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本地一系列反奸清算斗争的失败，使上级党组织和有识之士看到了在余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必要性，并积极缜密地进行工作。1946年5月，中共中央重庆局职工组东迁上海，编入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原职工组成员江浩然随同来沪，转为办事处职工组成员，后转入地下，归上海市委领导。这年七八月间，他结识了余杭闲林的进步青年蔡宗翰，开始了余杭秘密建党的契机。

蔡宗翰，1921年12月出生于余杭县闲林埠，抗战时避居上海，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1939年他回到家乡，着手恢复闲林镇中心小学和筹划开办农场。

1946年6月，他被选为闲林镇长。但不久他发觉他的计划很难实现，政府只能忙着抽壮丁、应付社会活动：搞实业更是困难重重，无法动手，逐步丧失了信心。四个多月后，他就借口陪妻子看病，请了长假，来到上海，也不打算再回去当镇长了。

在上海，他经同学吴振衡牵线，与江浩然在吴家见了面。江对蔡多次进行形势任务、革命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使蔡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当江见条件基本成熟，提出要蔡参加搞地下工作时，蔡当即表示同意。

中共闲林支部旧址

1947年1月，上海党组织先后派李明、彭健、顾荣生来闲林。蔡宗翰将李安排在伪镇公所当文书，彭和顾到镇中心小学任教师。江浩然指定这四人工作组由李明负责，彭和顾主要做群众工作，蔡搞两面政权，做上层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浩然曾五次到闲林指导工作。1947年3月，江浩然介绍彭健、顾荣生入党。

三个党员成立了余杭县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党支部，由李明任书记。7月1日，蔡宗翰被吸收入党。同时入党的还有也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湖南人胡原。接着又派来袁雪道任支部副书记。

江浩然根据党对坚持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工作的指示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实行“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方针，对闲林党组织的工作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他指出，党员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利用合法名义作宣传，发动群众，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他又要求党员要树立威信，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到条件成熟时上山打游击。1947年8月，根据斗争需要，上级对闲林党支部领导成员作了调整，袁雪道任书记、李明任副书记，彭健、顾荣生、蔡宗翰为委员。不久，袁和顾调离了闲林。同月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将闲林支部移交给上海局杭州特派员领导。

江浩然向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老朱（即林枫）移交了组织关系，介绍了有关情况。10月，杭州特派员柯里（即王振华）到闲林指导工作，要李明、蔡宗翰继续搞好两面政权。李明打入县教育会任挂名干事，到县城及黄湖一带活动。稍后李明调离，支部工作由蔡宗翰负责。柯里明确指出要蔡抓好三件事：一要整顿党组织；二要搞好自卫队，作为拉出去打游击的基础力量；三要进一步打入敌人内部，“钻进去”“往上爬”。蔡宗翰和党支部先抓紧对党员的思想整顿，进行党性、党的宗旨、组织纪律、秘密工作和气节教育，使党员情绪稳定。

1948年11月初，国民党突然逮捕了镇中心小学的金碧华（党员）等四人，接着，又逮捕了党员钱曾望、程寿祥、蔡仰炎和三名积极分子，蔡宗翰转移到上海，从此闲林党支部停止了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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