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可谓是浙江乃至中国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战祸波及范围最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之一。甲午战争后，因为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要求在杭州等城市开辟通商口岸。1896年9月，杭州拱宸桥地区被作为日本的“通商场”和日租界使用。1935年4月，为继续霸占拱宸桥地区，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拱宸桥日租界延长30年租期”的续租要求。该要求竟得到了国民党当局准许。全面抗战爆发后，拱墅地区成了比较特殊的区域。1937年12月24日，日军分三路入侵杭州，杭州沦陷。日军在拱宸桥畔设立大本营，驻扎宪兵队队部，强占工厂，并在租界内划出一片土地，专作杀害中国人的刑场。日军除了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大肆破坏城市重要设施。

沦陷后的拱墅地区一片萧条，充满恐怖。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杭州人民救亡图存、保家卫国，谱写了一曲曲抗战壮歌。其中，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的表现可圈可点。

《浙瓯日报》刊登的《杭州敌情》报道

杭州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及抗敌自卫团的成立，还要从周恩来的杭州之行说起。

1937年3月，周恩来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事宜，为实现国共联合抗日迈出重要一步。黄绍竑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实施《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1938年6月，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成立，黄绍竑兼任总司令。两年后，周恩来再次来到杭州。在天目山，周恩来与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进行了多次商谈，晓以民族利益之大义，并与黄绍竑商议了团结抗日、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共中央还选派张爱萍等人来到浙江，帮助黄绍竑组织和发动民众。

在政治取向上，抗敌自卫团在成立初期与中共党组织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不少中共党员参与了部队的组建，他们深入部队，采用了红军时期的政治制度，政治工作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对培养官兵的抗日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敌自卫团宣传尚武精神，积极开展各类军事训练，不断提高自身战斗力。除了参与部队的组建、政训工作之外，中共对抗敌自卫团的影响还体现在指挥和领导对日作战方面。

1939年10月至11月，抗敌自卫团对盘踞在杭州的日军发起了突击，史称“三进杭州”战役。其中拱宸桥、湖墅地区的战斗有力地助推了战役的胜利。

1939年10月14日晚9时许，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特务队分兵数路进攻杭州，其中一路由武林门攻入，在宝庆桥、半道红等处焚毁日军营房多处；另一路在拱埠、湖墅一带，举火10余处，焚毁日军工厂数家，继而又与盘踞在附近工厂内的日军发生激烈巷战，击毙日军10余人。

11月10日晚，抗敌自卫团相关部队与日军在杭州外围展开激战，双方交锋数小时，互以机枪、步枪射击，抗敌自卫团相关部队焚毁日军营房300余间。

作为日军统治杭州的重要地带，拱墅地区突击战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侵杭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激发了杭州军民的抗日热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大军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之中。

 活跃在杭州城郊的抗日游击队

1945年9月，杭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侵略者驻拱宸桥部缴械投降。9月5日，在拱宸桥附近的日军训练场地上，一支五六十人的日军队伍正式向中国军队投降。在民众、工商界及爱国人士的见证下，中国军人向日军发出跪下缴枪投降的命令。日军少佐弃枪、下跪，双手举起，指挥官恭敬地呈上指挥刀。随后，中国军人对日本投降士兵训话。中国军人在训话中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残害中国人民，谴责其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巨大伤害。整个受降仪式持续约1个小时。

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又赴拱宸桥西的日军仓库执行物资查收任务。当时，拱宸桥西有3座日军的军械仓库，并驻有日军小队。中国军队到达后，日军小队长龟山少尉呈交了仓库物资清单。随后，中国查收人员对照物资清单，逐一清点、验收。整个过程持续了一整天。查收完毕后，中日双方队长在清单上签字确认。

拱宸桥畔举行的侵华日军缴械投降仪式，不仅昭示着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也宣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拱宸桥日租界被无条件正式收回。历史不应被忘却和湮没，运河儿女的抗争事迹值得铭记和传承。

侵华日军在拱宸桥缴械投降地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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