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左一）和中心的青年学人们，中立者为作者，摄于八十年代前期。

文︱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今年迎来成立四十周年之喜，这勾起了我很多记忆。中心成立于1982年，在最早有Email的时候，中心有一个集体账号，密码就是198205，所以我对这个成立时间记得非常牢，永远也不会忘记。1982年6月，我们78级的学生毕业。我早就跟随中心的几位先生读书，同年9月考上隋唐史的研究生，继续在中心的氛围中钻研学问，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成为中心的一员。中心的办公地点几经辗转，我都参加过搬家的劳动，因此也把中心当作自己的家。直到今天，我的大多数文章和书稿都是在中心的研究室里写出来的。想起这四十年的历程，满怀感激之情，有许多话要说，不过这里仅就记忆中有关中心“定位”的几件事，略做陈述，因为有些事情外人或今天的年轻人都不是很清楚。

作者在大英博物馆内的旧图书馆

何谓“中古史”

回复学术正途，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极力推动历史系的教学和科研，当时的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尤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史的教员最多，因此邓先生想成立一个中心，在教学之外，推动科研的进步。于是，中心1982年成立时，就以“中古史”命名，包含的范围是魏晋到宋辽金。这个“中古史”没有特别的学理依据，主要就是把教研室中三个断代的人囊括进来，主要的参与者是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王永兴、张广达诸位先生，同时也包括历史系考古专业讲授魏晋到宋元考古的宿白教授，成立之初的中心主任是邓广铭，副主任是张广达。

张广达先生（中坐者）与弟子们，左一为作者，摄于八十年代初。

因为在中古史一段，最初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国朝诸臣奏议》的点校、《三朝北盟会编》的整理。由于中心内外北大的一些先生都参与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与成立工作，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是当时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随后几年，以中古史中心名义编辑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一至五辑，还有《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我留在中心之后，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邓先生、王先生和张先生做编辑工作，到各位作者家里去送稿取稿，到抄录《敦煌吐鲁番论集》的老师家取缮清本，然后一遍遍地校对。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到了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评选部属百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我们中心以雄厚的实力成功入选，北大拨给我们朗润园西所漂亮的两进四合院作为科研和办公场所。教育部规定，基地必须以二级学科命名。中心由此改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英文名也随之变成“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在英文语境下，“Ancient”往往被理解为先秦时期，而中文里的“古代史”通常包括从先秦到明清各个断代。这样一来，倒是给中心一个扩充发展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心最初成立时的五十多个编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若干年来，只有治先秦史的朱凤瀚教授加入中心。而他主持的“出土文献研究所”最初挂靠在中心，后来留校的韩巍、陈侃理等年轻学者也成为中心的成员。但明清方面，一直没有拓展，只是在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时，请历史系元、明、清史的学者来主持，将中心作为一个科研平台，推动中国古代史各个方面的研究。

不脱离教学岗位

邓广铭先生高瞻远瞩，在中心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中心成员不脱离教学，职称评定走教研系列。对比来看，这点极其明智，极具远见。

不脱离教学，对老一辈的先生来说，他们原本就是历史系的教员，继续承担所教授的课程，带硕、博士生，但对于我们这些中心成立以后留校的人，如何承担教学是个问题。当时的规定是中心成员承担三分之一的教学工作量，所以我留校后，先是被安排讲全校公选的“中国通史”，在阶梯教室中，扯着嗓子一个学期从北京猿人讲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这对刚刚毕业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锻炼，说明邓先生的做法对年轻人的成长十分必要。后来，我协助张广达先生讲授“中外关系史”，又独自开了“敦煌学导论”专题课。

可是当年的北大很穷，承担教学任务是有课时费的，而中心陆续留下来的人逐渐增多，历史系的负担就越来越重。所以，有一段时间中心的人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专心科研。但这样一来，年轻人除了基本工资，就只有每年年末学校发的五百元“扶贫费”。这就使得一些人另谋出路。后来，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郑必俊老师退下来后，到中心跟从老先生们做敦煌写本整理和研究，了解到中心的“贫困”状况，建议中心成员应当和历史系的教员一视同仁，承担同样的教学工作量，也同样享受年终的课时费奖励。中心成员由此成为正式的历史系教员，开课、带研究生、评职称也和历史系一起，除了承担教育部基地的科研项目之外，跟历史系的教员没有任何差别了。这样对中心年轻人的发展更加有利。

历史系因为有中心加盟，魏晋到宋辽金一段没有专门留人，中古时段的断代史基本上由中心的老师承担，而中心成员也成为历史系最主要的“中国古代史”课的教员。老先生们立下规矩，本系的“中国古代史”必须要正教授来讲授。我曾经承担这门课的上半段，那几年，有课的学期基本上不写文章，全心全意准备讲义。

中心的成员除了断代之外，往往都有某个专题研究。于是，我们也在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中国考古学通论”“唐宋妇女史”“中外关系史”“敦煌学导论”“四库全书总目专题”“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隋唐长安”“马可·波罗研究”等等许多选修课程，为历史学系的教学做出了贡献，也践行了邓先生最早给大家设定的教学方针。

高校古委会的下属单位

中心成立时，邓广铭先生正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副主任，把中心列为高校古委会的下属单位。因此我们也得到古委会的大力支持，直到今天，还吃着一部分古委会的“皇粮”。古委会的秘书处就在北大，但安平秋主任从来没到中心检查工作，因为他绝对信任我们的科研实力，也多次在各种场合表扬我们的成果，对我们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既然是高校古委会所属单位，古籍整理就是我们中心的一项任务。但和“古籍整理研究所”不同，我们叫“中古史研究中心”，所以不少年轻学者留校后，更多地是做研究，而不是枯燥的古籍整理。邓先生没有强做要求，而是带着直接领导的宋辽金史团队，默默工作，与多人共同合作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与张希清合作整理《涑水记闻》，与李孝聪合作整理《宋史·河渠志》，与刘浦江合作整理《三朝北盟会编》等。后来中心承担了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修订工程中的《晋书》《辽史》，刘浦江教授生前最后阶段整理《辽史》的事迹，已经传诵于学界。此外，辛德勇教授整理出版了《两京新记》《长安志》，罗新教授等整理出版了《十六国春秋辑补》，朱玉麒教授等整理出版了《新疆图志》《新疆全省舆地图》《缪荃孙全集》等，这类工作仍在继续。与古籍整理相辅而行的古籍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如苗润博的《〈辽史〉探源》等。

除了传世古籍外，中心还是国内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重镇，是少有的能够覆盖从甲骨、金文、汉晋简牍到石刻和写本文书的全方位整理机构。在甲骨、金文、简牍方面，朱凤瀚教授领导团队整理出版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五卷六册，他还出版了《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甲骨与青铜的王朝》，主编《青铜器与金文》集刊、《海昏简牍初论》等；罗新教授等一直参与多卷本《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工作。在石刻方面，罗新、叶炜合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叶炜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荣新江等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三册。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方面，荣新江、朱玉麒、史睿等参与编纂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两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三十五册、《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两册，荣新江还参与《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敦博本禅籍录校》《向达先生敦煌遗墨》《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纂工作。这些“冷门绝学”的成果，有多种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大奖，在学界获得广泛好评。

“四十而不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经过多年来的锤炼，聚集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现在已经到了“四十而不惑”的阶段。中心原来的基本成员大多数现在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近年来，中心和历史系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引进和留校了一些优秀的年轻学人，可以维系中心的学脉。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思潮，有不同的学术课题。前辈学者抓住了敦煌学的热潮，跟进出土文献的整理，把握住中古史的学术脉搏，让中心的学术水准保持在相对的高度。今后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在坚持传统优势的同时，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将是中心年轻一辈学者的担当和贡献。

祝愿中心像朗润园西所的松柏那样永葆青春，像这里的花朵那样争相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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