭》以作考证：

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旧便门街东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铁箭；一在旧桥门外，皆堙塞于居民。仅存其在利津桥者，又为民居所蔽，若不表识，久成堙塞。此实幢也，近世有赋铁箭者，遂指此幢为箭，认幢首为镞首。不思方射潮时箭已逐去矣，岂能存。且镠虽英雄，其所发箭，亦不过致一时之精诚，未必异于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又谓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为神异，此尤不察其下有关键之故也。至惑于《夷坚志》之说，谓此矢拔则龟目红，其言犹谬。今恐以讹传讹，故力辨之。

据此可知钱王射潮故事到明代有了更多细节。此时传说中的铁箭所在地共有三处，但从仅存实物来看，是铁柱而非铁箭。徐一夔所引《夷坚志》的文字不见今本，或为逸文，但可看出铁箭传说在民间日益广泛流传。

用射箭的方式厌胜潮水，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比如《水经注》载晋代贰师将军索劢在楼兰屯田射水，后世还流传过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岭南射潮的故事。企图借神力镇压海潮的做法在宋代也有记载，如两宋之际方勺的《泊宅编》云：“政和丙申岁，杭州汤村海溢，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朝廷降铁符十道以镇之。”考虑到宋徽宗以崇信道教而闻名，通过降铁符来镇压海潮的行为是有其时代特点的。更典型的例子应该是六和塔的修建。

3.六和塔与镇潮

曹勋《六和塔记》云：

钱氏有吴越时，曾以万弩射潮头，终不能却其势。后有僧智觉禅师延寿同僧统赞宁，创建斯塔，用以为镇。相传自尔潮习故道，边江石岸，无冲垫之失，缘堤居民，无惊溺之虞。闻者德之，而武林郡民日由之而不以为德。

六和塔修建于吴越国时期，北宋末年方腊起义时被毁。绍兴二十二年（1152），宋高宗下诏重修此塔。绍兴二十六年，在僧智昙的主持下，此塔重建完成。《六和塔记》正为纪念重修而作。这段文字追忆了六和塔初次修建的历程：钱镠射潮，依然不能降低长期潮水汹涌带来的破坏。于是高僧延寿和两浙僧统赞宁二人合作主持了六和塔的修建，用于镇压潮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一代，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均未提及六和塔，甚至《宋高僧传》和南宋末年刊行的《佛祖统纪》也未提及延寿修建六和塔的功绩，这说明六和塔的镇潮神话仅存在于杭州民间。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六和塔镇压海潮的神话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

（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吏部尚书兼侍讲林大鼐言：“武陵、江山之会，大江潮信，一日再至。顷者江流失道，滩碛山积，潮与洲斗，怒号激烈，一城为之不安枕。虽诏守臣、漕司专意堤埽，日计营缮，才成即决，不支年岁。臣以为，南至龙山，北至红亭，二十里间，乃潮势奔冲之下流，正迎敌受患之处，虽缮治无益也。望选历练谙晓之士，专置一司，博询故老，讲究上流利病、古今脉络，而后兴工。或者谓钱塘之潮，应有神物主之。葺庙貌，建浮屠，付之有司，此亦易事。”时六和塔坏，又伍员祠以火废，故大鼐及之。

辅臣进呈。上曰：“恐浸淫为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溢时，治之为易。又旧有塔庙，阴以相之，虽出小说，亦不可废，宜付礼部看详。”

绍兴年间，钱塘江潮为患。高宗重臣林大鼐认为，钱塘江的海潮，应当是有神力在起作用，所以不仅要整修石塘，也要修葺道教和佛教的寺庙，即上文提到的伍子胥祠和六和塔。宋高宗认为，以前的塔、庙暗中帮助镇压潮水，这虽然出自小说家言，但仍应重视，需要由负责国家祭祀的礼部认真处理。这实际上承认了六和塔的镇潮之力，并将其纳入国家的神灵崇拜体系之中。这就给六和塔寺壮大力量提供了契机。《宋史·程大昌传》云：

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寝其命。

六和塔寺因被认为镇潮有功，得到皇家表彰受赐田产，虽然豁免科徭的请求最终被驳回，但可以看出其势力的扩大。在此背景下，钱王射潮的传说有了新的变化。原本钱镠借助伍子胥的神力，使得筑造海塘的工作顺利完成；但在《六和塔记》中，六和塔的神力明显更为强大，达到了镇压海潮的效果。尽管曹勋是宋朝的官僚，但《六和塔记》无疑是站在佛僧的立场上写的，这从此文对主持重修工作的智昙的赞美之辞中就可看出。

两浙地区的佛教，从吴越国到两宋，一直十分兴盛。吴越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是佛教事业的支持者。《吴越备史》记载的钱王射潮故事里，钱镠借助的是道教的力量；到了南宋初年，这个故事又增加了佛教的因素作为后续。这背后可以看到佛僧的力量。

4.钱王射潮传说的定型

进入明清以后，钱王射潮的故事基本定型。清嘉庆年间，出现了汇编性质的《捍海塘志》。《捍海塘志》中有一篇题为钱镠曾孙钱惟演所作的《筑捍海塘遗事》（在《钱氏家乘》中名为《射潮记》），此文对钱王射潮有详细记录。

今天《钱惟演集》的校者收入此文时，曾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事实上，在明代以前，所有论及钱王射潮传说的材料中，均未引用此文；而且此文涵盖了南宋之后才出现的故事元素，更不当为北宋时期的作品。《钱氏家乘》的成书情况相当复杂，绝非可以轻易相信的材料；比如它所收录的《武肃王筑塘疏》，就被证明是伪作。《筑捍海塘遗事》的情况应该属于同类。

尽管《筑捍海塘遗事》当为后世托名之作，但仍可反映钱王射潮传说在清代的流传情况。现移录如下：

谨按：曾王父武肃王，以梁开平四年八月筑捍海塘。怒潮急湍，昼夜冲激，版筑不就，表告于天，云：“愿退一两月之怒涛，以建数百年之厚业。”祷胥山祠，云：“愿息忠愤之气，暂收汹涌之潮。”函诗一章，置海门山以达海神。

遂命将督率兵卒，采山阳之竹，使矢人造为箭三千只，羽以鸿鹭之羽，饰以丹朱，炼刚火之铁为镞。既成，用苇敷地，分箭六处。币用东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黄二十丈，鹿脯、煎饼、时果、清酒、枣脯、茅香、净水，各六分，香灯布置。

以丙夜三更子时属丁日，上酒三行，祷云：“六丁神君、玉女阴神、从官兵士六千万人，镠今赍洁，奉清酒美脯，伏望神君歆鉴。镠以此丹羽之矢，射蛟灭怪，竭海枯渊。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愿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

祷讫，明日，命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及发五矢，潮乃退钱塘，东趋西陵。余箭埋于候潮、通江门浦滨，镇以铁幢，誓云：“铁坏，此箭出。”又大竹破之为器，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济”“未济”二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岸益固也。

此故事除了增加“铁幢”部分外，其他基本元素和《吴越备史》相仿，但叙述要详细得多。其中的打醮环节与北宋《地理新书》的记载十分相近。此外，《筑捍海塘遗事》还专门叙述了卦数在海塘修筑中的作用。

综上，《筑捍海塘遗事》的作者当有道教背景，并且熟知钱王射潮传说的流传。清代《海塘录》引用了此文，表明此文创作时间不晚于清代中叶。

让我们通过表1，总结钱王射潮传说的基本元素及其产生的年代。

表1 钱王射潮的故事结构

如表1所示，钱王射潮传说尽管在后世增加了许多内容，但始终是一个道教故事。六和塔的传说表明了佛僧对道教故事的反应。这或许说明，在钱镠筑造捍海石塘的过程中，道教的因素起到关键作用。

古代的科技常常要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这是不足为奇的。与西欧中世纪的炼金术师（Alchemist）对化学发展的贡献相仿，中国中古时期的道士在科技发展上也有突出的贡献，比如火药的发明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航海史上更是如此，比如航海罗盘和堪舆罗盘在形式上是接近的；在航海出行前，也必定要举行祈风仪式。近年，周运中撰写专著，阐述了先秦到唐代道士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联系上文引用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神文时代，当地民众相信钱塘江潮是龙王在发挥神力，需要借助伍子胥的力量来镇压。所以，钱镠在道士的帮助下举行射江潮的仪式，这是合乎现实的。然而仪式的及时举办和石塘的成功修筑，离不开对科学规律的把握。这体现在对潮汐认识的全面和筑塘技术的改进两个方面。

二、钱王射潮背后的海塘工程和潮汐学知识

1.捍海塘遗址与竹笼巨石技术

宋代以后，两浙海塘大规模兴修，一直到清代最终完成。清乾隆朝的《两浙海塘通志》《海塘录》就是对东南沿海海塘修筑史的总结。

尽管唐代以前浙江就有海塘的建设，但那还是零星进行的；钱镠大规模筑造捍海石塘，正开风气之先，加之其人的名望和功绩，所以为后世所铭记。从上引《吴越备史》可以看出，开始修筑捍海石塘的时间是开平四年八月，具体修筑的程序分为三个步骤：（1）运来巨石；（2）用竹笼将巨石固定住；（3）在石塘前植入大型树干，作为防护。

1983年，五代时期捍海石塘遗址被发现并发掘，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城路。198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五代钱氏捍海塘发掘简报》（以下简称1985年考古简报），其中写道：“五代钱氏捍海塘遗迹暴露于距地表约3米深处，其上叠压六个地层”，“揭去上面六层堆积，就暴露了钱氏捍海塘”；“捍海塘是用石头、竹木和细沙土等材料筑成的。海塘基础宽25.25、面部宽8.75、残高5.05米。钱氏捍海塘属‘竹笼石塘’结构，它有扎实稳固的基础，有立于水际的巨大‘滉柱’和建筑讲究的塘面保护层”。简报引用的主要文献为清代成书的《捍海塘志》，如上文所述，此文献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甄别。

2014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捍海塘遗址迎水面、顶面、背水面进行考古发掘，相关成果发表在2015年2月13日的《中国文物报》上。按照这次的发现，可制成表2。

表2 2014年捍海塘考古发现情况

2015年的考古发现“以T3～T4为例”，将捍海石塘遗址的层位关系分为11层，其中：

⑦至⑧层为北宋早期增高的海塘，系沙土质塘体，厚约2.3米，较纯净，包含的瓷片很少；⑨层是五代吴越国修缮海塘增高部分，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唐五代瓷器残片，多为碗、罐、盘、壶等生活用具；⑩层是五代吴越国钱镠修筑的海塘本体及文化堆积，出土了晚唐时期越窑瓷器；⑩层以下是钱塘江潮水冲积的原生粉砂土。

然而正如2015年考古发现所指出的那样：捍海石塘“从五代到北宋初年，经过三次不同规模的修缮增筑”。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利用南宋时期袁褧所写的《枫窗小牍》，论述过钱塘江口海塘的历次修筑。事实上，由于沙坎沉积等作用，杭州城东南段的海岸线不断东移，到北宋中期吴越时修筑的海塘已经失去作用。但钱塘江口的海塘建设，并未止步。

吴振华曾讨论宋代钱塘江海塘的修筑情况，可惜没有给出处。事实上，《枫窗小牍》就对宋代钱塘江口海塘的修筑作了详细的叙述，《读史方舆纪要》也有一定的补充。杭州钱塘江博物馆的陈伟等学者对钱塘江口海塘的修筑方法进行了很好的历史梳理，在陈伟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将宋代的石塘修筑法简写为竹笼法、柴塘法、叠石法等。竹笼法，如上文所述；柴塘法放弃了竹笼巨石的旧例，采用木柴和土相互夯筑的方法；叠石法使用石板叠成迎水面，这是竹笼法之后的技术革新。

宋代杭州钱塘江口海塘的修筑，如笔者所整理的表3所示。

表3 后梁至宋代杭州钱塘江口海塘（“杭州江堤”）的修筑情况

表3 后梁至宋代杭州钱塘江口海塘（“杭州江堤”）的修筑情况-续表

从表3可以看出，北宋初年李溥等人曾经对捍海石塘进行重修。沈括《梦溪笔谈》对北宋时期的捍海塘有所叙述：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巨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按此记载，大约在北宋前期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钱氏捍海堤旧有的木桩（“滉柱”）就被拔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曾复述上引文献，并认为：“这大约是张夏用木笼代替竹笼的时候（1035～1040）。”不过，按照1985年考古简报所示，五代捍海塘所在的地层得到了保留，北宋时期被破坏的是海塘的顶层。因此，沈括的记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

另一方面，后世对于这些木桩的来源及其坚硬性有过美妙的传说。《捍海塘志》引《神州古史考》云：

江滨有椤木营、罗木桥。考之前史，椤木，日本国所献，钱王卧巨石为塘，中贯以铁，大木为桩。后人修理失时，渐次剥蚀。潮水冲激，合抱大桩参天拔起。土人或盗木截为器皿，文理奇致，乃知即昔所谓椤木也。

这段文献认为，吴越捍海塘所使用的木材是来自日本、质地坚硬的椤木，后来这些木桩由于潮水冲击而露出地面，当地人偷偷盗取这些木材制成器具，纹理奇特，不同寻常。《神州古史考》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曾任内阁中书的钱塘人倪璠所撰，虽然是残本，但对于唐以前杭州的历史地理、人文传说等进行了梳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藤田丰八注意到此则传说，并认为“或可凭信”。但这则记载不见于唐宋文献，可知是后世的民间传说。

1985年考古简报指出：

海塘所用木材，已知有杉木、松木、梓木等几种，文献中提到的“罗木”至今未为我们所认识。

罗木又写作“椤木”，根据榎本涉的考证，可能与日本的“桧木”（ヒノキ）有关联。而来自日本的史料也表明，日本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木材的流通，罗森福（John M.Rosenfield）曾利用日僧重源所作的《作善集》证明：1186～1187年，重源为重建东大寺而在日本周防国寻找木料时，“雇用了一两千人，在两年内，用船运送了超过一百五十根的木材到奈良，另外四根送给中国”。木材被传为“日本国所献”，这反映了古代浙江与日本之间紧密的海上联系。

关于竹笼法，《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这是“按照灌县的做法”，即李冰修都江堰的方法，用竹笼巨石巩固江堰。对于今四川都江堰市二王庙所保存的、1906年书写的《治水三字经》碑文，《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是宋代王应麟创作的，但没有证据。《治水三字经》中有“笼编密，石装健”的句子，《中国科学技术史》解释道：

这些是著名的编制竹笼技术，中国用得很多。有腊肠形的，约10～20英尺长……这些用竹条编制的“腊肠”装满石头，很结实，修建在石基或者混凝土基础上，有两大好处：（a）水能缓慢地排进排出，使渠壁减轻饱胀的压力；（b）对于轻冲积土地基来说，不算太重。

研究中国海塘工程史的张文彩也认为：

李冰父子在四川修都江堰时，就曾破竹为笼，盛之以石，用以筑溢洪用的飞沙堰。显然，钱镠筑杭州海塘就是借鉴于此。

不过，《史记》《汉书》并未记载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时使用了竹笼法。也没有材料显示钱镠直接借鉴了都江堰的旧例。早在西汉，竹笼法已用于修建黄河堤坝。按《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此外，中古时期的中国南方曾流行“在土坑内用编织好的竹篾圈支护井圈”的“竹圈井”。钱镠理应从更晚近的工程中学习。

经实践证明，这种修筑方法不能长期抵御海潮的侵袭和腐蚀，所以被更先进的方法替代。这反映了宋代海洋知识的丰富。

2.八月射潮与潮汐知识

按照《吴越备史》，钱镠修建捍海塘的时间是在农历八月。但八月正是钱塘江大潮最盛之时，为何钱镠要选择在八月修建，而不像上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宋高宗那样，在海潮相对平缓的冬天修建？可能正是八月钱塘江大潮肆虐，迫使钱镠不得不断然选择在不利的时机进行修筑？限于材料的不足，今天很难做出完整的解释。

但能相信的是，这一时期浙江地区和人们已掌握的海洋潮汐规律等知识，会对捍海塘的修筑起到正面作用。甚至传说中所谓的海潮退避转向，也可能与对潮候知识的运用有关。

明朝俞思谦辑录的《海潮辑说》，是研究明朝以前中国潮汐学发展史的基本史料。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潮汐论著选译》《中国古代海洋学史》对中国古代潮汐学知识及其实际运用，有详细的梳理和研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也涉及对潮汐学史的讨论。

杭州湾的海潮属于半日潮；钱塘江潮属于涌潮，是海潮和江水联合作用的结果。唐代卢肇《海潮赋》在回答“客人”第七问“何钱塘汹然而独起，殊百川之进退”时说道：

尝信彼东游，亦闻其揆。赋之者究物理，尽人谋，水无远而不识，地无大而不搜。观古者立名而可验，何天之造物而难筹。且浙者，折也，盖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则右蟠吴而大江覃其腹，左挟越而巨泽灌其喉。独兹水也，夹群山而远入，射一带而中投。夫潮以平来，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为斗。此一览而可知，又何索于详究。

卢肇是望蔡上乡人，会昌三年（843）状元及第。从这段回答来看，卢肇曾经亲见钱塘江潮，并了解中唐已有的潮汐研究。卢肇认为，钱塘江因为河道曲折，形成了汹涌的江水，每当海潮在钱塘江口与江潮相遇时，就形成了壮观的钱塘江大潮。这就是大潮成因的“地形说”。

到了北宋，学者、官员燕肃经过对钱塘江的实地调查后，提出了“沙潬说”。其《会稽论海潮碑》反驳了“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即卢肇的地形说）的旧说，认为：

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其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也。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潬，南北亘连，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未至，洎月经乾、巽，潮来已半，浊浪堆滞，后水益来，于是溢于沙潬，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宜哉。

沙潬即沙滩，现代地理学界常用“钱塘江口沙坎”来形容这种泥沙堆积现象。事实上，钱塘江口的沙坎堆积，对于杭州湾的海陆变迁、港口沉浮、自然景观的变化有重大影响。因主题所限，当另文讨论。在上述引文中，燕肃提出，由于泥沙堆积的作用，潮水到来时受到阻碍。正常情况下，当月亮离开震、兑的方位即东、西方时，潮水已经涌动。但是，在钱塘江口，当月亮经过乾、巽方位即西北、东南方时，潮水来了一半，并且和江水激烈碰撞。之后潮水不断到来，在沙潬的作用下，形成壮观的大潮。

钱塘江潮的地形说和沙潬说在后世影响很大，互有争论，到清代周春的《海潮说》时才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即判断为江潮和海潮联合作用的结果。不过，这时候观潮的地点已经从杭州转移到海宁了。

燕肃的沙潬说是一种学术创新，不过除了宋代外，地形说在历史上仍然是主流。卢肇的说法有古老的学术源流。早在东汉，王充就提出，因河流入海口“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的“涌潮说”。中古时期，道教徒在解释涌潮上也有贡献。《太平御览》引葛洪《抱朴子》认为：

涛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来远者其势大。今浙水从东，地广道远，乍入狭彪，陵山触岸，从直赴曲，其势不泄，故隆崇涌起而为涛。俗人云：“涛是伍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开辟，已有涛水矣。

葛洪认为，钱塘江因山形水势，在入海口形成了大潮。后来，燕肃在回顾前人的海潮说后总结道：

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者，多矣。或谓天河激涌（见葛洪《潮说》），亦云地机翕张（见《洞真》、《正一》二经）。卢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施师谓僧隐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见窦叔蒙《涛志》）。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

燕肃回顾关于钱塘江大潮的旧说，是为了引出自己的见解。这段文字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海潮说的学术源流。其中，“天河激涌”“地机翕张”都出自道教学说，这说明了道教徒在古代海潮解说史中的重要地位。

上一小节在解释钱王射潮的故事文本时，笔者指出这是一个道教的故事，其背后可能反映了道教徒在海塘修筑中的作用。除开宗教的因素，道教徒所掌握的潮汐知识可能确实在射潮仪式中起到了作用。

至晚到北宋，杭州的官府已经掌握了潮候规律。据《（淳祐）临安志》记载，宋至和三年（1056）八月十三日，浙江税监吕昌明复位了杭州的四季潮候表，对季度内每月每天高潮到来的时刻按照干支计时进行记录，并标明了潮势的大小。

在宋代，杭州、明州等地的官府已经能够绘制海潮的实测潮候表。钱塘江潮属于涌潮，不同于一般的海潮，但钱塘江口海潮的情况也是可以被掌握的。官府的实测潮候表，离不开当地民众和学者等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相传赞宁就曾创作潮候口诀。因此，在吴越国时代，运用长期积累的潮汐知识，为射潮仪式选择恰当的时机，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结语

《旧五代史》记载道：

（钱）镠尤恃崇盛，分两浙为数镇，其节制署而后奏。左右前后皆儿孙甥侄，轩陛服饰，比于王者，两浙里俗咸曰“海龙王”。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开宝六年（973），此时吴越还未归附，因此这段记载当来自此前流传的旧闻。龙王不仅是沿海地区民间重要的海神，放诸全国也是重要的神祇。钱镠能被浙江民间称为“海龙王”，恐怕不是生活作风上比拟王者就可以做到的，更可能是因其整治海洋环境的功绩而被民间神格化。到了清雍正三年（1725）六月，钱镠因为修建海塘的功绩，被清廷册封为诚应武肃王，成为朝廷认定的浙江海神。

捍海塘的修建，是钱镠治理海洋环境、开发两浙，特别是杭州地区的重要一环。钱镠在后世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两浙地区的开创之功。钱王射潮故事的演变，正体现了钱镠的神格化过程。

钱镠捍海塘工程的修筑成功，一方面来自竹笼法的应用，这来源于对内河堤坝修筑技术的借鉴；另一方面来自对潮汐知识认识的加深。而道教徒在潮汐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可能被运用到射潮仪式之中。中古时期的科学常常依附于宗教，这是学界的常识。比如，北宋时期对海潮学说史有突出贡献的张君房，同时也是《云笈七签》的编纂者，这就很好地证明了作为科学的潮汐学说和宗教知识的联系。不过，这时候的潮汐学说更多属于博物之学的范畴，比如燕肃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

当然，我们需要从更广、更高的视角来看待10世纪杭州海塘的修建。如果将历史延伸到宋元乃至明清，我们就会发现，捍海塘的修筑其实正是两浙海塘大规模修筑的先声。海塘的修造，从地理环境安全上保障了两浙地区日益繁荣的社会经济，巩固了沿海港口城镇的建设开发，同时也推动了海洋和河流交通的畅通。

潮汐学说的进步，在航海发展史上具有基础性作用。当海舶需要靠岸时，对潮候的把握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在11世纪初期，浙江地区的海洋情况已经为官府所掌握，民间自然也有丰富的认识。这说明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有日益进步的海洋知识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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