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1912年出生，山西平陆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创建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著有《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的运河》《河山集》。

本文转自“历史真有趣”公众号，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出身农家，虽有幸进入大学攻读历史学本科，但直至毕业还是懵懂未化，竟没有认真读完过一本真正的古籍，更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1987年始入史念海先生门下，学治历史地理学。六年间，史老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指导我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终于使我艰难地跨入农业历史地理的学术之门。其后随史先生从事《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写与中日合作历史地理学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逐渐让我找到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研究方向——城市历史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是恩师史先生给了我学术生命，他老人家亲手扶我步入学术之门，教给我治学方法，指引我科研方向，并扶持我走过了最初的那一段艰难路程。2012年是恩师诞辰一百周年，我翻阅日记，思绪飘过二十多年，回忆起自己追随史念海先生读书问学所走过的道路，不禁凚然。

一、艰难考入师门

第一次听到史先生的名字，是在金日寿老师讲授的“中国历史地理”这门选修课上。金老师说：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教授是学界公认的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他与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一起被誉为历史地理学的“三大重镇”，有人还说成是“三驾马车”或“三巨头”。那是1986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

当时的班主任老师王达天特别亲切、负责，经常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有机会的话要继续深造。他每次见到我，几乎都会说：你年龄小，成绩又那么好（我在第一学期的考试中多门功课成绩第一），不考研究生多可惜呀。只是我内心茫然，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干啥的，因为我读的本科很特殊，学制只有两年，缺乏正规科研训练的时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萧县师范学校，俗称“小中专”，1981年毕业后在农村中学教书两年。其后考上宿县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史地班，1985年毕业获得了大专文凭。当年考上了华东师大历史系主办的师资本科班，这个班主要培训的是华东六省一市的中学历史老师。

真的要特别感谢王达天老师，他坚持不懈地鼓励我们，而且为弥补我们英语水平的不足，专门请来日语系的徐天淦老师，让他给我们开设了一年的日语课，说是日语好学考研容易过关。果不其然，后来我们班四个考上研究生的全部都是借助于日语，现在还有两个同学在日本的大学谋取了教职。

这年暑假，我回到所在的中学给学生们补习功课，把考研的事忘得一千二净。开学报到后，王老师就来催促了：还有一学期时间，抓紧复习考研啊。我想，为了王老师的这片热忱也要考一下试试，专业就选历史地理学。金老师推荐我报考史念海先生，而且给我说：史先生编写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是全国惟一的系统教材，可惜还没有公开出版。你到那里一定帮我找一套来。还有，我去年就退休了，学校返聘有时间限制，你毕业时咱们系上还会请你回来开这门课呢。一定要跟史先生好好学习啊。我心里想，我可能根本考不上呢。当时在华东师大古籍所攻读硕士学位的张祝平先生也对我说：史老先生可是大家啊，不仅在历史地理学界，在我们的古籍整理专业也是鼎鼎大名。你要真能考入史门，绝对是三生有幸。

决定报考后，我给史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辛德勇师兄的回函，他按史先生的意思解答了我所提有关报考的问题，给我极大安慰。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报名考试。

1987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刚过，我收到了一封陕西师大研招办邮来的信，打开才知道是复试通知。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早巳收到了成绩单，日语与政治都及格了，两门专业课皆是80多分，与报考华师大同学的专业课成绩相差太远了，他们都考了90分以上。当时就觉得考研没戏了。还有更让我吃惊的，就是复试日期赫然写着1987年4月30日，现在早过几天了。王老师知道后立刻打电话到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说明了情况，获准可以推迟面试。　

我到达西安的当天下午，由辛师兄带着第一次见到了史先生，并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鼓励。次日上午，在老办公院西南角的房子里几个老师对我进行了面试。复试就我一个人，竟询问了近两小时，每个老师的问题都要追问到我理屈词穷。史先生更不客气，一个人就问了五六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遥领着与自己本土不连属的插花地，那么他们是怎样管理的呢。这问题好难，当时我是大汗淋漓，无言以对。

大约一个月后，在华东师大举办的“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史先生。他告诉我：你被录取了。至此我才确认，自己可以跟随史先生研治历史地理学了。我真幸运，能够选到和蔼可亲的史学大家史先生做导师，今后可以在古色古香的陕师大图书馆里读书，可以在遍布历史文化遗迹的古都西安城内生活。

二、学习与科研训练

历史地理专业八七级硕士生就我一个，史先生仍然制定了系统的培养计划。他亲自给我讲授“历史经济地理”，讲义是油印本，为其所编《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一部分。当然先生只是以讲义为线索，主要的教学还是阅读古今名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给我讲解《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这是司马迁所撰写的中国最早经济地理学的专门论文。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史先生注重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学习。除他给讲授的“历史经济地理”以外，还请朱士光教授讲授“历史自然地理”，上官鸿南先生教授“自然辩证法”，特别邀请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的李之勤先生讲授“历史地理文献学”，西安师专的曹尔琴教授讲授“历史政治地理”。此外，史先生还要求我学习和掌握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基本方法，了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特点与前沿信息。安排我去旁听古籍整理研究所黄永年教授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生课程，训练文献考证的科研能力；安排我去旁听地理系的“自然地理学原理”本科生课程，自觉地学习野外实地考察的地理学本领；特别邀请地理系杜甫亭先生讲授“遥感学”，使我懂得了航卫片判读的基本原理，增加了地图学的基本知识。

史先生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独特而有效的方法是日记与札记。让我准备四个本子，两个一组，其中一个为日记本，即每天上课、读书、工作及其收获，并把具体的时间写上；另一个为札记本，每周要写一篇。札记就是笔记，平时读书思考中产生的想法要随时记下来，条理化系统化，很有练笔的作用。每周上课时交给史先生一组，四个本子轮流使用。

我初入史门对此法之妙处尚未能有所深悟，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来完成。开初写的札记都是现代论著摘抄，史先生就推荐学习顾炎武的《日知录》，阅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记得我有一篇日记记载：12:50到19:30，去东大街购物。史先生批示道：“购物花去近七小时，太长。出校门的这些时间要用于考查调研才行。”我看了以后才对时间有了感觉，也隐约认识到史先生让我们写日记的良苦用心。

史先生只检查我们第一年的日记与札记，此后就鼓励我们自觉坚持。记得是二年级下半学期刚开学，史先生检查我的学期总结与论文，然后对我说：这篇论文进步不大，从总结上也看不出你的札记训练。要想不断进步，写好论文，札记之功不可少啊。这是史先生对我批评最重的语言，让我反思很久，并重新开始自觉地写起日记与札记，虽然只是断断续续的但却很有收获。后来才慢慢体会札记之法对自己科研能力提高的作用，理解了史先生原来经常引用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的这句话：“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如雨球落大海矣。”不错的，如不札记则自己平时读书思考中产生的无数灵感，会像雨落大海不留痕迹，再也无法找寻。

除了知识的传授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外，史先生给我巨大影响的还有他平时的言传身教。史先生热爱科学研究，每日里读书写作，从没有节假日的休养游玩。我上课时，他老人家经常讲刚完成论文的内容，讲要开始写作专著的基本提纲。老师们流传说：史先生每天要写二千字以上的文章，开会或出外考察耽误的还要回来时补上。这种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与老当益壮的干劲使我特别敬佩、激动，也默默地鞭策着我。

在讲课之余或者师生见面会上，史先生还讲他的治学经历，让我知道了史先生成为史学大家的社会原因：严格的家学渊源给他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史根基，使其终身受益；与史学大师顾颉刚、陈垣以及方志学家张国淦等的师承关系让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使其在学术之途走得更远更宽；与白寿彝、杨向奎、谭其骧、侯仁之、王毓瑚等同辈学者的交流共勉，成为他学术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这几个方面的故事很多，我曾写成一篇论文，名叫《河山指点文字扬，学侣共进情谊长——论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交往》，发表在《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上。论文以“三四十年代的相遇相识、六十年代成就《河山集》佳话与八九十年代合作《中国通史》”为线索，写出了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65年的学术交往，认为这种学友关系给双方学术、工作与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益处，达到了学侣共进的目的。古人常感叹“文人相轻”，现代社会又鼓励学者之间“贵予竞争”。实际上，在学科综合交叉，人文与自然科学交融的今天，知识爆炸，世界学术前沿的重大课题，更是要求各学科学者联合起来，各尽所能，才能有所突破。因而学友合作关系，对年轻一代的学者更加重要。我也已经收集好资料，计划以顾颉刚先生与史念海先生的师生情谊为线索写一篇论文，论说师承有益于学术以及尊师重教、教学相长的道理。

现在回想起史先生指导我硕士论文选题与撰写的过程与方法，还是很有深意的。当时史先生承担了《国家大地图集•农牧业图组》的编绘工作，确定我的学位论文就是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方向。要求我：“你家乡在北方，熟悉北方的农业技术特点，区域从北方来选，时代定在清朝，专题就是农业地理。你自己先读书，写出具体的开题报告，包括论文提纲”。我仔细地读了一些论著，决定不选农业结构比较单一（我当时的认识水平）的华北，而是以清朝的东北、蒙古、西北（三北地方）作为研究范围，因为东北农林牧渔猎全面发展，北方内外蒙古地区农牧业结构变化明显，西北内陆农业区域差异显著，很有内容。史先生看了我写的开题报告，先是会心的微笑，马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范围选得太大了，硕士论文做不好。虽然有大题小做的研究方法，大范围研究便于规律的总结，但如果基础不够细节不清，则总体的把握就会出偏差或者不能出新。还有小题大做的方法，就是选个小区域，把问题做深做透，还容易写出新意来。你是初学者，没有研究基础，上述两种方法我都不提倡，还是选择中间路线为好。最后我选择了东北作为研究范围。

研究区域确定以后，对于农业的内涵也有个明确的过程。农业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农业指大农业，包括农（种植）林牧副渔；狭义的农业为种植业，内部又有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分。我开始是以大农业为研究对象的，认为清代东北的畜牧渔猎在时间发展上与空间布局上都很有特点。后来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就显得内容多，我有点力不从心。史先生说：先研究小农业即可。我的论文就是这样按照史先生的指导顺利地完成了。

让研究生自己选择具体的研究区域与专题，初时看让学生走了弯路，实际上却是让他体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具有实践价值。同时还让学生收集与阅读了更大范围的资料，开阔了视野，在具体研究中也有意义。

1990年，我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华东师大历史系还真来了一个副主任，希望我回去任教。我给史先生说了，史先生说：硕士三年仅仅是历史地理学科研训练的初步阶段，还没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我建议你读博士继续深造，如果生活有困难，申请留校，一边工作一边攻博。我最终听从史先生的建议，考上了史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留校任教。

有了硕士阶段的学习和科研训练，博士论文的撰写就顺利多了。我本来是选择清代山东与河南两省农业地理为研究对象的，后来考虑到明清农业发展处于一个大阶段，就自己决定与选择明代这两省的马雪芹调整了一下，也得到了史先生的同意。最后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完成，大量地运用了曲阜孔府档案资料对明清山东粮食亩产量、作物结构及其变化、种植制度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也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论文修改后，于2000年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三、明确科研方向

攻读研究生期间，根据导师史先生的意见，我选择了东北与山东的明清农业地理进行研究。但大家的研究集中在一起，不好继续展开，又加上留在西安工作，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自然山水我特别感兴趣，所以就希望改换一个研究方向。在史先生的帮助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研究方向转到了“城市历史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

1991年春天，史念海先生举办了一个“西安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一篇《唐都长安的绿化》的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这是我研究西安的第一篇论文。1995年初，我有幸参加了史念海先生主持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负责“春秋战国秦时代”图组的初编，后来又增加了《唐大明官图》的工作。在一年多时间里，史先生每个月定期主持召开一次研讨会，有时候还是两周或每周一次。每次都审查大家的文字资料与图稿，针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必要时还组织大家到实地进行考察研究。这次编图让我一下子进入到了秦咸阳城的研究工作状态，后来出版的《秦都咸阳》（西安出版社2010年）、《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人民出版社2009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步的。

1997年夏天，史念海先生与日本的妹尾达彦教授、鹤间和幸教授联合，开始了国际合作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为期三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多次带领中日联合考察队，实地考察了关中平原的古今水利工程。这次合作研究的成果丰厚，在中国的西安与日本的筑波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中日文论文集4册。其中中文的2册书名分别叫《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与《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均是史先生主编，由我来任责任编辑的。这种经历也给我带来学术上的不少收获，比如我在考察与研究基础上设计的课题“渭河平原水利开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史先生在我的研究生阶段引导我步入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领域，在其后的工作中还是我研究古都西安的直接领路人。如前所述，我的第一篇有关古都西安的学术论文是史先生组织的历史地理专题研讨会的推动下完成的，而参与史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以及参与中日合作历史地理课题研究，则训练了我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让我找到了进入古都西安与关中水利研究状态的突破口。　

史念海先生传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此法要求，收集古今中外文献资料要先做详细的目录，然后一个个搜寻到手，最好达到竭泽而渔；在此基础上按时代分类做出资料长编，阅读分析原典，发现问题；接下来再带着问题去实地考察、调研，最后解决问题形成自己的学术判断；如果自己的观点有所创新，则撰著成论文，贡献给学界。我在研究古都西安的时候，就自觉地训练这种方法，还是很有心得的。我常骑自行车考察西安周边的古迹遗存、原隰景观，曾经向东过灞河，访秦东陵、芷阳湖、坑儒谷、骊山、华清池、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最远到达了鸿门宴的发生地；向西越沣河，考察过西周车马坑、灵台、灵沼与沙河古桥遗址，秦都成阳及河房宫、西汉长安、唐大明宫等大遗址更是我多次探访之地，尤其是唐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遗址，我前后考察过20次以上；为了搞清楚曲江微观地貌的高低走势，我曾专门在下雨的时候来到曲池地方，观察其周边流水的方向。亲赴实地去感悟历史，更能真切地体会史书文献背后的实情。

除了治学方法，史念海先生“有用于世”的治学原则与“追求崇高”的治学境界，也深刻地融入了我的思想，时刻激励着我。史先生研究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变迁的结论，对后来国家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制定有重大理论指导价值，而其研究长安八水变迁原因以后，所提出的建立南山水源蕴含林的建议也得到规划实施。我参与曲江新区文化建设，在兴建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航天城文化生态园等现代城市建设工程中出谋划策，参与制定曲江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复兴唐华清官、重建昆明池、规划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方面有所贡献。这不仅体现出历史地理学者研究的有用于世，而且也从实践交流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为建立完善综合的“长安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末期，史念海先生认为，相对于博大精深的西安历史文化，现在我们的研究水平还无法与其相称。这是西安整个学术界需要努力改变的，以便迎头赶上，走在世界学术界的前列。史先生曾经动情地说：据说从前有日本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他敢说这句话，也真有当时中国学界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落后于人的现实存在。知耻而后勇。经过几十年中国敦煌学学者的努力，再也没有哪个外国人敢说这样的话了。联系到我们生活工作着的西安，会不会有人说：“西安有汉唐长安，而长安学的研究却在他那里呢”？我（按：此指史念海先生）最初研究西安历史地理时，案头上摆放的书不少，经常参阅的是三部书：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与平冈武夫的《长安与洛阳》。其中就有两本是日本人撰写的，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作者还是清朝人，这真给人一种“秦无人”。的感觉。我们为何不能像研治敦煌学的先生那样争气，由西安的学者写出最令人尊重的长安学著作，让别人放在案头经常地参考与学习。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努力，这个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后来史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可以说初步达到了这个目标。其后史先生又规划《古都西安丛书》50本，亲任主编，发凡起例，审查各书的提纲，要求精益求精，确保达到古都西安研究的最高水平。先生“追求崇高”的治学境界，影响着一大批后辈学人，我们将沿着先生指引的路继续前进，去完成先生未竟的事业。

记得我来西安上学的时候，只上过三年学的老父亲对我说：师徒如父子。现在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更加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我完整的生命中，血肉物质的东西来自于父母，学术精神的东西来源于恩师。

作为弟子对老师最大的纪念就是把老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余实不敏，更加先天不足后天颇不用功，故成绩不佳，但我会一步一步走下去。学术是代代相传的，我会训练我的学生，让他们把历史地理学研究做得更好。我带研究生有十多年了，在史先生日记与札记的科研训练方法基础上也在总结经验。我现在归纳的方法为“团队•例会•六个一”，即建设一个科研团队，定期召开例会，实现学术上的六个一：每天一篇日记、每周一篇札记、每月一篇读书报告、每学期一篇论文、每学年发表一篇论文、三年完成一篇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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