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夏承焘（瞿禅）教授被胡乔木同志誉为“文坛先进，词学宗师”，生平有词学专著近 30 种，还创作了大量诗词，先后有《夏承焘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3）、《天风阁诗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1）和《天风阁词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7）出版，但还有不少诗词创作并未收入以上三书，在《夏承焘集·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还保存许多篇什，颇有反映时事之作，如今读来自可引发对史实的记忆，从而产生对现实状况之联想，《脱下黄马褂》一诗即有如此作用。

《天风阁诗集》书影

在 1958 年 10 月 19 日日记中，瞿禅师记道：

午后全系讨论人民公社。予发言二次，说数十年来，在学校教学中，对等级制度的感想及工资制的看法，向党委请求取消予之教授头衔，并降低待遇。继起响应者有王驾吾、姜亮夫、孙席珍、陆维钊、胡宛春诸君。夕席珍邀同胡、姜诸君共贴出大字报一张，推予署首。闻北京师范大学亦有此请求。作一诗。

此诗即《脱下黄马褂》，诗云：

教授教授做久了，

暮气沉沉朝气少。

黄马褂上插白旗，

镜子照照自发笑。

脱下马褂拔白旗，

轻装前进多么好。

瞿禅师及其他诸位老师，在建国前即被不同高校聘为教授，所以诗云教授“做久了”，实为纪实之辞。建国后全国统一评审过学衔，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对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评定学衔，按学衔发工资，教学系统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研究系统划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四级。周扬等同志曾于 1955 年 4 月 15 日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提出培养院士、博士，建立学位、学衔制度”（王平凡《文学所往事》“纪年”，金城出版社 2013.3）。及至 1956 年“1 月 14 日—20 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报告，他强调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于 2 月 24 日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同上）。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文学所即评定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三人为一级研究员；二级有余冠英、孙楷第、蔡仪等十名，三级有陈翔鹤等六名。“三级以上研究员都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即现称为副部以上待遇）”（同上）。除北京而外，各省也都在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积极开展这项工作，如中共江苏省委在《江苏省 1956 年到 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即提出“执行学位、学衔制度”（《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2）。

浙江也如此。瞿禅师所在的浙江师范学院乃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于院系调整时合并而成，1958 年改称杭州大学，1998 年又回归浙江大学。该校也于 1956 年进行此项工作。在《天风阁学词日记》5 月 21 日就有“四时开升等会议”的记述，经过几近半年的讨论、研究，领导于 10 月 17 日宣布结果，“全院教授第一级只王琎一人；第二级九人，中文系予与姜亮夫二人；任铭善三级；王焕镳、胡士莹、孙席珍四级；胡永声、陆维钊五级（教授共六级）”。一、二、三级为正教授，五、六两级为副教授，四级可正可副。此次评定下距《脱掉黄马褂》之作（1958年 10 月 19 日）恰恰二年。何以刚刚做了新中国评定的教授不久，即主动请求免去教授学衔、降低待遇呢？不仅浙江如此，北京师大亦有此事。这就与当年的形势有关。1958 年“5 月，在北京召开‘八大’第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文学所往事》）。拔白旗，乃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插红旗，乃是提出“跃进”指标。在教育系统，就要多办学校、大力培养红专接班人。例如中共江苏省委就提出“今后 5年内全省要办各种大学 300到 400所”，“1958年即开始兴建 16 所高等学校”（《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当年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要恢复先前并入南京师范学院（今之南京师大）的文科，笔者当年正在参加筹备“成立省的科学分院”，则被领导推荐给国务院新任命的江苏师范学院院长刘烈人同志，也被调往苏州。开学不久，即听了文件传达，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停止实行终身制的学衔，改为与现任职务相应的“职称”，不任职则“职称”也不再保留。从此，在有关文件及实际工作中，也不再有“学衔”一说，直至今日仍只有“职称”。

原杭州大学

虽然“学衔”改为“职称”，但 20 世纪 50 年代并未停止申报、评审工作。当年评审条件不外政治、业务二条，但凡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者，在评审中都可能被贬或取消或不授予。据《文学所往事》所记，当年因刚刚批判过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即拟将其定为二级，后因何其芳坚持，并报中宣部批准，方维持一级。我所在的院校，有一位先生曾在汪伪中央大学任过职，虽然彼时已定为教授，但建国后只定为不属于“职称”四个档次的“教员”，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方始恢复；还有一位老教授，因反右中定为右派分子，乃取消教授职称，调到中文系资料室任资料员。据瞿禅师《天风阁学词日记》1958 年 8 月 23 日所记，“午后党委宣读处理中文系右派分子任铭善，开除职位，下乡监督劳动，照顾其多病，留校资料室工作”。铭善（心叔）师原定三级教授，乃予开除“职位”——即“职称”也。可见北京、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一致。至于业务条件，高校系统助教升讲师，必须能独立讲授一门基础课，且教学效果良好；而讲师升副教授、教授，除讲授基础课外，还要能开设一二门专业选修课，同时还要有学术成果。总之，对教育系统而言，教学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助教开课又有一定程序，先要随老教师听课，替老教师做辅导工作；开课前先要写出讲稿，经老教师、教研室主任认可后（必要时还要试讲）方可上讲堂，先讲二节课，反映良好后继续讲一个单元，没有差错后，方可讲授一个学期或一年，完成一门课的独立讲授，而且要经省里批准方可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则要报到教育部。如大学毕业生留校三四年仍不能独立开课，则下放到中学任教。当年笔者调往苏州，先为一年级新生开设基础课，同时编写为三四年级开设的古代文学课讲稿，院方曾举办过自编教材展览会，系里选中我所编的部分章节展出，《光明日报》1961 年 3月 21日以头版头条报道《江苏师院积极培养红专师资队伍》（中央电视台前身北京电视台新闻同日播出）中即说，“参加科学研究和编写教材等活动，也是青年教师掌握科学知识和资料的重要途径”，并举出在下所编的教材为例说明。

其时，系副主任刘开荣教授（正职缺）即与我谈话，要我积极争取在二三年再晋升一级即副教授；教研室主任钱仲联先生（笔者副职），曾于 1961 年1 月 16 日复信中华书局约稿函，在说明自己可以承担的课题后，还曾经推荐笔者，说“我院讲师陈美林同志，擅长古典戏曲，文笔生动流利，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修养较深，可以参加编写一些这方面的读物，特为介绍”。中华书局复信同意后，钱先生乃对我说及中华书局约我写《李玉和清忠谱》。当年一直以为是中华书局来人，钱先生口头推荐的，直到新世纪，网上拍卖钱先生书信（涉及推荐信有二封），为我早年的博士生孔教授见到下载送来舍间，方知是钱先生函荐的。中华书局约稿于 1961 年 6 月交稿，1963 年发排，笔者又于 1964 年 1 月调回南京。此际职称评审工作业已停顿。直到 1979 年 11 月 26 日方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文革”前排样，于 1980 年印出书来。而笔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不断有学术成果面世，当恢复职称评审时，便由笔者所在单位南京师院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唐圭璋先生推荐晋升副研究员、教授；唐老还亲笔写了推荐信，荐举在下增补为博士生导师，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20 世纪 50 年代晋升“职称”虽然严格，但一旦评定，只要不犯错误，一般不会取消或降低，尽管在“拔白旗、插红旗”过程中，有人主动要求降级减薪，并未见有获准者，依然穿着“黄马褂”。马褂，原为满族人骑马服装，后成一般官员的常礼服，套在长袍之外。但“黄马褂”则非一般士人所能穿服，必为高官或皇上特许方可，所谓“凡领侍上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大臣，皆服黄马褂”（昭梿《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因为“教授”享受副部级待遇，所以瞿禅师以“黄马褂”喻之。

确实，周恩来在 1956 年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黄马褂”们依然受益。据《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所记：“1962 年前后，正值全省经济比较困难时期，……为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除按居民定量供应外，又分别给予适当的副食品（大豆、食油、荤食品）供应。”笔者当年虽定为“讲师”，但也列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每月领有“高级脑力劳动者专用油票”一斤半（居民定额四两），另有大豆三斤、食糖半斤，荤食品一二斤。为此，“黄马褂”们同样受到社会尊重。尽管改“学衔”为“职称”，知识分子实际待遇并无大的改变。

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至于周恩来同志提及的“学位”问题，20世纪 50年代并未解决，虽然教育部指定少数有条件的高校招收研究生班，如浙江师院与北京师大被指定招收古典文学研究生班，但并非广泛招生、自由报考，如浙江师院 1953 年所招之研究生，全由东北师大应届本科毕业生转来，《天风阁学词日记》1953 年 10 月 20 日条，就记录下这十名研究生的姓名、籍贯，学制二年，毕业时并未授予学位。50 年中后期，少数重点高校曾学习前苏联招收过副博士（即硕士）研究生，但最后也只领到毕业证书，而未颁发学位证书。我国的学位制度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方始确定、实施，先是 1977 年10 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工作意见》，此后于 198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方逐步在不同高校先后实行。此前，学位与学衔（职称）如何衔接、转换，并无明确规定，1958 年一位从上海某高校研究生班毕业的同志分配至笔者当年任教的高校，职称定为助教，工作几年也未能晋升讲师，一度下放中学，数年后调回，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方始定为讲师，而此际“讲师”这一档次已从高级职称降为中级职称。20 世纪 50 年代初次评定职称时，条件严紧，讲师要省里批，副教授、教授要教育部批，一般高校教师职称结构为宝塔形，助教最多，讲师次多，副教授再次，而教授为数甚少。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职称评审工作，条件虽较 20 世纪 50 年代为宽松，但也比较严格，所有学校正、副教授都要由省高级职称评审组审议通过。笔者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多次被聘为省评审小组成员参与此项工作。此后，逐步下放权限，各校大都具有审批高级职称权限，因而一些高校教师职称结构形成反宝塔形，再加上各校自订政策，非博士不进，而博士一旦进入高校即定为讲师，二三年后就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所以“助教”反倒成为“稀有动物”了。再说学位，20 世纪 80 年代初，硕士生导师要省批，博士生导师则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要指导完三届硕士生方能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而且指导完一届（三年）方可招收下一届。因此，当年博士生为数不多，极受社会各方面欢迎。但导师批准权限逐步下放，招生人数逐年增加，硕、博数量大增。笔者有一弟子于 1998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去宁波任教授，今年春节来电话说及当年全宁波市仅有 37 名博士，如今他任秘书长的宁波市博士联谊会有博士 4000 人，不足 20 年，剧增百倍。笔者自 20 世纪80 年代初，被老辈段熙仲先生邀请为其所招之研究生答辩委员起，逐步招硕、招博，参加硕导、博导评议，并曾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邀请为 1997 年博士点和硕士点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于评审意年 5月 20日国务院又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办法》后，见之后还提出几点建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学位工作的全过程有一些了解。为此曾应邀撰写《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见《教育文化论坛》2012 年第 4 期，又收入《清凉问学》一书，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此不具论。

总之，博士是最高学位，教授是最高职称（学衔），这都是知识分子中的“黄马褂”。博士、教授如此充斥各个领域、各个部门，这表明我国学术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应予肯定，这毕竟有利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但也有识者看出有些穿着“黄马褂”的士人，“黄”色渐淡，甚至泛色，而有些“黄马褂”自身也担心，可能有朝一日出现“文革”前属于高级职称的讲师于“文革”后变为中级职称那样，出现副教授、甚至教授也成为中级职称。如今不是又有特聘教授、资深教授等名目么？在下也于 2000 年被评为资深教授，但还是做原先的工作，依旧教书著书而已。笔者从教 50 年，如今年逾八旬，退休也已 10 年以上，但仍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时也听到目前有“教授不教（不上课）、博士不博”的议论。近期母校档案馆委托江苏浙大校友会前来作视频采访，又重读先师夏承焘、沙孟海的日记以及其他老师的著作，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发现《脱下黄马褂》一诗，读来别有意味，乃拉杂写些联想，谬误难免，祈请识者指正。

——原载《世纪风采》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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