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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教授
一、历史学的基本概念
历史学简单说来就是研究以前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么一个场景出发来解释什么是历史学：想象一下，在史前时期的某个夜晚，有一群人无事可做，围着篝火听氏族里的老人讲故事。这个老人讲的故事就是历史，而历史学就是分析与研究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学问。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谈论历史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明史的概念。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基本限定，在“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叫“史前史”，从理论上讲，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历史”。因为历史学所研究的“历史”特指人类社会的文明史。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学者比较重视国家的产生，西方学者则有所谓“青铜器、城市、文字”是文明产生三要素的看法，其中尤其强调文明史是发明文字、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双方都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才从史前史进入了文明史。
在那个史前人类的夜晚，那位氏族老人给晚辈们讲的故事，一定是经过思考而有所选择的，选那些他认为对晚辈有意义的故事来讲。这就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雏形。因为他所介绍的“过去的事情”，被氏族里其他成员听了后记住了，个人记忆也就被纳入了集体记忆之中。所谓历史意识，就是对人类自己记忆的思考与选择，最后被表现为集体记忆，并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历史意识也是人跟动物之间根本性的差别之一。比如黑猩猩，他们的基因与人类高度相似，但我们无法设想，会有一群黑猩猩围着篝火听老猩猩讲故事。动物当然也有记忆，它们的某些记忆会形成一种本能并遗传给后代，却不可能形成具有思辨性历史意识的集体记忆。历史学，是分析、研究人类的历史活动——文明史的学问。
一般认为，“历史”一词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层面来解释。广义层面，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以前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狭义说来，“历史”也可以指人们对这种客观存在的描述和探索，是关于历史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学。专门研究这种学问的人，当然就是历史学家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位氏族老人，如果他慢慢地成为专职的讲故事者，也就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历史学家的味道了。
近代以来有两大主要的学科门类，研究自然的科学与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有些学问很难被纳入到这两大范畴中，所以将那些学问统称为humanity，中文译为“人文学科”，历史学也是被归入人文学科里的。但我们最好不要把它称为“人文科学”，这是因为究其本质而言，历史学是为了探究与阐发人类过往的学问，而且这种探究与阐发有时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而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则以客观为其唯一准则。
二、怎样学习历史学？
由于历史学研究的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历史学家都不得不首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弄清楚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究竟是怎么样的，某个历史现象是不是存在过？某个历史事件究竟是怎么样演变的？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都要把它给复原出来。
提起历史，人们首先会想到历史故事。讲故事，就是复原各种历史现象，在学术上一般把它称为历史叙述，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第一道工序——复原历史事实。第二道工序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相近，就是对我们复原的历史事实进行讨论、分析、研究。这就是学习历史的两道“工序”。 
关于这两道工序，在此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根据《宋史•司马光传》的记载：
（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这是关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发生了一场争论。马未都先生认为从文物实证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宋代大型瓷缸的文物实物。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冬梅教授与马未都先生展开了讨论。她认为，第一，既然这个典故出自官修史书，而非笔记杂谈所载，是具有权威性的，可信度高；第二，司马光所砸的其实是“瓮”而不是“缸”，在逻辑上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瓮是口小肚大的容器，而缸口大，人在外面可以从缸沿把落水的小孩拉出来，而如果是瓮，就算是大人也很难把小孩拉出来，遑论七岁的小孩。在没有其他资料证伪这条资料的前提下，没有理由轻易否定它。
节目播出以后也在网上引起了讨论，后来有网友补充了不少来自考古现场以及文物图像资料的论据（大瓷缸，大陶瓮）。更何况，著名的“请君入瓮”典故还出自唐代。可见足以装下一个人的瓮早已出现。
不管从实证的角度，还是从逻辑层面来说，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马未都先生没有核对这个材料的原文，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否定故事的真实性。这个错误是因为在后世传播过程中，有人把瓮误写成了缸，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司马光砸缸”故事。所以在论证理路的角度看，马未都先生弄错了。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研究的路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选择是主观的。历史资料也一样，只有与被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历史现象有关的资料，才被称为历史资料。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受时代的制约，人们所感兴趣的历史议题是不一样的。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的、片面的和主观的，因为它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如“瓮”变“缸”一般，被后人所改动，所误解。例如，看起来完全“客观可靠”的、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考古资料就是如此。我经常举这样的例子，现在香烟的包装上面规定必须要印上一行“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假设多年以后，吸烟这个行为消失了，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吸烟”，此时我们的考古人员挖掘出来了一块烟盒残片，上面只留下了一行字：“吸烟有害健康”。面对这样一小块碎片，你能想象得到它原本竟是香烟的包装盒吗？
地下的资料被留存下来是具有偶然性的。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那为什么没有木器时代呢？难道早期的人类就不知道木头其实也是可以制作工具的材料吗？这是由于石器、铜器和铁器，都容易长期保存，而木制品经过漫长的时光后多半都会腐朽，难以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早期人类是如何利用木头制作工具的了。同时，面对一堆富于“弹性”的历史资料，历史学家的“希望值”（立场）有时会影响解读的最终结果。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超脱于社会现实而存在，他必然受时代与社会阶层立场的制约，而与历史资料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我想马未都先生和赵冬梅教授的立场就是有差异的。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受他的时代和阶级立场的制约，他们跟历史资料之间也存在非常多的隔阂。因此，面对一堆富有弹性的历史资料，历史学家的期望值，有的时候就会影响解读的最终结果。所以我们说史学是主观的。
相比较于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历史学的“技艺”可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具体的解读历史资料的学科能力，例如版本校勘、文本的考证分析等等；其二，强调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作分析，重视各个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就是史学研究中不断强调的“历史大背景”。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强调把社会现象解剖开来，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比如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方面去分析人类社会，所以他们往往习惯于从某一个“片面”去观察社会。而历史学则不同，我们强调某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放在这么一个时代中间，在一个大的背景影响下，它是怎么运作的？尽管历史学研究中需要去学一些现代社会科学一些相关的理论，借用他们的一些工具来做分析，但是我们仍然会把强调历史大背景放在第一位。史学研究强调的是要窥斑见豹，而不是瞎子摸象。
三、历史学的教学目的是什么？
近年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研究现实社会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在媒体上发表一些看起来完全有悖于常识的见解，导致很多民众称之为“砖家”。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砖家”大都来自社会科学，历史学的比较少。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将人类社会分解开来，从各不同侧面去观察分析。这就将那些“砖家”的思维限定在自己学科所涉及的社会领域范围之内，习惯于只从自己学科的视角去观察分析社会现象。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既然目前我国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一部分贫穷的男性无法找到对象结婚，不妨让几个穷男人同娶一个老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性别比不平衡造成的单身男性成婚难的问题。因为从经济学的立场来看，婚姻就是经济交易，贫穷男性经济能力不足，只能几个人拼一个老婆。但是我们都知道婚姻关系绝不只是一种经济关系，应该把婚姻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里面去考虑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作思考无济于事。
比如有一个管理学的专家提出，为了解决很多地方养老金的账户紧张的问题，可以把养老金发放的年限从60岁提高到65岁，让那些60岁到65岁之间的人都去做义工，这样养老金账户的资金就够用了。这个办法也许能解决资金问题，但让所有人去做义工如何可能？符合法理吗？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不能仅从某一个侧面解决的。
Cleopatra and Caesar，by Jean Leon Gerome
历史学的视角与这些社会科学不同。历史学教学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学术史上有个著名的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的案例：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说：“倘若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假如埃及女王没有那么漂亮，屋大维就不会那么迷恋于她，就不会总是待在埃及，那么罗马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而作为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的罗马，受其影响的世界历史面貌恐怕也是大不相同。当然这只是一个反讽，是为历史学家们所批评与力图避免的。因为历史学追求的不是这种把一切因素归诸于一个特殊的、细小的历史现象，历史学强调的是综合分析，牵扯到罗马历史演变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埃及女王的漂亮与否只是其中的一个极为细微的因素，它绝对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将极其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归因于某个特别的现象，是我们应该批评与避免的。
回到前文所述关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它还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学术训练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重新验证关于“司马光砸缸”这个历史故事的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从论证逻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从历史教学的角度看来，司马光砸缸历史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已经不是重点。论证过程如何展开，其论据是否可靠，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才是关键。
大学史学专业训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础之上，训练学生养成一种质疑既定知识的思维习惯，而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去联系当时社会的、所有可以分析的要素，来追寻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才是历史教学的目的。
同时，强调历史经验的意义，反思人们的社会行为，也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这里不得不牵扯到对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一个反思。我对中学教学不是太熟悉，只是通过我们的新生有些了解。目前中学的历史教学基本以灌输既定的历史知识为主旨，学生出于应试的需要，被动地接受知识，缺少分析和反思，这是它的根本缺陷。总之，质疑旧说、培养综合分析能力，就是大学历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之为“历史学思维方式”。
前文提到，我们最好不要把人文学科称为人文科学。那么历史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究竟有没有“科学性”呢？如果有，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历史学当然具有“科学性”，它的“科学性”就体现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逻辑合理性，即论证过程的每一步都要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把一篇论文里面所有论据拿出来重新推论一遍，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这里体现的就是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尽管历史资料和与其观察者都可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我们分析讨论的过程必须符合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可靠的论据，必须是可重复的。科学研究一个最大标志之一就是它的结果必须可重复。史学在这一点上与它们是一样的。
四、历史学究竟有什么用？
选择历史学专业的人大多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你学这个有什么用？我也经常被学生们问这个问题。我想每个历史老师恐怕都已经被问了无数遍了。如何回应这个问题？我认为，历史学是一门永远追求逻辑上合理性（科学性）的思辨之学，它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强调综合分析。相比于具体知识的传授，历史学教学更重视的是思辨的训练。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更兼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
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又可以说历史学的课程具有一种超越狭义的专业训练，它不仅是一切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起点。以求真跟理解为宗旨的现代史学，恐怕已经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史学都强调研究历史，可以归纳历史经验，为现在的某些管理工作提供帮助。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跳出功利主义的“学以致用”旧传统的桎梏，以求真求实、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这是历史教学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
这当然是从精神层面来讲的历史学在当代社会的“用处”，但是历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是由专业与职业之间的不相配套现象引起的。坦率说，我们如果只是培养研究型的人才，学生们学了历史，能够成为历史学者，或者到中学、大学教授历史课程，但是这门职业所能够提供的职业岗位实在太少了。大量的史学毕业生大约没法在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来找到他们的职业岗位。现在多数人说史学没“用”，主要就是指此而言。
历史学不是提供社会性职业训练的专业。为什么这么说？近代以来，大学慢慢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各行各业需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大学也逐渐变成了职业培训机构。这样一来有一些专业的困境就产生了。不仅仅是历史学，文科里面其他有些专业，比如哲学，以及理科的一些纯理论的学科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当然有些学科的学生比较容易改行。
史学当然也有类似的“改行”途径。我曾经给我们本校的学生做讲座的时候提出，进入到历史系来学习有三个出路：第一，假如你下决心献身于史学研究，像老师一样，这个职业当然你可以待下去，尽管赚不了大钱，也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蛮有趣。但是这样的工作岗位是不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大多数的同学不太愿意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第二种是通过史学的训练使得综合分析的思辨能力有所提高，同时也掌握了相当宽广的关于民族历史的文化知识，就可以选择跟史学专业相近的一些职业。比如新闻、出版以及其它与文字有关的职业。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对求职人员的一种“专业歧视”，认为史学专业学生无法胜任某项职业。在应对这种困境的时候，我往往会建议学生选择某个就业机会更多的第二专业，这样你的能力肯定超过只学习某一专业的同学，尽管在学习过程中你肯定会比别人辛苦一点。第三条建议是，对于非史学专业的学生，我建议他们多选一些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来培养自己，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综合分析的思辨能力。这三条是我能够给出的历史学专业的职业“解困之道”。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