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岭苏轼题名刻石,位于杭州浙江宾馆内。自南宋以来主要的西湖史籍均著录,至今原处仍有迹可寻,字样可辨,藏有拓片者也不乏其人,其全文为“苏轼王瑜杨杰张铸同游天竺过麦岭”。摩崖高1.38米,长1.84米,字径0.1米,文右行,楷书。

一般均认为这是苏轼西湖题刻唯一可信的手迹遗存,如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卷六中说“苏轼诸题,惟此刻未经党禁之摩碧者,尤可宝也。”余绍宋先生主编的《金石书画》第十三期〔《东南日报》特种副刊,民国 年月 日〕亦称“东坡题石,在杭州仅石屋洞及大麦岭两处”。

石屋洞苏轼题刻（1996年重刻）

大麦岭题名现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其真实性、是否原刻有待商榷，尚存诸多疑点：

大麦岭为两宋时西湖赤山埠至灵隐、三天竺必经之路,常年喧闹。北宋“元佑党禁”时诏毁天下苏轼手迹,此题名何以能幸免？

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第一次于熙宁四年七月离开汴京赴杭任通判。第二次于元佑四年任杭州知州,以龙图直学士出知杭州,兼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在杭州的日子比起在京时,因为少了许多勾心斗角的争斗,是苏轼最开心的时候,他心情舒畅,做事得心应手,兴致所至,诗兴大发,留下了许许多多词篇美文,又因受家庭父母的影响,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杭州,苏轼经常游历山水之间,来往于各大寺院,龙井广福院辩才法师就是其中一位，其弟苏辙就曾说“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至。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大麦岭题名刻石就是这期间与好友同游天竺时,经大麦岭所留下的。

据传龙井胡公庙内“老龙井”三字也是苏轼留下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逝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在他有生之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当时,神宗皇帝强烈的求治愿望与王安石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一拍即合,而苏轼却看到了高压下新政的种种弊端 老百姓在丰年也无法偿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只能离乡背井 当权的官吏为自身的利益,夸大新政优点,粉饰太平,锦上添花 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反对党曾一度在宋哲宗元佑年间当政。苏轼去世后一年,又发生了有名的“元佑党人碑”事件。党人碑上刻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奉圣旨此名单上的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联姻。其后十年间,凡石碑上苏轼的诗文或他的字,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北宋末年的杭州已称得上是东南第一州,从满觉陇东经石屋岭、赤山埠,可到达南高峰、三台山下的小麦岭和大麦岭。大小麦岭地处西湖南北两山之间,因早先这里适宜种麦而得名。当年苏堤尚未筑成之时,从北山到南山最便捷的通道就是麦岭。北宋以前,杭州城里的官、商、老百姓往灵隐、上天竺进香拜佛时,往往先坐船经西湖水面,然后在湖西的赤山埠、茅家埠等处泊舟上岸,再取道麦岭出洪春桥经九里松前往,所以当年麦岭又是熙熙攘攘的烧香大路。而大麦岭题名石刻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交通要道,让人忽略的可能性不大,幸免之说有待商榷。

苏轼在西湖的题名刻石皆书年月,此题名南宋人著录时亦有之。又如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元佑庚午辩才老师年始八十,道俗相庆,施千袈裟,饭千僧,七日而置。眉山苏轼子瞻、洛阳王瑜忠玉、安陆张铸全翁、九江周煮次元来馈萝茗,二月晦日书。

另有 苏轼、钱姆、江公著、柳雍同渴龙井辩才,元佑六年正月七月。

以上两条题名,皆书年月,且留题时间与大麦岭刻石很接近,为何今存实迹却缺年月？

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六对此作解释道“此题不书年月,同游三人与《龙华题名》同,又与《咸淳临安志》所载《韬光题名》同,二刻皆元佑五年三月二日,此一时所书,故不复纪年云。”然而我们看一下龙华寺后一处 苏轼、王瑜、杨杰、张铸、同游龙华,元佑五年岁次庚午三月二日题。韬光庵一处 苏轼、张铸、杨杰、王瑜,元佑五年三月二日同游韬光。如果按照阮元的说法,《龙华》、《韬光》两题名即皆为一时所书,其中之一亦应“不复纪年”,而该两处何以皆书年月呢？

经逐一对勘比较西湖史籍诸书对此处题名刻石的记载后发现,凡宋人著录,如《淳佑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等志书记载均作“同游三竺过麦岭”。而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四中,述及此题名时语焉不详。清人著录时,除瞿撅著的《湖山便览》是引录《梦粱录》亦作“三竺”外,其余各家,如李卫的《西湖志》、阮元的《两浙金石志》等均作“同游天竺过麦岭”。而考察现存大麦岭题名实迹,正书四行,是作“天竺”而非“三竺”。“天”与“三”虽仅是一字之差,却从根本上对现存该题刻石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

自从宋朝社会混乱,朝纲败坏,把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年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

在徽宗崇宁五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徽宗大惧,以为是上天降怒。五年后,一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轼在世时最高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轼在世时所未有。

杭州碑林法帖廊内的《苏轼手札》

当南宋的高宗皇帝建都杭州时,苏轼已去世多年,有关时政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高宗开始关注并阅读苏轼的遗著,他深深地被苏轼那些有关国事的文章所体现出的谋国之忠、至刚之勇所感佩。为了追念苏轼,高宗曾把苏轼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到孝宗乾道六年,赐苏轼溢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轼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端峰。

苏轼的身后盛名,使得收藏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时尚。徽宗崇宁年间,苏轼的著作受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然而禁愈严则传愈多,世人相互以收藏多自夸。事过境迁,朝廷为苏轼复名,赐溢号,赐官阶,封后人高官等等举措,都使重刻苏轼题名石刻成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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