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杭州城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1994年，杭州市提前一年完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同一年，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首届九年一贯学制毕业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预示着我校九年一贯学制改革的成功。

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

我是在安吉路实验学校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虽然我一辈子只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一辈子只在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一个单位工作，但我为我的教师职业和为全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作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而自豪。

1955年，18岁的我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了安吉路小学开始执教生涯。刚到安吉路小学时，真是惊喜极了：满眼望去，一所崭新的学校矗立眼前。尤其是这所学校在老校长郑森林的领导下办得很好，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他本人还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教育战线群英会。这些成绩都激励着我们青年教师拼命地跟老教师学习，刻苦努力地工作。我分配在这么好的学校，真是感到非常荣幸。

但是，刚从事教学工作时，想到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老师教导我们的话：“要当好教师，首先要热爱教师工作”。因此，我很天真地以为只要热爱工作岗位就行了。

谁知一到工作岗位，就面临着许多问题。由于我年纪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又没有教育管理经验，小朋友常欺负我，不听我的话，有的都爬到我的头上来闹。我很灰心，想打退堂鼓。我对郑森林校长说：“校长啊，我不适合当老师，看来我没有当老师的天赋，请给我换个工作吧。我当不了老师了！”

郑校长就做我的思想工作，耐心教导我说：“人生就像一座山，只有勇敢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山顶，才能领略无比美妙的风光。我看你是一块当老师的料，你要好好干下去，努力探索儿童的心理奥秘，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慢慢地，我教书时间长了，教学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教学方法摸索了一些，孩子们就变得听话了。家长说，学生们都在模仿我的语言、动作和神态，都像我。我和学生之间仿佛存在一种心灵感应，他们看到我眼神，就知道我的心思。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的春天到来了，教师地位得到根本性提高。1979年，浙江省首次评选特级教师，年仅40岁的我成为浙江省首批10名中小学特级教师中最年轻的一名。1985年，我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当时浙江教育界有个口号叫做“学安吉、赶安吉、超安吉”。全省各地到这里听课观摩的人很多，学校就经常开我的观摩课。听课的人多了，教室里坐不下，要把学生带到礼堂里上课。虽然我们学校这几年经过改造，礼堂可以容纳1000多人，但最多的一次来听课的人竟有1200多人，礼堂的走廊、四周全部站满了人，还是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我们只好把学生的课桌、黑板搬到台上去，我和学生在台上像演戏一样，给外地来听课观摩的老师上课。记得有一次，我上的一堂课，课题是《蓝树叶》。课后大家评价很高，北京一名语文教学老专家说：“你们安吉路小学的语文教学走出了改革的新路子。”他还在教育刊物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在全国影响很大。

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市开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94年初，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全市要提前1年全部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至1994年9月，全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乡镇数和人口覆盖率都已达到100％，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比例为99％。全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比原规划提前1年完成。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各级政府持续不断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取得了显著成就。

杭州市人民教育基金会成立大会

（摄于1995年）

全市还翻建、扩建学校校舍，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全市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涌现了一批窗口学校。昔日校舍破旧的现象成了历史，绝大多数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两机一幕”、闭路电视、电脑多媒体正逐步进入课堂，教学手段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全市大多数学校基本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求，达到了功能分区合理、功能配置齐全、结构趋向标准。

新建的城乡小学

当时，安吉路实验学校在杭州市教育系统中一直是走在前列的，这次普及九年教育也不例外。经过积极筹备，安吉路小学率先开始进行小学、初中“五四”（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九年一贯制学制改革实验。

为了适应当时的学制改革，我一方面积极学习理论知识，钻研语文教材，继续提高教学水平。我把小学阶段的所有语文教材以及教学参考都收集起来，把低、中、高段的教材全研读过，以把握教材的整个体系，进一步总结教学经验，改进不足。前后一共整理出25本课堂笔记和实录，因为在听实录时反复回放按键，后来连录音机都被我按坏了。学校经常会有来自各地的老师来学习教学经验，有时课前15分钟校长才跟我说有一批老师要来听我的第一节课，我整套教材体系都掌握了，就凭这15分钟准备时间，我就可以计划好如何上课，而且每堂课都可以上得很成功。

另一方面是努力提高教育理论研究水平。当时学校要求老师积极写论文，我们不会写，就硬学，就看书学习。看到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学习，我也不甘落后。我就利用寒暑假进行学习，寒假天气很冷，从前是没有空调的，连取暖器都没有，只有煤炉。我就把煤炉放在写字台的旁边。有一次我写得太认真了，煤炉把我的一张写字台都烘焦了。后来，我又怕煤气中毒，于是那些包饭用的草编包，里面放两个盐水瓶，把热水灌进去，然后把脚放进去，上面盖一条毛巾毯，手里也拿一个盐水瓶，上也不冷下也不冷，就这样去写文章。

我们学校还订有全国各地教育杂志，成册装订供老师阅读。我就利用暑假把学校资料室的各种教育杂志带回家阅读。我还放弃了学校组织教师疗养的机会，大量阅读杂志，了解全国各地的教育动态，边看边摘录。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就是靠手记，再分门别类地归类做读书卡片。

夏天很热，也没有空调，电风扇又不能用，因为用电风扇要吹跑卡片的，我只能席子一摊，坐在地上工作。一个暑假下来，我收集的论文资料和读书笔记堆积起来竟有近20厘米厚。当我掌握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教育资料后，就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上升到理论，开始写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在全国性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虽然刊物删除了很多内容，发表时只有两张纸，但心里的高兴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了这些教学实践和理论基础，不仅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九年一贯制学制改革实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还常常受邀到全国各地参加语文学术交流会，甚至到国外参观考察。以前是外国友人来学校参观听课，现在我也可以走出国门，真是想都没有想到。

记得到德国考察时，我坐上国际航班，当飞机冲上蓝天，我心里就涌出了无限感慨，当时我就想：教师耕耘的不仅仅是讲台，而是960万平方公里祖国广袤的土地，延续的是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在讲台上“播种”，用心来“栽培”学生，因为教好了一个孩子，就是多塑造了一个灵魂，就是给一个家庭创造了幸福，就是给祖国增添了一个未来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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