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问题的提出

人类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历史中所涉及到的政治、制度、外交、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宗教和民俗风情等等，无一不与人有关，它们都受到人的推动、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首先要研究的应当是人，研究他们的经历和活动，研究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和贡献。最后，对他们的一生，作出如实的评价，这应该是人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

在史学界，尽管学者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但是问题依然多多。例如，从远的来说，人们对商纣王、秦始皇、王莽、曹操、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冯道等帝王将相的评价，就常有起伏和反复，对王安石、司马光、朱熹、王阳明等政治人物和思想家的评价，至今仍很不一致，从近代来说，人们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和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曹琨等北洋军阀的评价，也往往大相径庭，至于当代，对一些已故知名人物，如对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胡适等人，许多人尽管对这些人了解不少，甚至还有亲身交往，但对他们的评价，仍然有所不同，此处就不赘言。

由于对人物的评价不一，所以对他们思想和作为的看法也大异。如言王安石是一位伟大改革家的人，对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就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说它是富国强兵之术；而对王安石评价不高的人，却认为新法只有加强对百姓的剥削，实为“克剥之法”。再如对南宋权相贾似道持全面否定的人认为，贾似道所推行的“公田法”，“实质上是一种官庄制度的扩大”，而“官庄制度是比之地主田庄制更为落后、更为反动的一种士地所有制形态”；反之，认为贾似道是有功有过的人则认为，“公田法”的推行，虽然有不少弊病，“但它使和籴数量减少，军粮供应得到满足，楮币得以减造，粮价得到平易”，对南宋末年政治的稳定和抗击蒙元的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予以肯定。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而这种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又多因外部环境特别是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笔者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不能采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态度，也不能用见仁见智加以讳饰，而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看是推动历史发展还是阻碍历史发展？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的话，历史岂不真正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和任人堆积的一百文大钱？这恐怕就是造成社会上许多人所以对历史研究不甚相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人物中，对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之主的研究和评价甚多，而问题最严重、评价最不公的开国之主，当非宋高宗莫属。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达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因此，拙文不妨以宋高宗为例，谈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02

宋高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中国历史上，宋高宗赵构（1107-1187）可以说是一位比较特殊的帝王，仅举其大要者有三。

△ 宋高宗

第一，他的寿命很长，早年经历却极其坎坷。

高宗享年八十一岁，在秦、汉以降的所有帝王中，寿命之长仅次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萧衍（464-549）和八十九岁的清高宗弘历（1711-1799），位居第三。但是，“梁武帝寿数虽高，遭侯景之乱，狼狈而死”。清高宗虽自夸有“十全武功”，但他继位于康熙、雍正之后的“盛世”，当六十年的统治结束时，留给嘉庆帝颙琰的遗产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清朝。由此看来，萧衍、弘历两人虽然长寿，但是居承平之日者多，而挽乱世之颓者少，前者甚至还不得善终。

宋高宗则不然。他始冠三年后，就遭到大规模战乱，先是二次奉命出使金营，可以说险象环生。接着父母兄弟被掳北去，后来他虽侥幸当上皇帝，却外受金人追杀（共二次：建炎三年二月的扬州大溃败；建炎三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的金将兀术渡江追击至海上），内有流寇横行（二十多个游寇集团，人数多达数百万）、民变和兵变蜂起（仅直接威胁他生命的兵变就有二次：建炎三年四月的苗刘兵变、当年十二月在明州“卫士谋为变”），不仅刚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举步维艰，连宋高宗自己的性命也几乎不保。绍兴和议以后，社会虽逐步走向安定，但为恢复遭到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整顿官僚机构，重振涣散了的人心，任务仍相当艰巨。可是到他“禅位”之时，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巩固，经济和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南宋国家步入了它的繁荣时期。高宗早年这种坎坷经历和后来的许多作为，史书有着大量记载，翻检“二十四史”可以发现，《宋史·高宗本纪》的篇幅长达八卷之多，在所有帝王本纪中仅次于《元史·世祖本纪》，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他是历代帝王中真正实行“禅位”的第一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年龄不过五十六岁，身体健康的高宗，主动将帝位传给了经过多年精心培养的宗室之子赵昚（孝宗）。虽说高宗“禅位”有多种原因，但帝位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宛如自已的性命，岂肯轻易将它放弃？在历史上，为夺取帝位，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者更多（被人称为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他为夺取帝位，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暴行，可谓令人发指），真正主动让位的帝王，在此以前可以说绝无仅有，即使史书有载，也是假“禅位”、真篡夺而已。从近的来看，徽宗所以“禅位”钦宗，完全是金朝大军压境之际的逃遁之举，待金兵一撤退，徽宗便想复辟，因为钦宗及时作出部署，才使复辟没有成功。从远的来看，虽有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但这很可能是先秦诸儒所建构的一种大同理想，即使《史记》有载，也是矛盾颇多，何况当时还有相反的记载。如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谓：“舜囚光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韩非子》卷一七《说疑》载：“舜通尧，禹通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故对所谓“禅让”的记载，同样不可轻信。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高宗这样一个破天荒的“禅位”举动，竟很少有人加以评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第三，他是历代开国帝王中评价最低的一个。高宗作为南宋王朝的缔造者，虽然谈不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封建统治者从本质上来看并无两样，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和一些看似颇得民心的政策措施，无一不是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遭后人诟病的地方确实不少。但是从客观上来看，他也并非一无是处：由高宗所建立的南宋，抵御了金兵南侵，不仅使南方百姓少受兵燹之灾，而且最终联蒙灭金，报了北宋亡国之仇；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对推动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思想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在位时的勤政和节俭，频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书法和绘画，水平之高，在中华文化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上所言，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及至有明一代，当时士大夫对高宗的评价还较公允，如著名诗人，立朝五十年，官至吏部尚书、内阁首辅的李东阳（1447-1516）说他：“史称其博学强记，继体守文，而拨乱反正、复仇雪耻为未足。”明后期学者、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1526-1590）道：

高宗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非桧之术真足以动之也，谓高宗之不欲二帝归者，亦非情也。当是时，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渊圣必不归。即归，而帝不解以一虚名居之别宫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有三，而兹不与焉：一曰志足，二曰气夺，三曰中疑……凡言不欲二帝归者，皆深恶高宗而文之罪者也。

王世贞认为，高宗所以要与金人议和，是因为他没有远图（志足）、犯了恐金病（气夺）和对武人的猜疑（中疑）所致，并不是为了阻止二帝南归，即使钦宗回来，对高宗也不可能构成威胁。其言道出了高宗所以要与金人议和的实质，与后人所言，不尽相同。王世贞的话，是有道理的，后世人多受明人文徵明所作《满江红》词的影响，其中最后四句是：“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词文以为高宗不愿意收复中原，不肯让二帝南归，是害怕他们回来后要夺取自己的帝位。这样的认识，可谓根本不懂历史。直到今天，由于受到文徵明的影响，许多人仍对此说信以为真。

△ 王世贞

可是，自明朝灭亡以后，人们对高宗的评价大变，他的所有作为几乎全部成了罪恶。其始作俑者恐怕要推清朝初年的一些亡国士大夫，被誉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1619-1692），则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所撰《宋论·高宗》里，就多处猛烈抨击高宗，其中之一谓：

……（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由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与于道，不仅寻丈之间也。

△ 王夫之

后来，许多学者在言及高宗时，基本上仍沿袭了王氏的观点：

言其畏金如虎、屈膝投降于金人；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自毁抗金长城于一旦；偏安佚豫，忘却靖康之耻：贪恋帝位，不让父兄南归；重用权相秦桧，实行专制黑暗统治。甚至有人还给他戴上了一顶“荒淫无道”的帽子，说他“罪孽太重”，“死有余辜”等等，简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

如果像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末代或近乎末代的帝王，在国破家亡之后，出现“天下之恶皆归焉”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新建立的王朝，总要竭力贬低和丑化前朝帝王，或言其残暴，或言其腐朽，以表明推翻这个朝代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因为时代变了，已是新桃换旧符，再也无人替他说公道话了。可是对高宗这样一个立国时间长达153年之久的开国之君，有关他和南宋一朝的历史记载仍大量流传于世的情况下，仍然遭到如此鞭答，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03

对宋高宗评价不公的主要原因

诚如上面所言，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偏颇的确实很多，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则有各种各样，如史料的阙失和舛误（这种舛误，又有有意和无意之分，主观和客观之别）、取舍和解读史料的失误、受到民族情绪的支配和政治氛围的影响等，在对宋高宗的评价中，这些情况可以说都有存在，碍于时间的关系，拙文不拟对它们一一展开细说，只就对他在评价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作些论述。

一种是绝对化的倾向，也就是非白即黑，不是好人，便是坏人：坏人不会干好事，好人不会做坏事的观点。实际上，由于人性复杂多变，有时言行也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既有真相，也有假象，即使是真相，随者时间、地点、环境，甚至年龄的变化，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不同，其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为了某种目的，采取“一言以弊之”或以“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等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以个人爱好厚薄古人，对某个正面人物的优缺点有意进行讳饰或拔高，对某个反面人物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些都是绝对化倾向的表现。高宗所以受人厌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杀岳飞，二是签订“绍兴和议”。杀岳飞固然是高宗的罪恶，但历史上封建帝王杀害爱国将领和大臣的所在有之，他们却并没有受到像高宗这样严厉的对待。至于签订“绍兴和议”，也需要作历史分析，对此我将另作论述。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非写小说、演义之类可比。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必须严肃认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带个人成见，不搞影射史学，不人云亦云，也不搞脸谱化。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采取有功言功，有过言过，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态度。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宋高宗也是一样。

另一种是以义理史观评论历史人物。

所谓义理史观，就是以是否符合义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好坏的唯一标准，从而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丰富的人物活动定型化，只问个人道德，不顾客观原因；只看他的眼前作为，不看对社会的长远影响。在义理史观的指导下，对同样一件事，发生在所谓“君子”与“小人”身上，就会对他们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如张浚（1097-1164）和韩侂胄（1152-1207）两人，都领导过抗金战争，也都以失败告终。可是，因为张浚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挚友张栻（1133-1180）之父，所以史书仍然对他赞扬有加，只字不提他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缺点和错误。韩侂胄因是反对理学，制造“庆元党禁”的“元凶”，所以被理学史臣打入了《奸臣传》，他所发动的抗金战争，也成了一大罪状。类似情况在对高宗的评论中也不难找到。

在这方面，国外史学家由于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就很少受此影响，他们不问“义理”，只看最后的结局如何。如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的迪特·库恩在其所著的《哈佛中国史》一书中，写到岳飞之死和“绍兴和议”时说：

1141年4月27日，宋高宗写了一封手札给岳飞，表达了他对岳飞的赞赏，并鼓励岳飞铲除奸佞。但1141年秋，岳飞还是以拒旨抗命和失职的罪名被抓捕入牢。1142年1月，他被毒死在监狱中。聪明而务实的高宗可能把岳飞之死当作限制北方军阀们军权的一种方法。这些军阀的私人武装和高度独立的军队对政府的和谈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高宗可能希望重新建立重文抑武的秩序，就像太祖皇帝在宋初所做的那样。与金的和约就如同1005年北宋与契丹签订的“檀渊之盟”，确保了之后数十年的可靠和平。

我虽然并不赞成迪特·库恩的某些观点，如将所有南宋抗金军队都笼统地称之为“军阀”，但是他将签订“绍兴和议”与北宋时签订“澶渊之盟”的意义等量齐观，“确保了之后数十年的可靠和平”，并没有给他扣上类似“卖国”“屈膝投降”之类的帽子，考虑的显然是南宋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表面上的屈辱，没有因为和议有“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等违反“义理”的条款而对高宗和秦桧大加挞伐。

再如言及高宗与秦桧的关系时，日本学者小岛毅认为：

南宋后期的士大夫们把此时的和议（按指“绍兴和议”）政策和责任全部推到秦桧一人身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理由回避指责高宗软弱。后世的（中国）史书也继承了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不论说功谈罪，总之论及这个时期时的主角都是秦桧……史料告诉我们高宗训导秦桧，说君臣上下秩序才是国家安泰的基础。秦桧专权，是因为有高宗的全面信赖才成为可能的。这个图式，就像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一样。

在这里，小岛对高宗与秦桧关系的论述，因为没有受到义理史观的影响，所以和我国许多学者的论述也大相异趣。可是我国某些学者，直到今天仍相信朱熹说过的这段话：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

从而认为：“秦桧一死，高宗算是解除了他终日惴惴然的恐惧感。”意谓高宗朝的许多坏事、错事，主要由秦桧所造成，连高宗也要怕他三分。在客观上起着为高宗的错误和罪行讳饰的作用。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王夫之对高宗的评论，其手法还是与绝对化和义理史观有关。《宋论》一开始，表面上是在否定赵宋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却是在否定清政权的合法性，借此责问当权者：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爱新觉罗一姓，你们既未给百姓以恩泽，也没有受到百姓的拥戴，有何资格建立清政权？《戒石铭》只有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育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应该是一首很好的反腐诗文，可是王夫之偏要与法律的公开化挂上钩。原来，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本着“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原则，所制订的法律，一般不允许向百姓公布，唯恐百姓懂得法律以后，就会要求依法办事，给当权者的舞文弄法造成困难。可是，清军入关以后，一改以往的做法，顺治元年（1644）八月，清廷宣布要以《明律》为基础，“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三年，《大清律》修成，诏命公开刊布，“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按理说，向百姓公布法律，是一件值得肯定之事，王夫之却借此进行影射，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死，康熙即位。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传闻，其中之一是说他并没有死，而是上五台山出家做了和尚。大概王夫之也相信这个传闻，于是便借宋高宗“禅位”于孝宗说事，对顺治的“禅位”再作一番抨击，简直达到偏执的程度。王夫之对宋高宗的这些抨击，虽说是在指桑骂槐，但对后人评价高宗，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 《宋高宗新论》

那么，高宗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一位封建帝王呢？是一个坏事做绝的统治者，还是一个有功有过的政治家？这当是我们在南宋史研究中首先要遇到的问题。为此，笔者决定撰写《宋高宗研究》一书，希望自己在撰写过程中，尽可能地少犯以往人物评价中的一些错误，努力做到以广阔的南宋历史为背景，以衡量有无推动社会前进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以功过兼论的评价原则，对高宗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无论对正确认识高宗其人，或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都有着重要意义。当然，说说容易做做难，到底我对宋高宗这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能写到怎样的程度，待拙作出版后，等待大家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