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武学，南宋文教区

去过西安的人，都听闻过当地人夸耀他们那儿地下文物丰富的一句话：有时不经意间，一镢头下去就能刨出一个宝贝来。此话不虚，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就是当地农民在抗旱打井时发现的。套用这句话，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曾是“三吴都会”、“东南第一州”、“世界上最华贵的天城”的杭州，走在大街小巷，如果熟悉一点杭州历史掌故，随手可以指出这里曾经是什么什么来的。因为杭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实在太丰富了，延安路和庆春路交会处的“红楼”就是一个例子。

今庆春路一带，宋称前洋街，南宋前期于今红楼区块建太学(国立大学，全国最高学府)，后称太学街。此前曾有抗金名将岳飞的府邸，如今附近尚有银瓶井(一称孝女井)等遗迹。我在一本宋人笔记中曾经读到过，岳飞府第原本湫溢，后建第于此，但不到半年，岳飞遇害，家产籍没入公，遂增建为太学。其经过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及方志、笔记等记载大略如下：

宋高宗赵构在军事上不思收复失地，遭后人批评，但在文化教育上却颇多建树。绍兴十二年(1142)曾下旨令礼部讨论建太学。其初起居舍人杨愿建议以临安府学(故址在今劳动路杭州碑林)扩建，后此议未行。次年“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改为国子监大学。”其时大致布局为纪家桥今红楼之西为国子监(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兼管全国出版事业)，今红楼一带则为太学。太学学舍建筑由三部分组成，舍宇宏大壮丽。太学西部为孔庙，有大成殿，祀孔子像，十哲配享。两庑廊彩绘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像。春秋两季举行祭孔礼，仪式庄重。大成殿有高宗御书“大成之殿”匾额，其门则称“大成殿门”。绍兴十四年(1144)高宗驾幸孔庙，祗谒先圣孔子，止辇于大成殿门，步行入内，执爵奠拜，据称他“注视貌像，翼翼钦慕”。大成殿之东有首善阁、崇化堂等。高宋曾题“首善之阁”。高宗书法极佳，吴皇后亦喜作书。高宗政余之暇，尝书《周易》、《尚书》、《毛诗》、《中庸》、《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书，每逢倦时休息，吴皇后则代为续写。淳熙元年(1174)孝宗命建“光尧石经阁”，同时命石工将高宗、吴皇后所书典籍上石精刻，至淳熙四年(1177)完工，于是年六月十五日举行仪式，将石经移贮“光尧石经阁”内。这些石经，大部分至今尚完好，现保存在杭州碑林。崇化堂是太学的讲堂，曾藏有高宗、孝宗、宁宗、理宗、度宗等皇帝的幸太学诏书，还藏有理宗亲书的赞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中华先贤的《道统十三赞》(后亦上石，碑在杭州碑林)。高宗祭孔时曾与官员、生员听高闶讲《周易》。

首善阁、崇化堂之东为太学生斋舍(宿舍)。太学初建时，生员额为300人，后随着事业的发展，至南宋中期增至1700余人。故而斋舍亦不断增筑，先为十斋，称服膺、禔身、守约、习是、存心、允蹈、养正、持志、率履、诚意。后续置七斋，称观化、贯道、务本、果行、笃信、时中、循理。后以不敷所用，又增置三斋，称节性、经德、立礼，前后相加共二十斋。前十七斋牌皆米友仁书，后三斋牌为张孝祥所书。南宋著名学者杨简、王十朋曾分别入住过循理斋和果行斋。高宗曾巡视养正、持志两斋。

在太学营建过程中还有一件轶事值得一提。据《宋状元录》载：在太学建筑规模初定，有两道士过门注视，其一云：“好一个去处，将来必出大魁，卿佐接踵，只恐不出宰相耳!”另一道士笑曰：“若向东一处，却大胜此，状元、宰相皆有之。”两道人之言传闻于此，鉴于太学营造将成，不容更改，遂将道人所指处(地在今观桥之西)建造贡院。

毗邻太学之东有武学，武学为培育高级军事人才之地。绍兴十六年(1146)高宗下诏令临安府建造武学。武学有武成殿，祀姜太公，称昭烈武成王，以西汉刘邦谋士留侯张良和三国时武侯诸葛亮配祀，历朝名将从祀。教学内容主要为历代兵法和步、骑、射等军事课程。斋舍有六，为受成、贵谋、辅文、中吉、经远、阅礼。南宋历代皇帝在驾幸太学祭孔时，同时也巡视武学，例如孝宗、宁宗均曾“就谒武成王，行肃捐之礼”，理宗在淳祐元年(1241)正月，亦曾巡视武学。这样，今红楼区块自西向东分别为国子监、太学、武学、贡院，几联成一片，贡院之南今棚桥弼教坊(宋称睦亲坊)还有一座宗学，那是皇族子弟就读的贵族学校。还值得一提的是睦亲坊还有一所颇负盛名的陈解元经籍铺，专门刊印书籍以售卖，这所书铺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所以这一带是南宋名副其实的文教区。

宋版珍籍，书板宝库

雕版印刷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其中最光辉的一页是在杭州。北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就是证据。正因为如此，北宋国子监就将国家的官刻书常交付杭州刻印，诸如《史记》以下等重要史书，《外台秘要方》等重要医书。要知道医书关乎人命，若错一字，往往误人性命，杭州刻书精良，所以才指定杭州刻印。还有部重要政书《资治通鉴》，那是司马光编给皇帝看的，作为治理天下的借鉴，书成后即于元祐元年(1086)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国子监刻的书，世称“监本”。

南宋建都杭州后，位于太学之西的国子监自然要承担起国家刻书的任务，尤其是经“靖康之乱”，汴京被破之日，国家藏书多被金兵掳而北去，民间藏书经战争兵燹百不存一，所以国子监刻书任务十分繁重。但是南宋国子监究竟刻了多少书，没有资料留下来。南宋灭亡后，宋国子监和太学在元代改为西湖书院，大批国子监藏书和书板就留存在西湖书院。后来作了一次整理，其数约一百余种，经史子集四部书皆有。据元泰定元年(1324)九月陈袤所作《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称：“……西湖精舍因故宋国监为之，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万片，皆存焉。其成也，岂易易哉!近岁鼎新，栋宇工役匆遽，东迁西移，书板散失，甚则置诸雨淋日炙中，骎骎漫灭。一日，宪幕长张公昕、同寅赵公植、柴公茂因奠谒次，顾而惜之，谓兴滞弊，吾党事也。乃度地于尊经阁后，创屋五楹，为庋藏之所，俾权山长黄裳、教导胡师安、司书王通督饬生作头顾文贵，始自至治癸亥夏，迄于泰定甲子春，以书目编类揆议补其缺……”此次整理西湖书院书板，由陈袤撰文作记，前教谕张庆孙书并篆，直学朱筠立。此碑原立西湖书院，清嘉庆时已移藏杭州府学(今杭州劳动路杭州碑林)，碑文为正书22行，行13字，篆额不存(笔者撰著本文时曾实地查考此碑，编号为D-02(199)，宽106厘米，高185厘米，厚26厘米)。据碑文所记，凡经部51部，史部36部，子部11部，集部21部。王国维曾作《西湖书院书板考》详加考订。

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及王国维考证可以看出：元代杭州西湖书院所藏20余万板片，其中书板除少数几部如《论孟集注》（应为《论孟集注考证》）、《春秋高氏解》、《仪礼集说》、《博古图》、《农桑辑要》、《唐诗鼓吹》、《曹文贞公集》、《金陀粹编》等为元刻本外，其余均为南宋书板。在这些南宋书板中，除少数几部是元集庆路板片外，其余均为南宋国子监及浙江各府所刻书板，这些书板是杭州刻书的重要实物，这是杭州文化的重要“宝藏”。明灭元后，建都南京，朱元璋下令将这20余万片书板调到南京国子监。王国维曾十分痛惜地说：“吾浙宝藏俄空”。这些书板后在这一次火灾中全部焚毁。

关于杭州刻的宋版收，还有几句话要说。一是古往今年藏书家特重宋版书，原因是宋版书去古未远，比较符合古书原貌，做学问者重之。二是宋版书刻印精美，所谓“纸润墨香，开卷便有一股书香。”三是古书刷印不多，随着时代的推移，是越来越少。宋代“天下印书，杭州为上”，所以杭州刻的宋版书更为人所重。我曾看到一个材料，南宋杭州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的徐度《却扫编》的最后一页，正文不过十来个字，余则为书名和刻书牌记，这一页纸最后让人以七万余元人民币买走。

经过整治后的“红楼”，是杭州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象征。我每过“红楼”，常注目伫立，想起岳飞的精忠报国，想起这里曾是书声琅琅，书香阵阵的地方。“红楼”，确是个颗璀灿的明珠。我又想起美国、日本有很多汉学家在研究宋代的杭州刻书。记得上世纪末，日本有位汉学家来杭，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见了一次面，他向我询问宋代杭州刻书可有遗迹在?我说很难见到了。后来同乘一辆小车，从我家出发，先到太庙巷口，我告诉他当年著名的尹家书籍就在此附近。然后小车沿着中山中路缓行，我告诉他在这条街上，现在尚可考出的宋代刻书铺名尚有二十余家。车过洋坝头，我对他说当年从汴京迁来的荣六郎书籍铺就开在这一带。车过棚桥弼教坊，我对他说：“南宋最著名的陈解元书籍铺就在此附近。”他听了几乎激动起来，因为陈起对中国文化贡献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陈起，我们绝对读不到现在那么多唐诗。车至众安桥折而向西，不久就到了“红楼”所在地，南宋的大批监本书就出自这里。可那时“红楼”包围在高墙和广告牌中，只露出个屋顶，我告诉他这一带就是南宋国子监和太学所在地。他是研究中国刻书的，当然很熟悉，很想进去看看，但是，无门可入。他定是十分怅然，我只能说十分抱歉。

如果这位日本汉学家再来，我定会陪他去“红楼”，重温杭州这段文化史，同发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