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建址纪事本末

李孝聪

初创时期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1982年5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建址于北京大学南校门内13号楼一层北侧，当时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房产只有13楼底层的两间房。同年暑假，北大历史系78级中国史班毕业，4位本科毕业生留在中心工作：李开元（专攻秦汉史）、马小红（专攻隋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薄小莹（专攻隋唐考古）、李孝聪（宋史暨历史地理），我们与张希清、孔繁敏、臧健和戴老师一起组成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正式建制成员。

邓先生说过他晚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先生的本意，源自20世纪4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时的感受和经验，也鉴于十年动乱带给中国学术界的摧残和破坏：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缺少年轻的学术人才，更缺少真正像样的学术成果。因此他致力于组建这样一个机构，并为之做了持之不懈的努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了科学与学术发展的春天。1978年1月邓先生与北大历史系的几位教授提出创立唐宋史研究中心的建议，随后三年，邓先生通过努力将尚在山西一所中学教书的王永兴先生调回北京大学，为了发挥北大历史系的学术优势，1981年6月，邓先生与周一良、宿白、王永兴、田余庆等五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组织方案和工作计划。当时北京大学无力解决中心需要的房舍、图书、设备和研究经费，王永兴先生向姚依林副总理转达了邓先生创建研究中心的心愿以及缺乏资金和研究中心房子的困难。在姚依林副总理和蒋南翔教育部长的直接关怀下，批给邓先生1000平方米用房建筑指标和20万元研究经费。

1982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了“相当于系一级研究所”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范围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宋辽金元。教育部批件指出：“该中心应团结校内外有关专家，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努力创造历史科学研究方式现代化的经验，使之逐步成为我国高等学校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基地。”

邓先生与北京大学领导商量能否将1000平方米用房建筑指标交给学校，换取学校把办公楼南面的老图书馆（今北京大学档案馆）腾给中古史研究中心使用。这样学校可以用这个建房指标去营造新的建筑，而老图书馆的使用面积也与1000平方米差不多，双方都划算。因为当时获得建房指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邓先生是从北京大学学校的总体发展来考虑的，改造旧房总比建新房要省钱省时省力。很可惜，因种种原因邓先生的这个建议未能实现。于是，邓先生又提出用那1000平方米建房指标换取未名湖北岸的健斋，作为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办公用房。那座三层小楼，每层只有10个10平方米的房间，楼道尽头各有两间稍大的房间，三层面积加在一起，也不足1000平方米，学校同意了。可是，健斋的三层楼里仍然住着许多教职工，在住房紧张的80年代，迁走这些教职工是非常困难和棘手的工作，健斋作为中心的办公用房始终得不到完全的使用。

1984年春，中古史中心暂时获得文史楼三层西边的大小教室各1间作为研究室，在那里，邓先生主持中心的第一项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宋）《国朝诸臣奏议》校点工作，先生要求我们在专门的稿纸上抄写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回来的影印本，他也经常来看我们怎样工作。正是那三年边抄写，边点校，边向先生请教，使我受到古籍整理技能的专业训练，《宋史·河渠志》考证也是从那时开始，而且锻炼了书写繁体字的功夫。

图1  邓广铭先生在文史楼指导中古史中心年轻教师

从1982年开始至1998年1月10日邓先生去世前，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过的中青年学者有：张希清、孔繁敏、刘俊文、臧健、李孝聪、李开元、马小红、薄小莹、张小舟、荣新江、邓小南、马力、杨若薇、阎步克、王小甫、陈苏镇、刘浦江和罗新。他们的专业领域覆盖中国中古史（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辽金）、考古、历史地理，包括古籍整理专业。由于年龄结构比较集中，那时候邓先生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中心十几位老师的职称问题。他曾经向校方、历史系多次建议用比较快而简单的办法解决中心老师评上教授。他从来不同意在年轻学者中划分高低层次的办法，多次公开表示他的意愿就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曾经有某位校级领导在邓先生面前将中心的中青年学者分成“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邓先生当面反对这种观念，同时，他向校领导也表达了从第一位中心老师评上教授到最后一位解决教授职称，拖十年之久是不合适的意见。由于邓先生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尽力推动年轻教师的职称评定，从不在中心成员中有任何高低的评判，使当时中心的老师们很团结，其乐融融，教学科研积极进取，成果累累。

中古史中心办公地点的数次周转

邓先生晚年曾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解决中心房子的问题，中心的临时搬迁，从文史楼到“健斋”，从“健斋”转到理科楼群，再搬到六院，几经周折，2000年最终落定在北大朗润园西所的旧址上。可是，邓先生已经在1998年春天永远离开了他辛勤耕耘一辈子的北京大学，先生还是没有在生前能够目睹作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100个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址的落成，让我们这些曾经受到先生泽波的学子们，每次踏进中心的院子、每当进入中心图书馆见到墙上邓先生照片都会产生思念之情。

1988年，中古史研究中心搬入燕园未名湖畔的“健斋”公寓。三楼整个一层9间，西段4间作为图书资料阅览室，东段5间作为研究室，每间面积10平方米；东西两端楼梯口各有1间，西间作为期刊室，东间为中心办公室。1989年我们就是在“健斋”楼里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从1988年至1996年，中古史研究中心落脚在“健斋”长达八年光景，邓先生竭尽全力地催促北京大学校领导尽快安顿“健斋”一、二两层的教职工，以便将全楼腾空整修，作为中古史中心的办公科研场所。当时的设想是三楼全层为图书资料室，既明亮又安全防潮；二层为研究室，一层改造为教学兼会议室以及复印设备室。遗憾的是，直到1998年1月10日邓先生去世前，“健斋”楼始终未能够腾空。后来才知道学校方面对“健斋”楼的使用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1996年，某基金会希望北京大学能够在“百年校庆”前修建一座高规格的贵宾招待所，接待条件超过勺园宾馆，经过对燕园各处建筑的考察，他们看中了未名湖北侧的“健斋”楼。北京大学领导决定用位于朗润园西所的北大红旗幼儿园交换，作为中古史研究中心新址，改建工程未完成之前，中古史中心办公室暂栖身于电教三楼北侧的大房间内。2001年9月5日下午14:30，中古史中心又开始搬家，暂时搬至静园六院北侧的一层办公，与二院的历史系斜对门，直至朗润园西所的新院落建成。

围绕中古史中心新址营建的争论与努力

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郝平宣布，未名湖畔的“健斋”楼将作为北京大学接纳来访特殊贵宾的帕卡德公寓；作为交换条件将北大红旗幼儿园园址作为新的中古史中心，北大校方承担红旗幼儿园的改建工程。因为郝平是我们本科时的同学，比较容易说话。我就问郝平：“教育部批文给了中古史中心的建房指标和经费，邓先生努力了十多年，北大校方都没有彻底解决中心的房子问题，这次调整我们搬出来，新址建房会不会又落空了？”郝平回答：“老李，你放心！这次是北大校方主动调房，不是你们主动要调房，所以学校为保证中古史中心改建红旗幼儿园用款专门拨给了300万经费，专款专用。”我又跟他说：“据我的经验，我们国家的基建工程，从来是完工时结算款额会超过预算经费，300万经费够盖100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吗？尤其是古建筑改造，如果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郝平笑道：“这次施工单位是专给中南海盖房子的，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中心古建筑改造工程做一个漂亮的样板，为将来进一步承担北京大学的古建筑维修改造工程做铺垫，所以不会计较这300万够不够。”在后来的施工工程中，工程负责人与我多次当面谈起中心古建筑的改建，因为北京市文物局对文保建筑的保护规范要求严，施工很费力，300万经费根本下不来。但是他们给北京大学立了“军令状”，所以也就不能够再多加经费。

大多数中古史中心的老师都不满意北大校领导用红旗幼儿园调换“健斋”楼作为中古史中心用房的决定。一天刘浦江来传唤李孝聪，说邓先生为此事发怒了，要我立刻去家里见邓先生。我提心吊胆地走进邓先生家，邓先生怒气未消，说：“你就愿意去当那个幼儿园长？你不爱中心，我还爱中心呢！”我不便申辩，就把郝平同我讲的意思向邓先生做了陈述，我也知道一时难以抚平邓先生的怒气，就退了出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北大要想做成一件事，完全从本单位考虑向校方提出要求是不容易实现的，若能够顺着校领导的意图，再提出下级单位的要求，反而容易实现，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是这个道理。不过，邓先生的那句话深深刺痛了我，鞭策着我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以爱护北大中古史中心为重，包括对中心房子和院落的维护。

1997年以后，时任北大中古史中心负责人的张希清、李孝聪与北大负责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开始反复商谈。中古史中心办公处所的调换工作涉及的步骤是：首先，中心从“健斋”楼搬到临时安置点，以便于学校开始“健斋”楼的改造；同时，学校为北大幼儿园营造新的园址，新幼儿园建好以后，腾空朗润园西所；然后，将原北大红旗幼儿园建筑落架拆除，重新改建朗润园西所，以适应中古史中心研究需要的用房。这个步骤的进行并不顺利。在北大副校长林均敬、校长办公室主任（女）的协助支持下，中心领导与北大幼儿园领导协商，签订了搬迁协议。1999年，北大幼儿园新址建成，我们向校领导提出红旗幼儿园可以落架改建工程开工了，可是北大幼儿园领导却提出让他们先向校外招生，一年以后再搬迁。此时刚好面临教育部下达在高校建立100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计划，倘若中古史中心达不到建筑面积，根本不符合成为重点研究基地的标准。怎么办？我与张希清商量，请校领导出面主持中古史中心与北大幼儿园坐下来一起协商。在会上张希清唱白脸，向幼儿园领导讲道理，请他们搬迁；我唱红脸，拿出当年的协议，要求北大幼儿园领导必须按协议写明的日期立即腾空红旗幼儿园，不能耽误落架改建的开工时间，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林均敬副校长表态：“北大幼儿园新房已经盖成了，依照协议应当按时腾空红旗幼儿园，不然改造工程难以按时开工。”有了林校长的支持，北大幼儿园领导不得不按协议写明的日期交房，中心新址改建工程按期开工了。如果没有林校长的鼎力支持，那次会议很可能久拖而无结果，中心新址改建工程也就迟迟开不了工。后来林均敬副校长调北大深圳校区主持工作，尽管我们见面少了，可是我一直很感念林校长对中古史中心新址改建工程的支持。

朗润园中古史研究中心新址的落定和建设

1999年，教育部公布创建100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通知，规定了重点研究基地应具备的物质条件：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其中包括研究室、会议厅、计算机室和图书资料室，1万册以上的图书，相应的传真机、复印机、扫描仪等设备。为推进中古史中心新址符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物质条件，我们向宿白先生请教朗润园西所的落架拆改营建工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宿白先生指出：朗润园西所曾经是清朝皇家王府建筑的一部分，属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三进院落、南北轴线上的殿堂、东西两路厢房和走廊等宫廷建筑的布局形制基本上不能破坏，但是又必须符合学术科研机构的实际需要，改造设计工作比较困难。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尤其是随时查看施工单位是否按照修复古建筑的要求来施工。当时的情况是原红旗幼儿园仅占有朗润园西所的后两进院落，前（南）面的正门和两进院落的主要殿房不属于中古史中心，中心的出入只能向东开门，况且当时的耳房还有北大教职工在居住，需要先解决他们的搬迁。至于红旗幼儿园使用的房屋，除了前院的正房作为儿童活动教室尚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昔日的格局，可以改建为报告厅；后院的房间用于安放孩子们午睡的小床，只有5间进深1间的一排后罩房。如果作为中心的阅览室和图书资料室显然是完全不够用的。

图2  1999年改建以前朗润园西所正堂前脸

图3  1999年改建以前朗润园西所正堂后身

我向宿白先生建议：能不能改幼儿园后罩房为勾连搭形制？从正面看还是传统带前廊的堂屋，后面增建勾连搭，这样从内部拓展了房间的纵深空间，增加了图书馆的藏书面积。由于房子背后是湖泊，必须做防水、防盗和防火，安放藏书柜架的地面铺设橡胶地板，既防潮又防滑。幸亏后来我在首都博物馆看到清绘本《朗润园图》，图上画西所建筑原本就是三进院落，没有后罩房，也就是说后罩房属于后世临时添建，这样我们的改造也就没有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形制。事后，宿白先生很欣赏这种改建的设计。

图4  首都博物馆藏朗润园图西所（局部）

从图上看，朗润园西所原来没有建东、西厢房，而是用回廊连接三进院落。为了保证研究室用房，我们请教北京市文物局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王世仁先生。王先生提议：既然中心的大门无法开在正南，而是开在前院正东，那么可以将前院的回廊改建为东、西各5间厢房，东边正中辟为大门；后院的东西两侧各建3间厢房，均作为研究室；厕所位于前院东房最南边的1间，门面设计成与研究室一致的样式。王世仁先生的设计方案，保持了清代王府官式建筑的基本风格，又拓宽了中古史中心的实际利用空间。

图5  1999年改建以前朗润园西所前院西廊

2000年6月27日，落架工程完毕，张希清、李孝聪老师应施工单位要求查勘了建筑工地前院东侧正门前和后院西北角的两个地下水泥建筑物，因为是20世纪的遗存，我们决定不做进一步的发掘，以免影响施工进度。另外，由于西所与东跨院致福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间存在一条南北甬道，后院东侧的3间研究室房屋适当向东移3米，为前后院之间的穿堂让出一些空间，细心的人会发现后院两厢房的位置并不完全对称。这些设计方案都经过古建筑专家、考古文物学者与施工单位的反复调研，可谓精于设计，细致营造。

2000年7月26日，经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估算：

中古史中心建筑工程编号：98-12，中心院落占地面积1982平方米，建筑面积1156.8平方米，建筑总造价367万人民币。

进入地面营建施工以后，基本上我每周去一趟中心工地，宿白先生也特别关心中心的改建是否符合修复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条例。一天在朗润园桥头，我遇见宿白先生，他再一次叮嘱我：“中心的房屋外观必须符合清代王府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外墙磨砖对缝，不得显露水泥，孝聪你要经常检查。”整个施工期间，我始终不敢掉以轻心。

2001年6月，中古史中心办公新址落成，适值中心举办唐宋妇女史研究国际会议。2001年6月5日，中心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中古史中心新址，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也展示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貌。

图6  2001年6月2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

图7  2001年6月2日即将完工中心前后院东穿堂

图8  2001年6月2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后身

图9  2001年6月2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

图10  2001年6月2日即将完工的中心后院西厢房

图11  2001年6月5日会议代表参观中心新址报告厅

图12  2001年6月5日会议代表从中心新址后院走出来

从1982年邓广铭先生创意设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到2001年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正式在朗润园西所新址办公，整整走过了“艰辛”的20年迁徙之路。假如邓先生看到了这一天，我想他一定会很欣慰，他老人家创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事业正在他最熟悉的朗润园内蓬勃地成长发展。也正是从中古史中心迁入新址的这一天开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毗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恢复古建筑原有布局的保护性施工，翻开了北京大学校园内历史园林建筑全面整修的新一页。

（李孝聪写于2022年7月18日）

（推送编辑：阚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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