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五四启蒙  早年求学

1907年，邓广铭出生于偏僻闭塞的山东省临邑县。成长于家国飘零的动荡年代，这位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少年，也逐渐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感受到思想的冲击。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成为邓广铭心向往之的学府。

邓广铭幼年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学习的也无非《四书》《五经》等传统读物。13岁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他在校内一名教员处借到一部《胡适文存》，头一次看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名字。图为《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923年，邓广铭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邓广铭在时任校长王祝晨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上海等地的书报。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上台，撤换王祝晨一师校长的职务，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邓广铭因为参与发动罢课，被学校开除。正是在学生运动的游行队伍中，邓广铭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窦珍茹女士。图为邓广铭与窦珍茹的合影及二人结婚时的婚仪。

1930年邓广铭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转入辅仁大学英语系读书。时任辅仁大学校长沈兼士邀请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到校演讲，邓广铭对周作人的讲座做了详细记录。此后书稿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定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将全部稿费赠与邓广铭作为答谢。图为邓广铭的笔记手稿和1934年人文书店初版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932年，邓广铭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时文学院以胡适为院长，史学系的培养方案是由傅斯年等拟定的。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名家累累，颇极一时之盛。图为1935-1936年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及邓广铭在傅斯年、劳幹开设的“汉魏史择题研究”课程上的笔记。

大三时，邓广铭与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此事得到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的支持，并亲自为《读书周刊》题词。图为邓广铭在1935年8月29日第十一版《读书周刊》上发表的《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文。（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藏）

据1935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周刊》史学系布告显示，邓广铭初步拟定的毕业论文题目为《浙东学派研究》，而指导老师则是钱穆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大四时，邓广铭在选修了胡适先生的“传记文学实习”课程后，致信胡适，说明其愿意将毕业论文的研究范围缩小到为陈亮（龙川）一人作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936年，邓广铭在胡适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陈亮传》，获95分。胡适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很高，“逢人满口说邓生”。

1936年，邓广铭从北京大学毕业。此为邓广铭的毕业成绩单。（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第二单元   烽火流徙  崭露头角

自北大毕业后，邓广铭留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抗战爆发的最初两年，他困守北平，在风雨如晦中完成有关辛弃疾生平与诗文的名作。1939年，他奉傅斯年之召，辗转前往昆明，其后又随迁李庄，转往重庆等地，始终用功甚勤，对宋史各志的考订，均有重要创见。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人文学术的时代环境，受业恩师的帮助勉励，推动着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走向成熟。经由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宋代史学开始在中国新史学中独树一帜。

1937年，邓广铭在北京大学灰楼宿舍前。

邓广铭毕业留校后，主要从事两项工作：在胡适的指导下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以及帮助钱穆先生整理《国史大纲》的资料长编。图为整理艺风堂拓片时的西式工作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是“第一次引入现代西方学术的观点来解析拓片的编目情况”。

胡适先生虽然对邓广铭毕业论文评价很高，但也提出邓广铭对与陈亮相交甚笃的辛弃疾关注不够，因而鼓励邓广铭继续从事辛弃疾的研究。图为1937年4月22日邓广铭致傅斯年信，汇报其正在进行的辛弃疾研究之做法及初步所获。（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

关于辛弃疾的研究，有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先行研究在前。在胡适先生的建议与鼓励下，邓广铭写出这篇有分量的商榷文章《〈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发表在《国闻周报》第14卷7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这篇文章得到了陈寅恪、夏承焘诸先生的好评。邓广铭因此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经费，资助其进行辛弃疾研究。

图为邓广铭在北平时期完成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手稿。

邓广铭南下昆明后，曾有一段时期与陈寅恪先生朝夕相处，实际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图为邓广铭旁听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佛典文学”课程的笔记。

图为1943年5月11日陈寅恪致邓广铭信，请邓广铭代为校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缺漏二处，并就《隋唐制度渊源论稿》的钞写事宜，请代为转询傅斯年先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

图为李庄时期的中研院史语所，左十一为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在李庄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考证《宋史》，他相继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文章。陈寅恪亲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称赞邓广铭“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

1943年，邓广铭在傅斯年先生的举荐下，转往重庆，在北碚复旦大学史地系工作。在重庆时期，邓广铭相继出版了《陈龙川传》和《韩世忠年谱》，而《岳飞》出版发行的当天恰是日本投降之日。

图为邓广铭在复旦大学史地系为学生讲授“中国通史” 的讲稿。

抗战胜利后，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之邀，邓广铭毅然回到阔别七年的北大，担任历史系副教授，同时在校长办公室协助工作，担任“一名无聘书、无薪给的兼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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