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余杭史志》刊有据陈天风同志口述的余杭和平解放经过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因其中许多事件是我本人亲历，部分事件更是直接参与，而陈文中尚未提及，为更完整呈现相关史实，现通过本文加以补充。

今年是杭州和余杭和平解放73周年。杭州于1949年5月3日解放，余杭比它要早一天，即5月2日。余杭解放时，现余杭中学的前身——余杭简师，其校长由县长白冲浩兼任。当时我的大哥毛孔昭是余杭简师的老师。在南京解放后余杭解放前形势最紧张时，白冲浩委托孔昭临时负责简师工作，要求学校不要解散，师生集中在校内，并从仓前粮仓拨发稻谷200石，由孔昭组织学生提取，并保障其间师生的生活。余杭简师在南渠河边的鲍家祠堂，孔昭家住在马家弄4号，正对鲍家祠堂后门。

那时，我在今浙大附中的前身明远中学读二年级。四月下旬，学校临时停课，让同学们回家，复课时间要等学校通知。我和十几位余杭藉的同学回到余杭后，就住在马家弄4号兄长家里。

5月2日那天，天气晴朗。解放军的南下大军在中午时分抵达黄湖。我的表哥杨天波，负责黄湖地下党领导的一支乡镇地方武装，当天就和南下大军会师了。

5月3日，解放军分几路进军杭城，瓶窑、良渚一路，余杭、仓前一路，都未遇到国民党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在人民群众的欢迎下，解放军几乎是一枪未发地解放了杭州。但是，在杭城南面钱塘江边，还是出现了争夺钱江大桥的惊险一幕。

原来，国民党政府为阻滞解放军过江南下，已经布置工兵在钱江大桥上安放炸药，企图炸毁。钱江大桥当时是全国唯一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在他们安放炸药时，杭城地下党组织工人千方百计阻扰工兵，以延缓引爆时间。

另一方面，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在黄湖与地下武装会师以后，地下武装的一名队长、地下党员朱鸿钧立即为解放军带路，从余杭经闲林、转塘绕过市区，直奔闸口的钱江大桥。待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入市区时，这支队伍已经出现在大桥边。国民党工兵发现后，知道炸桥已经来不及，遂仓皇逃离。解放军因此有惊无险控制了大桥。

朱鸿钧同志后调往新疆工作，现在已年近百岁。三年前，即2019年杭州解放70周年时，《杭州日报》曾整版发表本人文章《我在杭州迎解放》。

作者毛微昭（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

还有陈文中提到的一些人物，我也知道，有的更是彼此认识。如鲍自强，就是兄长在余杭简师的同事。而文中提到的沈子球，临安山川乡（现划归安吉）人，则是我父亲的学生。

5月2日下午三、四时许，余杭县长白冲浩率领县军政人员三百余人列队迎接解放军入城，一枪未发，余杭和平解放。

5月2日晚，六七点钟时，表哥杨天波那支七八十人的队伍，突然来到余杭简师所在的鲍家祠堂，他们装备精良，有五挺机枪，连同长短枪共一百多支，许多都是他们刚刚从国民党败军中缴获的。那天晚上他们就驻扎在余杭简师。杨天波在解放军渡江后几天，亲手打死了前来收编的国军上校支队长徐会斌。这支杭州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黄湖地区同国民党政府周旋了十几天，终于和解放军胜利会师，在夜里进驻余杭县城。

关于杨天波他们这支队伍，著名作家张抗抗（她是浙江日报离休老报人张白怀的女儿）在她的长篇纪实文学《赤彤丹朱》里有专门一章介绍，把杨天波誉为传奇英雄。解放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地方武装余杭县大队第一中队，杨天波被任命为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大队长是余杭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袁浩同志兼任，教导员是他们这支地下武装的领导，余杭县委副书记祝岐耕同志。那年杨天波虚龄才22岁，事迹已经载入杭州和余杭的地方史志中。

余杭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6月21日，县长袁浩到余杭简师向全校师生做形势报告。报告后由县委组织部张玉善同志领导大家学习讨论，我也跟余杭简师同学一起听报告，一起讨论。当时余杭简师除两个毕业班（一个春季班，一个秋季班），还有一个初中班，所以解放后改名为余杭中学。那次学习讨论，张玉善同志动员简师同学报名参加革命，因为人民政府急需大批干部。当时大部分简师同学读了师范，就想当老师。有的是春季班，要下半年才能毕业，想毕业了拿到师范毕业证书，所以报名参加革命的同学不是很多，一共只有15人。我因为表哥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也想参加革命。但我虚岁才15岁，个子还只有一米五几，就问张玉善同志可不可以报名。张玉善同志当即表示欢迎，说革命队伍里红小鬼多得很，明年后年不就长大了。于是我就跟15位同学一起参加了革命，并且成为全县最小的一个干部。

浙江余杭县苕溪桥（通济桥）

来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年第5卷第1期

8月，余杭简师改名余杭中学。大哥毛孔昭由临安专区专员程鹏任命担任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即校长）。我和团县委书记张安胜同志都在城区工作，他在1949年8月介绍我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我是余杭的第一批团员。张安胜同志后来担任过余杭的县委副书记，后调平湖县县委书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时，带学生去嘉兴实习，曾去平湖看望过他。

70多年过去，这15位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学，有的已经作古，大多数还在，不过也都九十出头了。有几位离休老干部与我直接或间接还保持着联系。韩文达，离休前是湖州市政法委书记；蒋山青，离休前担任过市人大办公厅和土管局领导；吴丁立，离休前是德清县五交化公司经理，县政协委员；张先宁，与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后来的县委书记刘敬宗同志结婚。刘书记后来调丽水地区工作到离休，张先宁调回到余杭街道工作到离休。刘书记去年在将近百岁高龄时去世，张先宁住在浙江医院已经几年，我每年都去看她。张先临与一位南下干部结婚，前几年丈夫去世，自己仍住在西湖边延安路孩儿巷。蒋山青还来过瓶窑一起聚会。韩文达在湖州和我的复旦同学许学东住在一起，许学东也是离休干部，曾是湖州日报的总编辑，现在通过许学东我们互相问好。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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