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14年抗战，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杭州日租界是近代中国五个在华日租界之一。拱宸桥也因此一度成为杭州日租界的代名词。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要求在杭州等城市开辟通商口岸。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清政府和日本议定了拱宸桥地区为日本“通商场”，并在通商场北段设立日租界。1896年9月26日，拱宸桥通商场和日租界同时开始使用。《杭州日租界续议章程》规定：“界内所有马路、桥梁、沟渠、码头以及巡捕之权，由日本领事馆管理。其马路、桥梁、沟渠、码头，今议由日本领事馆修造，与中国地方官无涉。”日本堂而皇之经营起拱宸桥地区，拱宸桥翻开了屈辱的历史。

开埠之后，日本的商人、侨民开始在此定居，腰佩刀剑、披头散发的日本浪人也涌入了拱宸桥，他们和原本就盘踞在此的帮会势力相互勾结，拱宸桥地区畸形地“繁荣”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日本租界内的日侨先后离杭。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日租界又重新恢复起来。1943年3月，汪伪政府接收了杭州日租界，然而，那里实际上仍由日本人控制并霸占着，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才收回日租界。

地图上标注的拱宸桥日租界所在地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拱墅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坚韧不屈的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华丰造纸厂（简称华丰厂）的创办人竺梅先、金润庠在《申报》上花费数千元广告费，领衔刊登了大幅的《全国同胞公鉴》，公开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针锋相对，倡议“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抗日，同时他们也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运动中。这是《申报》刊登的第一篇实业界人士发表的抗日宣言。

华丰厂在他们的带领下，率先行动，拒进日本原料和设备。淞沪会战的第五天，1937年8月17日，华丰厂即宣布全面停产。19日，《申报》上出现华丰厂的大幅告示：企业停工，办公暂移。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华丰厂被日军接管，并改名为杭州造纸厂，但华丰人的抗争却并未停歇。

1938年10月，日本浪人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强行在造纸厂内进行生产。当年，日本浪人还通过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多次要求与竺梅先合作办厂，均遭到竺梅先的严词拒绝。次年10月，日本浪人计划设宴庆祝“开工一周年”，而一场谋划已久的华丰厂工人的反抗斗争也即将爆发。

竺梅先（1889—1942）

就在日本人组织周年庆活动的当天，造纸间领班赵金城等4人将预先准备好的定时炸弹放进蒸汽机汽缸中。下午5时许，一声巨响，整个工厂由于失去动力而陷入瘫痪。

工人们用玉石俱焚的方式，宣告了对侵略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气急败坏的日本军部和浪人对华丰厂工人进行了疯狂报复。爆炸次日，日本宪兵将华丰厂的俞田章、谢奕堂、沈金生等9人抓捕到位于拱宸桥的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逼供。被抓的工人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只言片语。在此期间，为避免被抓工人受到更大的伤害，赵金城等人主动暴露身份，逃离杭州，以引开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但沈金生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直到一年多后，日本人才修复了蒸汽机汽缸，重新开工生产，然而华丰厂工人们的斗争仍在继续。

1941年，日本商人浅岗信夫接管华丰厂。1942年，创始人竺梅先去世，金润庠以华丰厂是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为由，与日本方面据理力争，迫使浅岗信夫签订了为期5年的工厂租赁契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金润庠为阻止日商在投降前把厂内资产盗去日本，便派遣人员居住在工厂附近进行监视。8月15日，日本投降。华丰厂工人迅速进入厂内，拿着租约和厂内资产清单，从日商手中接收了华丰厂的全部财产。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