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竺可桢日记》看 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 ——西征第一阶段：出浙江记（四） 编者按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36-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档案馆藏《竺可桢日记》手稿，成功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期我们继续选编了李杭春老师纪念竺可桢校长文章，以志庆贺。 1937年11月26日，建德接纳伤兵一千余名。此时，建德尚未驻定，而“教授中颇有离职者”；更让人忧虑的是，浙江大学的校舍几乎散落在建德城内各地，“总办公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分设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李絜非《浙江大学西迁纪实》第5页，国立浙江大学1939年印制）。教学设备也大多未拆箱或在路上，因而学校教学一直“未能长足进行”（同上第6页）。此间学生们能做的只是一些“课外宣传慰劳工作”（同上），以及为壮丁训练大队做“政治教官”等。 
李絜非《浙江大学西迁纪实》
抵建德三天后，竺可桢于11 月17日回杭州，处理学校仪器、设备、书籍迁移等事务；19日赴天目山；20 日至23日，竺可桢转皖南歙县、屯溪、祁门等地，察看可供办学的场地；26 日至29日，又遣刚复、柏青赴常山、衢州、江山、玉山，既商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之事，又沿途探察办学地点；27日，周承佑来电，告以允溪（吉安）白鹭可容全校；11月30日到12月4日，李絜非等出发往屯溪，并在金华、衢州联系浙赣间运输情形。建德一月，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似乎一直都在寻找更合适的办学地址。
12月3日，教育部“嘱移浙江或江西南部，适与吾辈所计划者相合矣”（《竺可桢全集》第6卷《日记》一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410 页。以下出处相同者，只注页码），故“则吉安之议势必成为事实”（412）。12月9日，竺可桢赴赣南，在吉安、泰和发现此地青原寺、青原（阳明）书院、阳明中学及泰和萧百万家、大原书院屋宇完好。12月17日，回建德的第二天，竺可桢即召集特种教育会议，“决定提早迁赴吉安”（420）。12月24日，浩浩荡荡的迁徙便开始了，学生四百人、教职眷属三百人、仪器四百三十箱、行李千余件，经兰溪、金华、常山、玉山而往吉安、泰和。在此期间，因遇金华铁路被炸，秩序紊乱，徒增许多辗转。“据Marriott 云，余等师生一行至金华后，因被炸而火车又不能开，一时人心惶惶，幸有常山一条路可走，不然浙大几解体矣。”（《竺可桢全集》第7 卷《日记》二集，第31-32 页）Marriott 为英国水利专家，亦随浙大西迁，著有日记体的Our Wartime Adventure（《战时历险记》），其中“述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六月事颇详”。舟车之劳顿、人马之喧腾自不待言，至“最后一批的行李和图仪，也到了同一的地点”（10），已是1938 年1月26日。整个迁徙前后历时一个多月。西迁第一阶段之“出浙江记”至此画上句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迁史上被称为“一迁”之地的建德。李絜非宜山期间完成的《浙江大学西迁纪实》即有此说，此著由竺可桢审定，1939 年10 月4 日出版，按理当可采信。但事实上，《纪实》由李絜非执笔，多少带有个人视野的局限性。比如李絜非对泰和情况着墨不多，甚至对马一浮泰和讲学亦未着一字。这是因为泰和开学前，1938年2月9日，李絜非即动身赴永康，被派与省图馆长陈训慈一起押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至贵阳，因而2月中旬以后整个学期的《竺可桢日记》里都没有李絜非现身泰和的记录。作为一个“不在场”的记录人，这段历史显然可能被忽略。与此相类，迁西天目，李絜非同样不在场；且西天目最终只接纳了一年级新生，尚未及实施举校迁移计划，故竺校长当年日记中流露明显的重天目、轻建德之内心意愿和迁校主张，确不能为人揣测和把握。而建德之迁则全员参与，李絜非也被频频派往皖南、浙西、赣东考察、联络，后来还是“此次迁校非事务人员出力者”（《日记》一集，第459页）五人之一，此番记忆俨然不同寻常。故《纪实》不提天目只述建德当能理解。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参与保护《四库全书》免受日本劫掠，藏之于贵阳地母洞书库 通过细读《竺可桢全集》，我们或许可以说，建德从一开始就不是竺校长心目中可以让战时浙大安心办学的久留之地。在国立浙大整个西迁过程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差不多只是西迁途中的一个驿站。在为时局所迫仓促迁居建德的一个月里，竺可桢既没有像在西天目时一样着手修公路、建食堂、定规章，改善教学条件；也没有像在泰和、宜山时一样筑堤、打井，建造宿舍和教学楼，指导当地农民生产生活，而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一直致力于在赣皖山间寻找更合适的办学场所，待12月初教部明确浙大可迁赣南时，浙大第一时间即有了与之相合的迁移目标和计划。这正是竺可桢深思熟虑和未雨绸缪的结果。对此，张其昀的叙述或可作为参考：军兴以后，浙大展转西迁，一徙于江西之泰和，再徙行广西之宜山，三徙于贵州之遵义，八年奋斗，未敢稍懈……”（《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校庆特刊》1936 年4 月1 日）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