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铭善（1913—1967）先生为江苏如皋双甸镇人，字心叔，书室名尘海楼、无受室。1935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国文系，留校执教。早期专治文字音韵之学，后又拓展至经学，由《礼》及《易》而《诗》，其所著述多有发明、为人所未道者，极得马叙伦赏识，誉之为“经学江南第一”，但 20 世纪 60 年代即“郁郁以殁”。其弟子王元化在《记任铭善先生》（《文汇读书周报》特稿，2005 年 2 月 4 日）文中说，任先生由于“忠言直行”以致坎坷一生而“陷入悲惨之境”，未能尽展其才，令后学惋惜不已。

任铭善先生

一

任先生为人耿介，重视气节。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读书于此、教书于此的任先生却从不为教会利用。杭州沦陷后，之江大学迁至上海英租界慈淑大楼办学，校方曾诱迫教师加入教会，而任铭善与蒋礼鸿（云从）坚决抵制，此事为他们的老师夏承焘（瞿禅）先生钦佩不已，新中国成立后两度提及，先是在抗美援朝座谈会上，“予讲在之江时，明思德胁迫蒋云从、任心叔入教会事，二君当时处境皆甚艰难，而毅然拒绝，予至今佩之”（《夏承焘集·天风阁学词日记》，1950 年 11 月 18 日。下引仅称《日记》及年月日）。1964 年，夏师又写文章回忆此事，说校方召集任、蒋、夏三人去会议室，先让任入内间谈话，要他加入教会，任坚决抵制，校方说：“你不入，我们就开欢送会（辞退）。”任则说：“那就开会吧！”接着找云从，蒋也坚决抵制，说：“中国书都读不完，哪有工夫入教会读《圣经》！”明思德见二人都拒绝，也就未找第三人夏师了。夏师家乡温州当时未沦陷，“对我来说，进退裕如。但任、蒋二位家乡已沦陷，如此倔强，极可佩服”（见吴思雷编印之《夏承焘轶闻》，下称《轶闻》）。

心叔师不为美国教会所利诱，也不被日伪刺刀所吓倒。1942 年 2 月 7 日，日寇封闭了之江，夏师乃于 4 月 30 日回到家乡温州；稍后任师也回到业已沦陷的如皋。夏师先在温州中学执教；任师则闭户侍奉亲人、潜心治学，岂料“寇来据其家，日与非人处”，虽“艰辱备至”，但“著述不倦”。夏师闻知其困，挂念不已，作《念奴娇》词，有“孤愤书成，八方笳动”句（《日记》1942 年 9 月 14 日及 19 日）。任师一次外出就医，还被“伪兵所执，亟挟至营舍”，“鞭挞甚厉”，任师则表示士可杀不可辱，高诵《孟子》“以自解”，后得“邻人愤集，乃释归”。夏师获悉后，不禁感叹“心叔患难之中，不屈不迫如此，真令人敬畏，其生平谔谔不阿，在沦陷区中至可危，又有老母妻女，不能招之来温，念其困苦之状，为之心神不宁”（《日记》1942 年 11 月 6 日）。不久，夏师被浙大龙泉分校郑晓沧主任聘为国文系教授，便力荐心叔，龙泉分校聘之为“教授，月薪三百元”（《日记》1943 年 3 月 27 日及 6 月 2 日）。心叔师乃于 6 月 25 日抵达龙泉，从此师弟二人又在同一校执教，直到任师病逝。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对于战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任师极为不满，曾对夏师说“国民党政府中主管人员，家中一切开销，无不取给于国家”（《日记》1949 年 2 月 4 日）。杭州解放前夕，物价腾飞，人心惶惶，每当学校发薪，教工都上市换金以保，“争先恐后”，“惟心叔澹定，耻于言利，其家累重于予数倍，夷然不以为忧，其定力可佩”（《日记》1949 年 4 月 10 日）。而任师之所以“澹定”，乃由于对解放区的了解，曾对夏师说“苏北情况，谓四民皆安乐”，并断言“江南约须两年后乃能有此”（《日记》1950 年 2 月 27 日）。杭州解放，任师在努力学习列宁、毛泽东著作（《日记》1950 年 5 月 1 日及 29 日）的同时，又全身心地投入新社会的文教事业中去，如办冬学、推广新文字活动等（《日记》1950 年 1 月 15 日及 26 日），当然教学工作也并未放松。

二

笔者是 1950 年秋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当年教育部对高校的课程开设有所改革，如“古代文学仅散文选、韵文选、文学史三门”，而“往年专书选读，有诗、易、三传、三礼、论、孟、老、荀等，……均已停开，由国学转入文学”，以致不少老师无课可开，年过半百的系主任郑奠（石君）先生，面对如此局面，“以人事不易分配，甚感为难”（《日记》1950 年 3 月 16 日及 6 月 24 日）。而任师在各项工作中表现出的行政才干，颇得校长马寅初的赞许，在赴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夕，曾“邀心叔任中文系主任，心叔逊谢”（《日记》1951年 4月 9日）。马寅初北上后，由副校长王国松（劲夫）主事。

王国松校长

他虽认为“石君有问题，恐不易维持”，但“又嫌心叔太粗”（《日记》1951 年 6 月 29 日）。心叔师也表示不会接受此任，但又认为“任事如作战，须有必死之心，乃无不成之事”（《日记》1951 年 6 月 13 日）。正当此际，之江大学来聘其为教务长，乃“决心往之江任职”（《日记》1951 年 7 月 31 日）。但之江人事之复杂亦如浙大，到任方十天即感到“之江文学院殊难领导”（《日记》1951 年 8 月 12 日）。如原先任职于之江的夏、任二师，抗战时入了浙大，而 1937 年即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去浙大任教的王驾吾（焕镳）师，却于抗战胜利后去之江任代理秘书长，解放后则任中文系主任。在任师重返之江不到一年，浙大文学院又与之江重组浙江师范学院。人事分分合合，关系自然复杂，身为教务长的任师，特别敬业，对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常亲临教室检查。为一位老师“开课事”，中文系副主任与之发生争论，“几失和”。由于任师“做事太犀利、太意气”（《日记》1952 年 11 月 7 日），因而招怨多多，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颇遭批评、责难，当然其中也难免不夹杂个人成见。夏师即认为在运动中“同学帮助比同事大”（《日记》1952 年 7 月 21 日），乃因同学提意见大多就事论事，没有同事那样涉及往日恩怨。笔者也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老师的运动，《日记》中也不时提及笔者所提的意见。后来我还写了《和夏承焘老师同在运动中》一文（《历史学家茶座》2008 年第三辑）有所回忆。在运动中，对任师的“共同意见为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轻作批评，战斗性胜于团结性等等”（《日记》1952 年 2 月 25 日）。党委书记焦梦晓同志曾对当时的系主任王西彦师说，“心叔工作积极，而缺点亦多，今日同事提意见甚尖锐，虑其体弱动气”，请西彦师转嘱瞿禅师对其“婉言规劝，稳定其心情”（《日记》1952 年 8 月 15 日），但心叔师并未能摆脱这一困窘处境，终于在数年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定为“极右”。笔者于 1953 年毕业离校后，对任师的情况不甚了了。在王元化同志文章中，知道他被定为“右派”的“罪行”有二：“一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二是因龙泉窑遗址遭到破坏，他曾提出过呼吁和批评。”一旦定为右派，便被“开除职位，下乡监督劳动，照顾其多病，留校资料室工作，监督其在本校农场中劳动，月给十五元”（《日记》1958 年 8 月 23 日），直到四年后方脱“冠”。瞿禅师记其摘帽后“努力工作，得一部分党员信任，但又好臧否人物，好出主张，引出旁观者又欲揽大权之谤。六七年前故态渐渐又萌，甚以为惧”（《日记》1964 年 6 月 9 日）。两年后，“文革”骤起，老“右”自然被牵出批斗，直到胃癌不治，于 1967 年病逝。一生忠言直行，坎坷以终。

三

任师又极富情义，此可从其与瞿禅师的相处中得知。

夏师曾说：“心叔初来之江，仅十八岁，今年四十矣。与予相处二十年，中间仅二年暌隔。心叔谓与家人相处，亦不及与予之久长，谈话亦不及与予之多。”此乃 1953年 1月 16日夏师所言（见《日记》），但此后相处亦如此，直到 1967 年病逝。当然，戴“帽”四年暌隔，乃形势使然，并非师弟二人所愿。

夏师被浙大龙泉分校聘去任教，一住进建于青山高松中的宿舍，“爱其萧爽”，便“欲招心叔共之”，并赋《小重山》词，有“休问武夷船，何如来抵足，宿松颠”之意（《日记》1942 年 12 月 9 日）。此际，之江已在福建邵武续办，分别给夏、任二位寄了薪水及川资，力促他们回去。但浙大不愿夏师去职，而任师又因夏师“在浙大，惮于独往”（《日记》1943 年 2 月 26 日），在夏师推介下，浙大亦聘心叔。任师应聘而来龙泉，夏师即与之商量之江事，表示“予决不去，心叔亦决留此”（《日记》1943 年 6 月 26 日），并将之江所汇款项退回。

龙泉分校建于离县城十余里的坊下村，教师宿舍用杉木、竹竿搭成，虽十分简陋，但处青山丛中，景色可人，郑晓沧名之曰“风雨龙吟楼”，孙养癯集宋词为联：

凭栏久，望西北神州，东南佳气；

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可见他们虽执教于万山丛中，却心念战乱中的“神州”。王季思回忆说：“中文系教师同住集体宿舍的，除瞿禅和我外，还有嘉善徐声越、如皋任心叔、寿县孙养癯。他们家乡早已沦陷。永嘉地处沿海，敌人随时可登陆。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力图以爱国思想教育学生，在诗词创作里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现象。思想上的同仇敌忾，使我们休戚相关，学问上的志趣相投，又常得文字商量之乐。”（《一代词宗今往矣》，香港《文汇报》1986 年 8 月 18 日）夏“治词”，王“治曲”而任“校经”，用力极勤，夏师诗云“邻任真痴人，深灯勘豕亥”（《天风阁诗集·龙泉竹楼各友会吟》），记心叔治学半夜犹不歇。

夏、任师弟二人在治学之余，还相互砥砺名节，早年夏师就曾说过“自我识心叔，平生兼师友”（《日记》1938 年 7 月 12 日）。在龙泉，生计艰难，但均能分清义利，任师自如皋赴龙泉，原可领川资及学术研究费而不支取。夏师感叹道：“噫，他人有妄取不义之财者，闻心叔耿介之操，能不愧死。”（《日记》1943 年11 月 24 日）。当教育部颁发任教 15 年以上的教授奖金 1500 元时，之江、浙大均为夏师领得，而夏师却辞去浙大一份，“同事有劝予不妨两领者，予念平日教人者何事，不得以此自愧于此”（《日记》1943 年 12 月 16 日）。夏师还应心叔之请，摘录所读之中外典籍、中西哲人有关为人治学之警语 30 余条约 3500 余言，名之曰《贻任录》，赠给心叔，并在小序中说：“心叔郁郁多高抱，不能谐俗，幸诵此相勉。”此录最后一条，则为心叔师所自语：“心叔有二语曰，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又云，未成大方，先立小隅。皆确对，可置座右。”

当心叔戴“帽”后，处于逆境，虽师弟二人再度“暌隔”，乃由形势使然，彼此感情未曾稍减。当心叔每月只领生费 15 元时，生计十分艰难；文章又发不出去，夏师乃毅然在文稿上签上自己名字，发表后将稿费交心叔。为此，夏师挨过多次批评。当其脱“冠”后再来夏师府上“小坐”，夏师不禁感叹道“四年不来矣”（《日记》1962 年 3 月 19 日），包涵无限。此后一如往常，一齐“吃元宵”、“共午餐”（《日记》1964 年 3 月 1 日及 29 日），讨论白石词（《日记》1964 年 3 月 15 日），还一同去探视病中友人（《日记》1964 年 3 月 24 日）。及至“文革”骤起，夏师首批即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而任则“陪斗”，师弟之间的正常交往又中断矣。晚年，夏师在北京还对友人说：“当时令心叔陪斗，我自己倒无所谓，褎如充耳，任凭造反派乱说，可是心叔气傲，他受不了。”（《轶闻》）

1974 年，心叔殁后七年，徐声越师访夏师于湖楼，谈及龙泉往事，乃“共伤才子早生天”，心叔殁时方 54 岁；“临平冷月梦回车”，任墓在临平，至今梦中也难忘（《天风阁词集·玉楼春》）。此际，“文革”尚未结束，夏师仍在“靠边”，却思念弟子不已。“文革”结束后，1979 年又写有《挽任心叔二绝》，则直言“路人都怪气纵横”、“高年厚福君无分”（《天风阁诗集》），记心叔之耿介性格和坎坷生平。心叔逝后，徐声越亦有诗云：“屈指交情廿五年，中间相望隔山川。”“临平此去泥涂阻，细雨清明并罔然。”王季思诗云：“耿介谁能及，锋芒我独钦；龙吟风雨夜，回首泪沾巾。”心叔已殁，当年同聚者，忆及往昔，能不伤悲！

四

心叔师虽享年不永，但却成就后进不少，佼佼者有王元化、陈从周等。一如任师对夏师那样，他们对任师也是感念不已。

王元化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抗战时期从北京来沪，师从正在之江任教的心叔师。据其晚年回忆，心叔师执教极严，要求也高，多次指出其为文缺少“气”，再三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文气”的论述，如曹丕《典论·论文》中即云“文以气为主”。

王元化

王元化受其启迪、教诲，后来在自己的文论著作中特别注重“文气”的阐说。当任师被定为“极右”之际，元化同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多年不能相聚。迨元化同志复出后，任师早已病逝。复出后的元化同志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后又在华东师大指导博士生，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年逾古稀之后，方专程去杭州探望思念不已的任师家属，坚持以弟子身份立在坐着的师母身后合影留念，并将此照收入他的画传《跨过的岁月》中。当其患病卧床时，口述《记任铭善先生》一文，由心叔师弟子黄屏记录，再经他修改后定稿。此文发表当日，他又电告黄屏，让她注意文末加写的一段“论曰”，并说过去他写过熊十力，写过郭绍虞、林淡秋，都没有在文末写过“论曰”一类的文字，此次乃学习“太史公曰”的形式，对心叔师忠言直行的性格和坎坷一生的际遇，做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论曰”中云：“忠言常忌于当道，直行多为社会所不容也。呜呼，任先生两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惨之境。他的敬业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无可厚非的。”“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身上那种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恐怕这也就是人生产生许多困扰和悲剧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难逃此数。”元化此论，极其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任师的际遇和命运，使后人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记录者黄屏在《吾师吾友王元化》（《上海滩》2008 年 6 月刊）一文中介绍了元化的评论，并引用了“任先生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的施亚西教授”和“也是任先生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博导陈美林教授”的读后感。只是据编者说此文在编发中，元化同志即于 2008 年 5 月 9 日病逝。

中国建筑史专家陈从周教授，也是夏师、任师弟子，他们师弟间的交往，《日记》中多有记述。心叔师去世后，他曾以高丽笺请任师同学、同事蒋礼鸿（云从）将心叔师《尘海楼诗词》写成长卷，并请当代名家题跋，叶圣陶为之题《浣溪沙》词一首，有云“蒋钞何殊吴札剑，陈藏长托子期悲，交情生死见今时”，用“季札挂剑”、“伯牙破琴”的典故，以喻任、蒋、陈师弟间之深情，读之令人伤感不已，益增对心叔师之思念。

笔者读大学时，任师也是我的老师，但未从任师学习文字音韵之学，对经学也不甚了了，平常不敢以弟子自居，但在 1977年末，却被前辈学者段熙仲先生说出：“你是浙大毕业的，任铭善的弟子。”段老何以有此言，乃是他看到南师学报（1977 年第 4 期）上我所写的《略论吴敬梓“治经”问题》一文而发。1977 年安徽出版的《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和北京出版的《儒林外史》前言中，都认为这部小说是“反儒”的。对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大有裨益，并断定吴敬梓是“用经学新解等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反理学斗争”的。为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这种歪论做些驳正。不由想到当年任师与我个别谈话时再三让我注意扩大学习范围，不能仅停留在“文学”面，又介绍我读读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因而对经学略具常识。此际，又重新细读朱熹、王先谦、魏源、姚际恒、阎若璩、毛奇龄、孙星衍等人著作，以及与吴敬梓有种种关系的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王又曾、江宾谷等人的相关论述，予以比较分析写成此文。发表后，随即收到上海陈汝衡于 12 月 17 日的来信，认为该文“提出独到见解，征引诸书，尤见学有根柢”；次年 3 月 2 日开封任访秋来信说：“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我过去没有很好考虑，大作读后，觉用力勤劬，颇有发明，个人深受启发。”段老对“经学”研究有素，读到拙作后，他对我说：“当时有些纳闷，建国后高校已不讲授经学了，你这个年龄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我想了很久，你是浙大毕业的，任铭善的弟子。”此后，他所指导的唯一一届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生，上世纪 80 年代初进行答辩时，坚邀笔者参与其中二位的论文评审、答辩；稍后，又有一位随我攻博，早年已评定为教授。回忆往事，任师让我扩大学习范围，尚未及“而冠”之年；段老对拙作的肯定，年过“不惑”；写此小文感念师长、前辈则已“老耄”，岁月悠悠，念及当年的师长、前辈，追思不已。

——原载《世纪风采》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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