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杭州钱塘门边，在离西湖不远的西大街（现名武林路）南端，有座壁垒森严的建筑。其四面是双层高墙，墙上各处架有电网，东北、西北角还设有瞭望角楼。这里就是浙江陆军监狱，是阴郁晦暗的监狱和刑场。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此后，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各地的党、团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的很多政治犯陆续被关入浙江陆军监狱。这里成了国民党在杭州关押、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主要场所。

20世纪20年代的浙江陆军监狱

人间炼狱

根据杭州地方史志记载，1912年5月，北洋政府在杭县迁善所（晚清时的“劳教所”）的基础上兴建起杭州陆军监狱。1927年，改名为浙江陆军监狱。1933年又更名为浙江军人监狱，属军政部管辖，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它为浙江陆军监狱。

虽名为陆军监狱，但实际上，这个监狱从来没有把军事犯作为监禁的重点，其中关押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据监狱幸存者回忆，当时监狱的第一道大门上写着“浙江陆军监狱”字样，狱内共有七重铁门，每道门都有步哨看守。原有三个监区，并设有女监，后来又增设一个监区。监狱的东南角设有一个刑场，筑有一排木柱，行刑时将犯人捆绑在木柱上。

监狱牢房被分隔在走廊的两侧，每个监房关押6至8人。监房内有一个马桶，仅有一个带铁门的墙洞可以通向墙外，但门上一直拴着锁链。

从1927年4月至1937年12月，被囚禁在这里的中共党员和其他革命者共有1512名，而当时浙江全省的党员、团员总数仅为1740名。154位共产党员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其中包括张秋人、徐英、卓兰芳、罗学瓒4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4位省委常委，以及32位县委书记。

1933年9月出版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新市场》中标注的“浙江军人监狱”（浙江陆军监狱）

这里也是战场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展陈厅里，有一张浙江陆军监狱狱友们的合影。照片中的14位革命者，神态坚毅、自信、坦然，这些以身赴死的革命者以壮烈的人生诠释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30年8月，被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的革命者的合影。

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在监狱里，看到每一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一点惧怕，他们差不多都是像去完成工作一样跨出牢笼的。他们没有玷辱我们伟大的光荣的党……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这是共青团浙江省委代理书记裘古怀在就义前的绝笔，遇害时他年仅25岁。

裘古怀生于1905年，又名古槐，浙江奉化人。1920年，他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6年，他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从事宣传工作，后参加北伐，因作战勇敢被誉为“虎胆英雄”。1928年，年仅23岁的裘古怀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后任代理书记。随后，裘古怀遭国民党逮捕并被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在1930年的“八·二七”血案中牺牲。

裘古怀（1905—1930）

如今，“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这句话，被镌刻在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入口处。

裘古怀书信

1930年8月28日，《红旗日报》刊载裘古怀等革命者牺牲的报道。

浙江省档案馆还保存着一份遗书手迹原件，是时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徐玮于1928年2月9日在陆军监狱中写给家人的遗书：

我要告诉你们的有下列几件事：（一）你们应当看我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员，而不是一个家庭的子弟，更绝对不是孝顺的子弟。我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对于你们既没有丝毫补助，又缺少经常关系，所以我死后你们不应视我为家庭的一分子而为我悲伤，你们应继续我志而奋斗……（四）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由它腐败。不必返回，也不要花钱在杭营墓，这都是无意义的……（七）我现在心平如镜，并不痛苦，人生莫不有死，枪毙死得最痛快。况我死得有意义。请勿念。祝康健。

徐玮于1927年11月初被捕，1928年5月3日在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5岁。

徐玮牺牲前写的家书

张秋人，曾在毛泽东领导下编辑《政治周报》，与恽代英、萧楚女并称“广州三杰”。1927年9月，张秋人被党中央派遣到杭州，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被捕后，他被关押进了浙江陆军监狱。

1928年2月8日，年仅30岁的张秋人遇害。就义前，狱方照例“验明正身”。问他姓名时，他拍案而起，高喊“老子张秋人”，抢先几步抓起案上的砚石向法官砸去，然后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许多共产党员入狱时仅是20岁出头的青年，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酷刑压垮、没有被死亡吓倒，而是把监狱作为战场，继续坚持斗争。

张秋人（1898—1928）

特别党支部

1927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许多党的秘密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徐英、裘古怀、徐迈进等省、市党团组织负责人先后被捕并被关入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夏天之后，被囚禁在狱中的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以谢芬（华白沙）、徐天仁、邹子侃等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经过秘密串联和酝酿，1929年6月，三四十名党员、团员在监狱内成立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简称狱中特支或特支），徐迈进任书记，宣传委员为裘古怀，组织委员为邹子侃。狱中特支根据监狱的特殊环境，通过组织学习、提高认识、加强自我教育，开展了“打豺狼”“笼啸”“绝食”等多种形式的斗争。

在特殊环境中成立的特支，组织极为严密，党、团混合编组，被吸收参加特支的党员、团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和介绍手续，并不是狱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特支的成员。狱内联系主要在“放风”时，或是通过担任“医役”的共产党员王屏周来进行。

为保证联络的安全，他们专门编了一部密语字典，如外面上级党组织化名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化名为“母亲”；许多政治术语都用日常用语代替，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

浙江陆军监狱的瞭望塔

狱友创作的《囚徒歌》更是在狱中广为传唱，后来还传到上海、南京等地的监狱中。

《囚徒歌》

狱中特支还设法与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获得了当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认可，卓兰芳曾指示他们：“组织起来，好好学习，加强对群众教育。”

监狱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一天两餐，吃的是用发了霉的仓底米做成的饭，里头有沙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狱友都叫它“五子饭”。吃的菜不但没有油，而且都是菜场上卖剩的或者没人要的发臭的黄叶烂菜。然而，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们并没有在非人的生活面前折腰，在中共狱中特支的领导下，大家仍然保持高昂的斗争情绪。

1930年夏秋之间，全省各地农民暴动和工农红军的武装游击活动屡遭镇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捕，卓兰芳也在这一年9月在杭州被捕入狱。1931年3月26日以邹子侃为首组织领导的越狱斗争失败后，卓兰芳、邹子侃、何觉人等相继在狱中英勇牺牲。在无法与狱外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张崇文、寿开庭、高子清、章良道等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又先后组建了第三、四届狱中特支。

这两届支部认真总结了以往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狱中党支部的三大任务、四项策略，即“自己解放自己，组织狱友学习，改善囚徒生活”“打破消息封锁，争取看守同情，坚持过集体生活，打叛徒”。

随着人员的牺牲和换监，特支成员经过数次更换，但斗争一直没有间断。特支领导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才基本结束。

（图文资料来自《藏在运河里的红色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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