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学治史自述

金普森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年愈耄耋。1956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历史学专业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志学治史，自觉瞬间，恰已六十余年。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潜心于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与书结伴，读书、教书、写书，也收藏图书。与史学结缘，上世纪80年代，《教师报》记者来采访我，写了采访记，题目是《书写历史的人》。2006年，《浙江日报》记者获知我主编的12卷本《浙江通史》出版，前来采访。《浙江通史》从着手编纂到出版问世，历时十年。记者写了采访记，题目是《十年“磨”一书》。2007年，《义乌商报》记者采访我，也写了采访记，题目是《在历史长河里畅游》。

历史是画了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我的一生就在这永无止境的航船上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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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鸟先飞 天道酬勤

一辈子志学、治史，感觉颇多，体会甚深。治史有所获，离不开天赋、勤奋、导师六个字。勤奋与否？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大学的四年，我学的是历史学专业。学好本专业的规定课程之外，每到寒暑假期向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借教科书、讲义以及听课笔记，利用假期学二、三门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大学四年学了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还学了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均有较好的积累和长足的进步。著名历史学家胡华、王琪指导我读书与治学。一年间熟读了一本讲义《中国革命史讲义》和一部书《毛泽东选集》四卷。王琪教授常到我寝室，不但谈治学之道，有时还挑选《选集》中的某篇文章，要我读给他听，他说从读中可以得知你对文章的理解。我是争分夺秒地读书。学校在周末会在操场里放露天电影，不去看，不是舍不得买电影票的5分钱，而是惜二个小时的光阴。星期天，吃了早点，背上书包，带上一只搪瓷杯和一只烧饼，到图书馆看书。中餐就是吃只烧饼，直到傍晚走出图书馆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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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博而专，治学者必走之路

博而专，是治学者自身要求，也是治学者的必走之路。在不惑之年前，主要是读书，攫取广博的知识。历史学方面古今中外的史籍都读，此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书籍也看，写的文章很广、很杂。我戏言那时的我“在外行里面样样内行，而在内行里面样样外行”。不惑之年后，在买书、读书和研究方向定格在浙江地方史和近代中国经济史。这个范围还是很大。像经济史而言，有工业经济史、农业经济史、手工业经济史、商业史，有财政史、金融史、税务史等等。人生苦短，一辈子能读几多书。人家称我为历史学家，其实对历史，不但对外国史知之甚少，更连对中国史也知之不多，我只有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人们又称我为中国经济史专家，其实难符。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由中央财政部组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课题的研究。花费了整整一年，在档案馆查阅档案史料，赴井冈山、赣南、闽西、湘赣和赣东北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在赣南的瑞金就住了五个月。而后，又花费四年的时间进行史料整理与研究。由许毅主编我任副主编兼总纂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下册，102万字，三易其稿，于198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著作，出版后反响强烈，并推动了学者对中国其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此成果获得全国财政理论一等奖。

从1983年始集中时间与精力从事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外债问题，历来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举借外资是利用外资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要借新债，必须对近代中国举借的旧债进行清理。当时某些国家向我国政府索债的事件屡屡发生，客观上需要有人对近代中国外债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清理，此其一。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基础十分薄弱。自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以来，历届政府虽对外债进行了清理，但每一次清理都不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学者对此作了艰苦的搜集与搜索工作，诸如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近代中国铁路大部分是靠举借外债筹集资金的），等等。工作艰辛且有益，但都极不完整。财政部从上世纪50年代起即投入部分人力对旧中国的外债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因此，学术界应对重大课题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研究，此其二。八十年代初，财政部把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列为重要课题，研究经费保证，请我参加该课题的研究，此其三。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涉猎了所有与之有关的外债及外商的档案材料，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民国外债史资料》（第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第1-2卷）等，先后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出版。

在做了上述整理工作后，我们对近代中国外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外债不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仅仅就侵略与被侵略来评述近代中国外债的是非。外债涉及到政治、军事、财政、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并通过它们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替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的许多经验教训是值得借鉴的。正因为如此，实事求是地总结近代中国外债的经验教训，探索外债的规律性，解除谜惑，澄清事实，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996年7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论》，而后出版了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的两本著作。2004年又出版了《新中国外债史》。四本专著出齐后，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2006年中国财政经济史家许毅教授统一定名为《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分别为：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北京政府外债与辛亥革命的成败、南京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主义、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卷的首篇都由我撰写，2006年5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地方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成就，不仅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从1996年起，承担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编纂多卷本《浙江通史》。我时任杭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浙江历史学会会长。我们组织了省内外对浙江历史素有研究的17位历史学家，经过近10年的研究，12卷本《浙江通史》于2005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填补了我省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空白，这一成果，已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浙江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特别奖。

博与专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博是专的基础，专则是博的升华。一位治学者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考虑和确定专的方向，即治学的主攻方向。专的要求是在这一领域的基本理论要深厚，基本知识要扎实，对这一领域前人研究的状况要掌握，要学习与吸收前人的成果，要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力争在这一领域究源发新，即新资料、新方法、新见解、出新成果，获得这一领域的国内外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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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求是，治史者的责任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切忌假话、大话和空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1977年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急需编写一套高校教材，我校与西北大学、河南大学等10所高校合编中国古代史教材，我校还与南开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湖南师大合作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教材由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教授主编，我任副主编兼总纂。《中国现代史稿》上、下两册71万言，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发行。该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部荐教材，先后被全国100余所高校采用为历史学专业本科教材。这部教材所叙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力求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思想的概貌。在写作中力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取舍历史资料，阐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注意澄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造成的混乱。在前言中我还特地写明：“由于受资料、时间和水平的限制，难免有取舍不当，事实错乱，以至立论与评述不妥之处。正本清源，还无法完全突破目前可能的范围”。

《史稿》对不能不写的内容，一是如实叙述历史事实，二是在提法上力求科学些。有的历史内容，真实的不能写，而假的不愿写，则只能不说不写。因为正本清源，还无法突破当时可能的范围。《中国现代史稿》被全国多所高校采用为教材三年后，对《史稿》进行修正，并于1986年出了第二版。修订本满足了高校教学的需要。而后出版社还要重印，我没有同意。《史稿》这部书在上世纪80年代是先进的，但随着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学术研究的进展，《史稿》在体系、材料和评述上则显得落伍了。《史稿》这部教材在80年代起了较大影响和较好的作用，起了历史作用。现在回过头来，重读《史稿》，基本是还是革命史、政治史的框架，距通史的要求距离甚远，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必须重写一部新的《中国现代史稿》。作者没有时间与精力来重写，出版社理解作者的责任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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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现实，学术研究的宗旨

服务现实，是学术研究的宗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然而，历史不应是任人摆弄的玩偶和映射的工具，它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治史者立足现实，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把促进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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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

步入古稀之年的2001年，办理退休手续。退休的头七年，与退休前一样。指导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仍需指导。2002、2003年还招收了两届博士研究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课题----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浙江通史》的研究与撰写，都在进行中。社会兼职，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仍扛在肩上。 

2001----2007年期间，2003年卸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与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等职。2005年卸去浙江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职务。承担的浙江省社科重大课题，主编的12卷本《浙江通史》于2005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标志课题研究的圆满完成。《浙江通史》出版后，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浙江省哲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参与的国家课题----近代中国外债研究，以外债为切入点，剖析中国近代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形成，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与精力，以《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为书名，2006年5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所指导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于2007年前先后毕业并获博士学位。退休后的头七年较之退休前更忙，硬性的任务必须抓紧去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必须参与。略叙三例，一是：编纂大型清史，虽没有时间与精力承担编写任务，但对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等参与讨论，阐述己见是义不容辞的事。二是：吾师金海观全集的编纂、出版，阅读数百万字的文稿，并撰写万余字的序。三是：2005年启动的编纂《杭州通鉴》，我撰写了《编撰〈中国杭州通鉴〉的片断设想》而后对通鉴编纂大纲的时段划分、称谓适用、时间表述、数字用法及引文、注释方法等，一一提出建议。而后对通鉴一、二、三稿都认真拜读，最后还写了近万字的《杭州通鉴序》。这类事是史学工作者应尽之责，其中的辛勤和心血凝聚在字里行间。

2006年，浙江省启动美术创作工程，确定以浙江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为主线，以浙江近现代历史和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通过创作100件左右的美术作品，艺术地再现浙江历史和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等。组委会聘请倪士毅教授与我负责遴选题材。在组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我提出了题材选取的四原则：一是浙江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题材；二是此题材在全国、全世界有影响的；三是能凸显浙江精神、提升传统、教育后人的题材；四是便于创作、能再现浙江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此后的三年，我们为美术创作选项近139件，提出列项名称、理由，开出创作者应读的史籍，并为创作者授课。当创作的画卷出来后，则参与审查画卷是否反映出立项的本意。如《心昭天日》画出岳飞抗金的场景。岳飞抗金不是浙江历史，而岳飞屈死杭州风波亭时呼喊心昭天日，画面要表现的是民族英雄的悲壮感。2009年奋斗了近三年的美术创作106件成果在浙江美术馆揭幕。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艺术的历史与历史的艺术》。

退休后有几所大学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一一婉谢了。我的精力要放在志学治史上。近代中国外债研究课题已结，但对近代中国外债的许多重大问题尚待深入研究。例如近代中国外债中的恶债问题。学术界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问世。我考察了恶债的形成进行考证，恶债之数进行统计，剖析了恶债之恶，分析了恶债的两重性。恶债是近代中国巨大灾难的反映，但是“没有那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这补偿的” 。 近代中国外债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内外债的相互演变，外债难求，罗掘内债，内债演变为外债，又以外债为担保发行内债。在退休的日子里，就这一问题作比较系统的考察与分析，近代中国内外债的相互演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国弱民穷，有其严重的危害性。经过多年的求索，撰写了论文，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新华文摘》上全文刊载。2011年在我80岁时汇集25万字的《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也是我志学治史的传世之作。

近十年内，长篇的学术论文偶尔还写点，较多的是同学、朋友、弟子有新箸写成，送我审读并问序与我。还有是出席某些学术研讨会，有的提供了论文，也有的在会上讲点学术感言。读书看报，有体味，有感受，于是写点读书偶得，看报有感之类的随笔或小品。人老了，总喜欢回顾，因而写了梦回家园等忆旧文章。隐居故里，写了《三叩句乘》、《义北的大山》、《故里六记》等故里的历史，在《义乌商报》上陆续刊出。退休后，除去撰写学术论文外的随笔、杂文、小品之类的文字近50万言。

我常自省，莫将缺憾留后人，但做不到。撰写的著作、论文中有疏漏、差错之处留给了后人。自己定下的研究课题已经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做了。如国内公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95年与台湾学者商定整理台湾档案管理部门的外债档案史料，出版《民国外债史资料》补编。又如近代中国内债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也未做成。又如对浙江乡村集市贸易的研究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读毛泽东《寻乌调查》是定下的课题，也没时间去做，成终身憾事。写出心中的缺憾，仰望后辈去写成。

读书、作文是文人的一种生活，也是一种责任。读书、作文是脑力劳动。劳动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人在世上走，总是有苦有乐，乐伴苦而生，苦随乐而逝。志学治史，伴我一生。

（注释内容略去）

金普森教授简介

金普森（1932年－），浙江义乌人。1960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科研，讲授中国现代史、近代中国经济史等课程。历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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