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地志录》正文以行政区划为纬，以时间为经编排，先列通志、次府志，府志则先列《杭州府志》。州志、县志则列于所属府志之下。全书以类相从，编排合理，条理井然，层次清晰。内容如下：

通志3种：《嘉靖浙江通志》、《康熙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

杭州府13种：《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成化杭州府志》、《万历杭州府志》、《西湖志》、《西湖游览志》、《康熙杭州府志》、《乾隆杭州府志》、《康熙仁和县志》、《康熙海宁县志》、《乾隆海宁县志》、《乾隆海宁州志》。

湖州府17种：《至元嘉禾志》、《嘉靖嘉兴府图记》、《万历嘉兴府志》、《康熙嘉兴县志》、《康熙嘉兴府志》、《天启海盐县图经》、《乾隆海盐县续经》、《康熙石门县志》、《嘉靖吴兴掌故集》、《万历湖州府志》、《乾隆乌程县志》、《康熙归安县志书》、《乾隆长兴县志》、《康熙德清县志》、《乾隆武康县志》、《乾隆安吉州志》、《康熙孝丰县志》。

宁波府4种：《嘉靖宁波府志》、《天启慈溪县志》、《康熙奉化县志》、《康熙象山縣志》。

绍兴府5种：《嘉泰会稽志》、《康熙绍兴府志》、《康熙会稽县志》、《万历余姚县志》、《康熙新昌县志》。

台州府5种：《康熙台州府志》、《康熙海盐县志》、《康熙黄岩县志》、《康熙天台县志》、《康熙太平县志》。

金华府9种：《康熙金华府志》、《康熙金华县志》、《康熙兰溪县志》、《康熙武义县志》、《雍正义乌县志》、《康熙永康县志》、《康熙浦江县志》、《万历汤溪县志》、《康熙汤溪县续志》。

衢州府8种：《嘉靖衢州府志》、《康熙龙游县志》、《万历严州府志》、《康熙淳安县志》、《乾隆淳安县志》、《康熙桐庐县志》、《康熙寿昌县志》、《康熙分水县志》。

温州府5种：《康熙温州府志》、《康熙永嘉县志》、《乾隆永嘉县志》、《乾隆瑞安县志》、《乾隆平阳县志》。

处州府4种：《雍正处州府志》、《康熙青田县志》、《乾隆龙泉县志》、《乾隆景泰县志》。

以上所列，有13种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分别是：

通志1种：《嘉庆浙江通志》。

杭州府5种：《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成化杭州府志》《西湖志》《西湖游览志》。

湖州府5种：《至元嘉禾志》《嘉靖嘉兴府图记》《天启海盐县图经》《嘉靖吴兴掌故集》《万历湖州府志》。

绍兴府1种：《嘉泰会稽志》。

衢州府1种：《万历严州府志》。

乾隆六十年(1795)，周氏回忆：“岁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客都门分校续写四库书。”四库馆的工作使周氏“见闻日益富，著作日益多，才名日益盛”，学业孟晋，为提升目录版本学的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周氏“家乏藏弆”，所阅之书多从“官书及友人惠借”，何况周氏还“从陈太史观楼借得《四库目录》十册，手录其书名，撮其大概，其已经目者略之”云云，所以有理由相信《地志录》与“官书”尤其是四库书关系密切，不少地方可以补充、订正《四库全书总目》，以下详论之。

1.补充《四库全书总目》失载的内容

雍正《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总目》只著录“二百八十卷(通行本)”，文渊阁《四库》本有卷首3卷，《地志录》补充此书“首三卷恭载诏谕圣制”。

2.纠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志书编纂过程的错误

周淙《乾道临安志》。《四库全书总目》:“乾道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笔者按：周淙)创为此志。”周广业云：“乾道三年丁亥正月，(笔者按：周淙)以右朝议大夫直龙图阁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至五年以职事修举，除秘阁修撰，七月除右文殿修撰，再知临安。明年三月，姚宪受代，其修志即在丁亥，见《咸淳志》所载《林栗元井记》。”按《咸淳志》记载：“周公淙尝为序引，则自乾道丁亥之为是志(笔者按：《乾道临安志》)也。”《乾道临安志》无序跋可供稽考其修纂过程，因此《咸淳临安志》的这条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咸淳临安志》承接《乾道临安志》，考辨精核，《地志录》引以为据，故其乾道三年创修《乾道临安志》的说法可信，现代方志学家朱士嘉亦主乾道三年说。

3.订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者信息的错误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四库全书总目》云元人潜说友“咸淳庚午以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府事”。《地志录》说此书为：“缙云潜说友修，说友字君高，度宗咸淳四年，以朝散郎直华文阁、两浙转运副，除司农寺卿兼知临安府。至七年，绩阶户部尚书，故自署；‘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事缙云县开国男潜说友修’。其纪御扎止咸淳七年，纪守令题名止九年。盖进呈在七年，刊行在九年也。”周氏纠正了《四库全书总目》潜说友为元人的说法，还考证潜说友官阀，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潜说友权户部尚书在庚午年(咸淳六年，1270)的错误，改为咸淳七年(1271)。

4.补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作者信息

吕昌期《万历严州府志》。《四库全书总目》:“首页题名丛杂无绪，或曰主修，或曰同修，或曰纂修，或曰续修，或曰汇集，莫知撰人为谁。盖与事者争欲附名，故瞀乱如是。”此书有《杨一葵序》《吕昌期序》《方学龙跋》，馆臣盖未详检序跋，其粗率可知。周广业研读后指出：“郡守溧阳吕昌期续修。前此三十年为万历五年，郡守漳浦杨守仁嘉复，尝请郡人徐参政楚纂辑之。至是复为补葺，而守仁之子一葵适副浙臬。吕不敢攘美，第称《续修严州府志》云。”周广业区分主修者与秉笔者，欲使寒士著述不为达官贵人所揜取，其谨严可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者信息较为简略，余嘉锡说：“《四库提要》最长于考据，然以例不在撰人行事，故其所辩证者，仅及于姓名爵里耳。”《地志录》对此则有所增补，以夏时正《成化杭州府志》为例。《四库全书总目》云：“明夏时正撰。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夏时正，《明史》有传，颇简略。《四库全书总目》夏时正传完全袭自《明史》，于夏时正生平无所增补。而《地志录》引《嘉兴府图记》云：“夏尚字时正，以字行，更字季爵，本慈溪人。初补仁和县学生员，宣德间嘉善新置学，时正补之。领乙卯乡荐，登正统十年乙丑进士，仕至南京大理寺卿。”此较《明史》及《四库全书总目》之夏氏传更详细。

5.补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书名信息

施宿《嘉泰会稽志》。《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不称《绍兴府志》而称《会稽志》者，用《长安》、《河南》、《成都》、《相台》诸志例也。”此说本之于《嘉泰会稽志·陆游序》:“书虽本之《图经》，《图经》出于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也。乃用《长安》、《河南》、《成都》、《相台》之比，名《会稽志》。”《地志录》则认为书名“仿《乾道》《淳祐》例，题曰《嘉泰会稽志》，”可供聊备一说。

6.补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志书或作者的评价

赵文华《嘉兴府图记》。《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承认此书：“分《方画》、《邦制》、《物土》、《人文》凡四门，而附以丛记，叙述颇有体例。其《方画》每朝为一地图，殊可为法。”但是又说：“然文华小人之尤，其姓名人羞称之，故传本颇稀，此殆毁弃之余欤?”赵文华因严嵩同党而臭名昭著，《四库全书总目》因人废言，故将《嘉兴府图记》列入《地理类存目》。周广业反对因人废言，他说：“是书综叙有法，文简事明，实不朽之作。世之称述者，鄙文华之为人，往往以瀛代之，又妄改为《图经》，非也。”反映出周广业客观务实、品评精核的治学态度。

唐枢《万历湖州府志》。《四库全书总目》：“然如沿革之中参述祥异，体例亦未能精当也。”周广业对其体例未置可否，他从笔法上赞同董份的意见：“乌程董份叙所载简严特甚，饶有史法。”评价一部书的优劣，需要从其取材、体例、笔法等方面全方位评价。《四库全书总目》与《地志录》各执一端，视角不同而已。

7.补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志书的成书背景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此书成书背景只说：“是编乃其寓居湖州时所作。”《地志录》补充道：“伯臣(笔者按：徐献忠字)父墓在吴兴，迨嘉靖丁亥游其地，乐其风土，乃取正史、稗子及旧录所遗佚者成一编，曰《掌故集》。”知人论世，周知成书背景，进而考镜源流是目录学的基本任务，周广业所补背景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吴兴掌故集》。

8.补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版本信息

吕昌期《万历严州府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为两淮盐政采进本，杜泽逊说此本即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周广业补充《万历严州府志》有顺治六年增刻本，他说：“国朝顺治六年，娄东钱广居守严州，以旧板散佚重刊之，为《补遗》一卷附后，而于原书绝无增损。”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总目》多不注明版本，周广业补充版本信息，颇有助于读者按图索骥，寻访图书。

《地志录》是提要，研读此书可以知所录之作者为何人，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著书之善否若何。不仅如此，通过提要的评论还可以反映出周广业的方志学理论，表现在正统论、体例、修志人员之职掌、编纂方法等方面，下详论之。

1.正统论

正统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身处乾嘉时期的周广业具有强烈的正统观。他曾说：“至宋之徽钦，以中夏正统。”自宋代开始，三国正统论之争正式展开。周广业的三国正统论以蜀汉为正统，这从《地志录》中即可看出端倪。他在雍正《义乌县志》提要中对此书以蜀汉为正统的做法予以褒扬，指出：“志叙建置云；‘孙权领会稽，据江东，国号吴，地(笔者按：永康)属焉。后汉帝禅，延熙八年为吴赤乌八年，分县地置永康县，’其表亦然，以后汉为正统故而直系之吴。虽邑志而史法存焉矣，可谓卓识无两。”显然，周氏把正统观念应用到志书评价中，是否符合自己的正统观成为志书是否有史法的衡量标准。

2.论体例

周广业重视图的作用，他认为一部佳志应体例完备，人物、官守、选举等类目不可或缺。周氏以康熙《绍兴府志》为例，指出：“是书疆域、城池、署廨、山川、水利、学校、祠祀、武备等志，兹附以图，大得古人左图右史之意，开帙披图，瞭若指纹，为他志所不及。乃人物、列女、职官、选举等门，俱削而不录何也?岂鉴于烦芜之失，而故为是矫枉欤?因噎废食，亦一病也。”周广业认为人物传记在方志中具有重要价值，他以康熙《孝丰县志》为例，指出人物姓名关涉到地名。他说：“吾浙之县七十有七，以孝得名者三，慈溪、义乌及孝丰是也。慈以董黯、乌以颜乌，皆秦汉时人，迄今数千百年，而名称不衰，诗言‘孝思永锡’，信矣。”

3.注重流别，溯流讨源，钩沉索隐

周广业主张修志者要梳理本地志书修纂源流，做到先因后创，既因又创。在因袭基础上续修，对于旧志要不没前人，比如在新志序言中要体现前人的工作，否则反有掠美之嫌。以康熙《分水县志》为例，他说：“邑置自唐武德年，向未有志。明隆庆间令侯汝曰创为之，至万历初令方梦龙重修，而其序乃不言有《侯志》，言者讥之。”再如万历重修顺治重刻本《严州府志》，是书原为杨守仁主修，吕昌期续修。但吕昌期不敢攘美，故题书名为《续修严州府志》。此志后经钱广居于顺治六年重刊，原书无增损，末附补遗一卷。周广业认为这种不没前人又体现今人作何工作的做法“真可为志家之科律矣”。甚至，周氏以继承旧志与否评判志书之优劣。如康熙《永康县志》，他指出永康“作志始宋嘉泰间令陈昌年，元明俱有续修，惟正德间令胡楷所辑，悉据宋元志成之。是志据以续成，故斐然可观”。对于因多创少的志书，周广业表现出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有断制有体要而不牵强附会，仍不能以泛滥讥之。如康熙《淳安县志》，“告成期促，因袭为多，其分二十二门，亦本嘉靖旧例。然人物不滥登，文翰不泛录，犹有史氏遗轨焉”。对于源流不清，遗漏前人旧志而冒然修志的行为，周氏视之为“寡陋”。如康熙《会稽县志》，“然志会稽，而于宋施学博陆渭南所定之书，竟未及见，则亦难辞寡陋之讥矣。”周广业继承古典目录学注重流别的优良传统，溯流桃源、钩沉索隐，标明和品评一地志书历史修纂规模的做法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出一辙，皆注重方志的学术发展脉络，既揭示浙江方志内容、源流与价值，又指导读书门径。因此，周广业的提要可做浙江方志发展史读，读者亦可从中收到读一书可得数书的功用和效果。

4.论职掌

我国方志自宋代定型后，书多成于众手，即由地方行政长官监修，熟悉掌故的乡绅纂辑，另有专司采访、校勘、润饰诸人。或有因职掌不清，甚至展卷不知撰人为谁者。如前引吕昌期《万历严州府志》，四库馆臣为之目眩：“首页题名丛杂无绪，或曰主修，或曰同修，或曰纂修，或曰续修，或曰汇集，莫知撰人为谁。”章学诚认为参与修志人员必须各司其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残月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对此，周广业进一步细化，他以康熙《临海县志》为例，认为：“其例最详审可观，分辑诸人，标诸每卷之首。《例》有云：‘修志务公耳目，同好恶，志其名不忘所始，且视一邑之是非，非一人敢独操也。’其言足为修志者法，故录之。”分辑诸人标诸卷首的做法发章学诚所未发之覆，不得不说是一种学术进步。其实目前各种古籍提要亦有类似做法，于每则提要下署撰人姓名，颇有《地志录》遗义。如金恩晖、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更有甚者，周广业为惩奸绝行贿而主张“每卷下注明字数若干，以杜贿匠故竄之弊。有异同者依律治罪，此亦惩奸滥之一法也”。周广业的这一观点比章学诚观点更加细化和苛刻。

5.论编纂方法

一是论取材。文献同功，博访广辑，严格去取，宁缺毋滥。周广业以乾隆《乌程县志》为例表达了自己的取材观，他说：“窃谓文献同功，如果确有见闻，即宜博访以存之，不必专事考文。盖志家之弊，非滥即略。然与失之滥，毋宁略也。”体现了方志学家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献犹贤也，周广业认为修志者亦须重视乡贤著述。以康熙《嘉兴府志》为例，他对此志没能参考朱彝尊的观点而沿袭旧志地理沿革之误表示不可理解。他说是志：“乃首叙建置沿革，于明吴元年乃仍《图记》之误，云改嘉兴路为府，海盐、崇德复为县，以华亭属直隶，不知洪武十四年以前尚属直隶。是说《曝书亭集》辨之甚详，岂修志者于乡先达之书不一寓目乎?余阅嘉湖两府县志甚多，无不犯此病，惟《海盐续图经》得之。

二是论著录。著录地理沿革是方志的重要内容，周广业认为著录治所时应当先书县治下书乡镇。以康熙《石门县志》为例，他说：“首页为县表，自越秦迄唐，皆以御儿为县。自唐僖宗迄后唐皆以义和县为镇。考御儿乡名，其地秦汉属由拳县，吴属禾兴，后改嘉兴，六代及唐因之。当以县大书，而以乡及镇市注其下为得，不宜以乡市为县也。”这一观点也是道章学诚所未道。

我国方志学发展到清代进入全盛时期，来新夏指出：“当我们谈到清代方志学研究的成就时，如果把视野仅仅局限在章学诚的活动和功业上，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乾嘉时期，除了考据学派，特别是章学诚在修志实践和方志理论方面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外，王谟、陈运溶、马国瀚及周广业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了独特的成就，不仅在修志实践上，而且在理论探讨上为方志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广业方志学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方志目录学上。具体来说，周广业的《地志录》率先把古典目录学的叙录体制引入方志目录学，撰写了我国现存第一部方志专门目录，即提要式方志专目，足足比瞿宣颖《方志考稿》早了一百多年。《地志录》不仅揭示了浙江方志的源流和内容，还开示了读书门径，而且开拓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从此，方志专目亦或方志提要作为独立的目录学体裁得以确立，丰富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著述形式，推动了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大辂椎轮，厥功甚伟。因此，《地志录》在方志目录学和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先河的重要学术地位，此后方志目录学渐成专门之学。《地志录》流传稀少，虽无直接证据证明后世方志专目受其影响，但此书实开部类编次的先导。而且区域性方志专目亦踵周广业的足迹，层出不穷，至今不衰。胡道静指出：“至追方志目录专业草创著作《两浙地志录》的体例而为区域性的志目、志考者，有临洮张鸿汀(维)的《陇右地志录》及《补》、洪焕椿先生的《浙江地方志考录》等。”《地志录》以时间为经，按志书属性之通志、府志、县志类别为纬部次甲乙，后世亦是如此，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

此外，《地志录》不仅从多方面纠正、订补《四库全书总目》，而且直接体现周广业的方志理论。周广业从修志观、编纂方法、体例、修志人员的分工及取材等诸方面，表达自己的方志理论，其中颇多章学诚未发之覆，直接丰富和推动了乾嘉时期乃至整个清代的方志理论，为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当然《地志录》也存在不足，突出表现在体例不严格一律。如个别条目只著录作者、书名、卷数，而无提要，甚至只著录书名，导致部分内容过于简略，致使全书详略不均。但瑕不掩瑜，方志专目亦或方志提要的成熟化还需一段历程，《地志录》的不足之处不足以撼动其在方志目录学乃至古典目录学史上的一块界石的重要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