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浙大中文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百年学脉源远流长，成为一代又一代中文学人的精神家园。浙大中文先辈们孜孜以求，在学术领域拓一方疆土，以新知识、新思想启迪着代代中文学子。浙江大学文学院以百年积淀为起点，在更高的使命愿景引领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时值浙大建校125周年、浙大文学院步入新征程之际，学院推出“吾院吾师：文院故事大家谈”专栏，邀请名家校友，讲述他们心中的文院故事，感念师恩，追寻往昔，重温那些不可忘却的记忆。 本期推出的是《姜亮夫自传》。 姜亮夫自传 （原载《文献》1980年第4期） 我叫姜亮夫, 云南昭通人。原名寅清,以字行。一九零二年四月出生于一个以教书为生的家庭里。父亲名思让,是个维新人物,清末京师大学堂学生,武昌起义后返家,领导地方“光复”运动云南护国之役,他又领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所以我自幼受父亲影响,成为一个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青年,自中学起一直参加一切政治运动。
中学毕业后,以本省官费生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遇到了好几个学识宏通、人品极高的名师,受林山腴(思进)、龚向农(道耕) 两位的影响最大。两先生教我读基础书。在成都几年, 我好好读了《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这是我自认一生治学的得力处,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础功。龚先生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林先生教人:作诗万不可从读诗话、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这些话使我一生奉为圭臬 (详见我的《师友新语》一书)。我自认一生治学的根柢与方法,都是这两位老师之赐,为我一生所不能忘的。 后来, 我升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王国维学文字声韵之学。其实, 我本想作个“诗人”,就把在四川时所写的四百多首诗词,拿出来请教王先生同梁任公。他们都认为我不适宜于文艺创作,主要是“理障”而无才华。这与林先生意见全同。我回到寝室,一根火柴把这小集子烧了。诗人之梦幻灭,这是我治学道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我遂从王先生指导以“诗骚联绵字考”一书得卒业 (这书至今还想作彻底修改, 但在文革中曾损失四分之一)。 王先生蹈昆明湖死,任公先生也去天津了。“群龙无首”,我只得离开清华,辗转到南通、无锡教了两年的中学。因王先生事件的感召, 抄录有关楚辞的材料,撰写《屈原赋校注》。后来到上海, 在大夏、暨南、复旦等校任教授, 同时在号为进步的北新书局任编辑。此时接触了一些学人、一些新知识,受余杭章太炎先生影响最大。一面教书, 一面大量剪贴了唐宋以来的笔记、文集等,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两史资料辑。上海一·二八事变后, 我回昭通老家,奔祖母的丧事。次年，我受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之聘,在开封三年。此时我想仿裴松之《三国志注》 之例注《宋史》,大量读唐、宋、五代人文集, 录了名人生卒,后来又通考唐以前、 宋以后名人,成《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交商务印行(解放后校补重印，北京中华书局提出要删去帝王年表,并删去卒于民国以后各名人, 我无法只得听了)。 我虽然做些较巨型的工具书, 但此时是我一生在学术上彷徨歧途的时候。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舍弃中山大学教授之聘书,而到法国去。去干什么?我此时对于政治愿望已幻灭,惘惘然不知所从。到巴黎后,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及专藏中国艺术品的美术馆,觉得他们的政治并不理想,其龌龊并不亚于我们,但其研究中土文物制度历史的方法,与我们大不相同。参观是我进修的最好老师。譬如看了他们研究青铜器的化学成分、纹样分类,制作大量的表解图书,分类、分时、分地的许多大幅壁报,都是我们国内的“学人”所不曾想到的。“这是真正科学的整理工作呀”！于是我如疯似狂地抄录、摄影,忙得不亦乐乎。其时,老友王重民在巴黎国民图书馆编伯希和弄去的“敦煌经卷目录”,约我摄制语言学部分的韵书卷子。于是, 我又走上读欧洲所藏敦煌卷子的道路。巴黎大学的考古学也不去读了,那位帮助中国学生修改论文的老太太家也不去了。我还从巴黎到伦敦、罗马、柏林去寻找,除敦煌经卷外,把所得千余件青铜器、石刻、古书画的摄影记录等,写成一篇《欧洲访古录》寄给《国闻周报》(我当时不知大公报已南移,故此文寄天津后无下文,至今未觅得,又无底子可重录,可惜之至)。 直至七七事变前七天,我才从西伯利亚回到北京,同老友罗莘田教授相见。他约我在北京工作。但此时远东风云紧急,我父母年老,催我成家,说“成家才能立业”。我匆匆离京南下,到杭州去会见我的女友陶秋英后,就在苏州中央饭店后院校刘半农《敦煌掇琐》中P20ll王仁晌切韵卷子。一直到八一三事变起,旅舍主人要我离开,我不得不去开封就任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这时,我已知道我在沪、杭、苏州的书已损失(从法国带回来的书也在其中)。在南京兵马司被炸之夜,我从兰家庄拖了两箱稿子。渡江去开封,后又转西安,又在西北大学兼了职。此时,《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 》已出版了二年,我才看见。我又在大雁塔前修订我的 《尚书新证》一书。到日军炮轰潼关,东北大学移入四川,我不得不把残余的一点稿子邮寄成都。到成都后,邮局通知:所有在西安寄成都的那批邮包,在汉口、宜 昌以西被炸,于是我的稿件又遭一次浩劫。 次年我到上海结婚后,同来三台居住了五年。在这时期,我整理了在欧洲所得的敦煌切韵卷子,成《瀛涯敦煌韵辑》一书。陆法言一系的韵书,到此算是复苏了。同时, 我的《文字朴识》,又修订三卷(《韵辑》在解放后已由上海出版公司精印,《文字朴识》后来在云大文法学院时期,也印行了头三卷)。 1946年父亲去世,回家奔丧,不忍心再远游了。于是接受了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之聘。后来被辞退,我到了昆明师范学院任教。这时特务横行,我时常被盯着,只得逃到苏州与妻女团聚。由顾颉刚先生之介,到英士大学任文理院院长。我是久已钻进故纸堆而为学术奋斗的人,对政治的实际情况不甚清楚。到淮海战役起后,南京忙着撤退,我回到昆明师范学院复职。到云南解放后,高教部调我到杭州浙江师院,同我爱人一齐在中文系任教授。但我此时全身是病,经常打止痛针去上课。我先后在浙江师院和杭州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在杭州二十八年中,随需要而工作。科研工作虽未断,但多是“补苴罅漏”，至多也不过是整理、排比一些旧作。其中《莫高窟资料编年》二十四卷成书(这书经出版局提意见修改了六次,由七十五万字削了一半,至今还不能印行)。另外我写完一部《楚辞通故》六十卷一部,《成均楼论文》四辑,一部《昭通方言疏证》,大体都是为了某种需要而为之,并非我原订计划。 我一生业迹只是读书、编书、写书,但我是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数年前女儿昆武奉母命为我编了一个著作目,分为五大类: 一历史,二语言,三敦煌学,四楚辞学,五杂类。杂类包括文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我的一生只晓得读书,甚至于到现在目已近盲,还不断买书。我的记忆力并不好,于是用“三到之功: 眼到、口到(诵读)、手到。”我的卡片分三种:最大的写一书、文的提要；中号写一个问题、材料目录；小号写抄资料。我还把一切有用的论文及一些诗文集、杂志的篇目,一本本抄好、订好,放在案头。譬如我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是读书时摘录人物的生平而成的。整本有分量的杂志, 如《国粹学报》、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我都抄下目录。自己做了大量的工具资料书,把敦煌卷子有年代可考的抄成了一部“莫高窟年表”。自己读书,也为我、也为人们做了些有用的工具书。这是承袭了王国维要研究周、金文而有金文著录表而有得的。又如我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有最详细的笔记, 译读法国莫庚的《史前人类》,加了详细的注释。最近完成的 《楚辞通故》,是我四十年来不断抄录各代讲楚辞的零星资料来总结的。我是个钝根人,只能用这种笨法子。最近我写《楚辞通故自序》说到了一些治学方法,我综合了一切社会科学来写“屈原赋”,颇有游刃自如之乐。综合研究,不正是现代科学 成就的主要方法吗?社会科学也得综合研究。 但我始终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认为成就不大,在女儿昆武为我编的《成均老人著作目》的最后有“老人自识”的一段话,可作为我治学方法的具体说明, 而且也说明我对这成就是不满意的。——这是我这个八十岁老人的心中话吧。 今观此目,一生业迹,不过如此。从头认取,则全乖始愿。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古史植基于语言文字,而以为玑衡者大抵不出穆勒利尔、恩格斯、摩尔根、马林确斯、特罗维诸家之说；近代史则以学术艺术为主,全部治学枢轴以《尚书》、《诗经》两新注及《三代异同》综古史, 二以《文字朴识》综古语,三以《四先生学谱》综三百年来学术,三者各有成业,中经抗战、解放诸役,丧乱宏多,所余无几。今检此目，则皆三者枝叶扶疏, 非大本大根矣！ 最近一位友人给我的信上说:“当斯时也,卖野人头者,以夹缠训诂逞学力 , 念歪嘴经者以颠倒是非冲才华。……然先生竟未为此风所中……甘淡泊，耐勤苦,为学术贯通,治学求谨严、老老实实,作学问,越半世纪……”云云。赞赏我的话,惭不敢当,但说我不卖野人头、念歪嘴经,倒略略近之。我不是不想“卖”、不想“念”，实在只是一个“笨”字“了得”。 
姜亮夫（1902-1995），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晚年自号北邨老人、天南矇叟，国学大师、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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