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刘威 2022年4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讲堂”第二期在腾讯会议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2005年博士毕业校友杨雨蕾教授演讲，主题为“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和十七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认知”。杨雨蕾教授，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曾为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韩国延世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PIWG）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讲座主持人为复旦史地所的徐建平教授，史地所副所长杨伟兵教授、丁雁南青年副研究员、杨霄青年副研究员等老师亦有出席。线上显示，高峰时段来自上海、北京、杭州、南京、广州、武汉、成都、西安、长春、太原等地高校院校和科研机构近300名听众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徐建平教授主持和介绍了杨雨蕾教授的学术履历与学术成就，杨教授首先表达了对史地所四十周年“校友讲堂”邀请的感谢，也分享了她和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渊源。 随后进入讲座的主题，杨教授以“《中国新地图集》的内容和版本”“《中国新地图集》的文献来源”“十七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认知”三个方面内容，介绍了对《中国新地图集》的版本、内容、文献来源以及影响的研究情况。 
一、《中国新地图集》的内容和版本 杨教授首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中国新地图集》的作者——卫匡国本人及他的经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S.J.)字济泰，1614年9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特兰托（Trento），1632年加入耶稣会，之后便被派往中国传教。1640年3月他乘船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1642年8月到达澳门，1643年10月到达杭州。1643-1650年之间游历江南诸多地方，并亲历明清交替之战事。1650年他被任命为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1653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代理人回到欧洲，前往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1659年重返杭州，《中国新地图集》是他在回到欧洲这段时间出版的，1661年6月6日在杭州因病去世，遗体即被安葬在杭州城外大方井天主教徒墓地，所以卫匡国和杭州关系密切。 
卫匡国 关于《卫匡国全集》的出版背景，杨教授分享道，1997年位于卫匡国出生地的意大利特兰托大学成立了卫匡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和编辑出版《卫匡国全集》，自1998年-2020年该中心完成意大利文本的翻译注释等工作，出版了6卷的《卫匡国全集》，第1卷为《书信集》、第2卷为《小作品集》，《中国新地图集》是其中的第3卷，共上、下两册， 第4卷为《中国历史第一部十卷》、第5卷为《鞑靼战纪以及其他》、第6卷为其他文献和索引。 关于《中国新地图集》的版本，1655年出版了拉丁文本，同时1655年还有德文本、1656年荷兰文本、1656年法文本、1658-1659出版西班牙文本，除了西班牙文本，其他均存在单独出版以及作为 《新地图集》第6卷出版两种情况。1663-1672年《大地图集》出版，有拉丁文本、法文本、荷兰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其中拉丁文本中，《中国新地图集》被收录在第10卷。 杨教授介绍了《中国新地图集》的目录情况，在卷首彩色插图、卫匡国呈文和出版许可等内容之后，正文主体部分除了地图，还有大篇幅的文字内容。指出如黄盛璋先生所言，这部地图其实为地图和地志合二为一之作。正文的主体为17幅地图，其中1幅中国总图，15幅分省地图和1幅朝鲜半岛、日本、辽东合图，且17幅地图四周有经纬度坐标体系。另外还附有经纬度列表、索引等。讲座向大家展示了相关地图图片，并介绍了地图的尺幅、比例尺、图例和图说等细节。 
《中国新地图集》地图展示 二、《中国新地图集》的文献来源 关于《中国新地图集》文献来源，杨教授从卫匡国在《中国新地图集》序言中总结到中国地理知识来源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相关文献，二是本人的亲自游历，三是来源于他人的信息。卫匡国参考的中国书籍，其本人在其著述中并没有具体说明，杨老师在学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就《广舆记》、《广舆图》和《大明一统志》以及卫匡国参考的版本及内容做了介绍与考论。 通过研究，杨教授发现卫匡国具体参照的《广舆记》版本是收藏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的凝香阁刻本，卫匡国在这部《广舆记》上留下的工作痕迹，包括对地图的剪贴，以及在地图和文字说明上的注记，尤其地图上的注记内容甚多。再结合上海师范大学林宏老师的研究，可以发现卫匡国绘制《中国新地图集》主要参考的就是这本《广舆记》。 关于是否参考《广舆图》，前人研究认为《中国新地图集》的户口、税收在内的统计数字多数和《广舆图》的记载可以对应，从地图细部绘制的角度，部分与《广舆图》的绘法类似。但是杨教授通过研究总结发现认为卫匡国是否直接参考有《广舆图》尚无明确的结论。同样前人研究中，如白佐良在注文中认为卫匡国参考了《大明一统志》，并大量利用《大明一统志》的内容进行注释。杨教授通过核查卫匡国的相关记述，还未能发现出现在《大明一统志》，但在《广舆记》 凝香阁刻本中无载的内容。所以杨老师认为白佐良认为卫匡国参考有《大明一统志》证据不足。杨老师也提到一个最近的研究，康言指出人口、税收的数据来源自曹君义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 杨教授继续介绍道，中国书籍之外，卫匡国肯定也参考有西方文献，尤其是在地图的绘制上，典型的如“Kia Lake”（加湖），“大流沙”等的绘制，是参考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的部分。明显受到西方文献影响的内容应该还有对中国东南沿海海岸和岛屿的绘制和描述，就台湾岛这一地区而言，在中国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卫匡国无疑是主要依据西方相关资料，来进行具体绘制和描述的。 三、十七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认知 关于欧洲对中国的地理认知，杨教授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出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地理认知，以及卫匡国地图集体现的中国地理认知，并论述了《中国新地图集》的影响与不足： 蒙元之前，西方人对所谓“远东地区”的地理认识主要来源于传说和传闻，基本上局限在以托勒密（公元90-168）时代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时期，多数时间说的是赛里斯人（Seres）、秦尼国（Thin）、北方的赛里斯与南方的秦奈国（Si-nai）、秦尼扎（Tzinitza）和秦尼斯达（Tzinista）、桃花石（Taugaste）等这些不同的称呼。在15世纪以后重绘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东亚混沌一片，用文字表示的一般只是Seres、Sinae和Scythia Extra（外斯基泰）。 蒙元以来，随着使者、旅游者、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到访东方，西方人的中国地理认识逐步扩大。整体来看，在卫匡国之前大体经历有两个阶段，一是受到如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海屯《海屯行纪》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等早期行纪作品的影响。此阶段可以《马可·波罗行纪》为标志，改变了西方人对中亚和更远的亚洲以及部分印度的地理认识，如在中国部分的地图中标绘出 Cansay，即Quinsay（行在，即杭州）的另一种写法，之后的相关地图，可以看到更多与中国有关的地名，包括 CATHAY（契丹）、Quinsai、TANGVT、MANGI（蛮子）等。 蒙元以来的第二阶段是西方大航海之后，以1584年拉丁文版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为标志，该图是欧洲人所制作的第一幅刊印传世的单幅中国地图。该阶段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不再局限在一些不甚明确的地名，《中国新图》以及受其影响而制作的中国地图已呈现出中国的图形，标绘出明代两京十三省以及少量的府州县名，也明显绘制出长城。 随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绘制的相关地图，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更是比较好地标绘出黄河、长江以及珠江等水系，华山、嵩山、恒山等山脉，同时确定了中国所处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部分城市的经纬度；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手稿则制作有分省图。总体看来，蒙元以来到卫匡国之前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走向现实化和具体化。 杨教授继续谈到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问世，卫匡国一方面对相关内容采用西方制图法重新加以编绘和说明，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人大航海以来的地理发现和自己在一些地区的实地考察，并加以分析。除了中国总图和对中国地理状况的整体描述，还制作分省图，对每个省加以说明，内容比较具体客观，反映出他对中国地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综合包括地图和图志在内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卫匡国纠正了之前西方人不少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不仅较好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而且也具体化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点。认为，直到19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地理的认识还深受这部著作的影响。 如卫匡国在序言中首先明确指出，无论是Catay（契丹），还是Mangin（蛮子），所指代的都是居住在中国的居民，并强调“Sinae或China”当来源于Cin（秦），厘清之前欧洲人因为这些不同名称导致的对中国的模糊认识。这是 西方首次表达对“Sinae或China”来源的清晰认识，之后这一观点也基本被大家所接受。 当然，作为一个留居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其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和错误。如卫匡国对于明代地方行政区划认识也存在不足，比较明显的有三处。其一，关于“要塞”，其二，府下辖州县中，府治所在地直接以府名表现，没有列出其附郭县，这主要是受到其所参考的《广舆记》的影响。其三，对于巡抚和总督职，卫匡国应该不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因此也未有区别说明。 在杨教授讲座结束之后，主持人徐建平教授对杨老师精彩报告作了肯定，并谈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表示从杨教授在“《中国新地图集》的流传版本和内容，该图绘制本身的资料来源及欧洲对中国地理认知的变化”等方面的分享中受益匪浅，再次深刻理解了卫匡国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贡献以及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对欧洲认识中国的重要性。交流环节，从事相关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林宏谈了听讲收获，认为杨教授的研究视角非常重要且有趣，如将地图放在时代背景中考虑、将图和图说一起结合研究等，并结合研究经历对卫匡国图的来源等问题与杨老师作了交流。随后，杨雨蕾教授就如何使用地图进行学术研究、欧洲人对印度的地理认知、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地理认知、《中国新地图集》对其他耶稣会士的影响以及《中国新地图集》当时所面对的读者群体及影响等，回答了听众提问。最后，杨雨蕾教授强调研究地图不仅可以获取地图中的知识，还可以继续深入了解绘图者及所处时代的地理认知情况，指出对于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研究还有很大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