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浙江大学百年办学史上,有许多值得铭记的时刻与事件。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浙江大学举校西迁,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以一支文军之长征而引“东方剑桥”之崛起。本期继续回顾文军长征重要一站国立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历史。 三 英才摇篮 天目山级的浙大学生是值得校方深切爱护的一届优秀学子。1937年,浙江大学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考新生。这是浙江大学第一次参与三校联考招生,这也是民国大学实行全国统考之前的一次率先试验。浙江大学为了做好这届新生的考试与招生工作,成立了专门的招生委员会,在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分工协助的机制下,派胡刚复、潘承圻、储润科、李寿恒四人分别负责沪、杭两处的招生考试主持工作。经过考试,浙大录取本届新生人数达387人,不过由于时局关系,实际未能如期报到者达百人以上。 尽管如此,本届招生大大拓展了浙大招生的省籍范围,来自十七个省市的考生入学浙大,进一步优化了浙大新生的地缘结构,体现了浙江大学作为国立大学的全国性。程开甲、胡济民、施雅风、蔡壬侯、唐觉、杨士林、滕维藻、郭本铁、钮因美、谢觉民、刘操南等优秀学子都是天目山级学生,日后都成长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才;其中,程开甲、胡济民、施雅风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杨士林、滕维藻、裘克安等成为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大学校长或副校长,程开甲还于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为了带好这届新生,学校为天目山分校配备了优秀的师资: 著名地理学家谢觉民回忆自己在天目山上曾经求学的日子,对三位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位教授就是张荫麟。“在天目山时,他讲授中国上古史,胖胖的脸,戴金丝眼镜,不带任何书籍,也无讲义,只是手上夹着两枝〔支〕粉笔就来上课了。他在黑板上写了古书上或《诗经》上的句子,让学生探讨古史上的田亩制度及耕作情况,学生纷纷举手陈述己见,最后张老师详为剖析加以己见。学生们都觉得这种教学极富启发性,非常感兴趣,也对张老师十分钦佩。” 第二位教授是费巩教授。“费老师来天目山讲的是政治学,矮胖的身材,圆圆的脸,上课时讲英国的议会政治,也插入英国的政治笑话。费老师十分爱护学生,视如自己的子女。” 第三位是体育教授舒鸿。“当时浙大体育课,舒老师督促甚严,他要求学生有锻炼习惯,在浙大体育不及格的休想毕业的。全校学生都要上体育课,因此也无人不认识舒老师。” 谢觉民说,“在〈西〉天目山,大学一年级的这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张老师的问学坚毅而深入,为不世之才;费老师谆谆相告,做人要有品格,深感处世为人之不易;舒老师赤心‘爱人’的重要。70年来,时时忆念。” 四 青山依旧 由于天目山风景宜人,远离喧嚣,是一处理想的陶冶情操之地界,因而当时校方还在天目山分校率先施行导师制。分校成立了一年级导师会,师生之间和谐融洽,一改往昔师生关系疏离之憾。 只可惜,天目山分校成立之后,淞沪会战态势日益变化。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部登陆,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淞沪会战”败相毕露,杭州形势急转直下。11月29日,鉴于“杭徽路已断,则余杭不通,甚至天目山亦不能与外界来往”,既定的“非日兵至富阳则建德不移,非日兵至余杭则天目不移”的方针已不再适用,天目山师生“以浙西紧张分批迁建德”,与先期迁入建德的校本部汇合。之后,随着日军侵略的范围不断扩大,浙江大学出浙江、入江西、移广西,最终驻足于贵州遵义、湄潭,5000余里的“文军长征”创造了“东方剑桥”的不朽传奇。 天目山分校学生晨读与散步之处 天目山分校正是浙大西迁这部大学传奇中的一篇精彩华章。从1937年9月21—23日,一年级新生移驻西天目山禅源寺,天目山分校成立,到1937年11月29日,一年级师生启程迁离,天目山分校存续时间合计仅69天。时间虽然短暂,意义却是不凡。她是20世纪30年代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大学坚持办学的一种特殊举措,是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最初的一种实践形态,也是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第一个异地办学的分校建置,并为旧中国时期的抗战建国与新中国以来的科教兴国培养和准备了大批杰出人才。 禅源寺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 历史的尘烟渐渐散去,西天目山依旧在,而天目山分校的名字却早已尘封,令人扼腕叹息。然而,那一年的西天目山山门看见过浙大师生拾阶而上;那一年的禅源寺僧寮、厅堂聆听过浙大师生笳吹弦诵;那一年“大树华盖闻九州”的整个西天目山都曾留下了浙大师生悠游陶醉的青春身影和抗战建国的浩气凌云。 就在那一年,曾经的国立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所有的流风遗韵,注定成为连接百年浙大与古城临安的一条文化血脉,也必将在历史的丹青中闪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抗战到底的懔懔光辉。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