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司法审判是完全秘密进行的，不存在众人旁听，舆论报道之类的情形。

杨乃武案是个唯一的例外。

上海开埠以后，许多外国人在上海办起了报纸，《申报》就是一个叫美查的英国人于1872年4月创办的。1974年1月6日，《申报》出于对桃色新闻的猎奇心理，报道了第一篇杨乃武案的新闻。此后，编者很快发现，中国的秘密审判制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周后，《申报》就连发了三篇有关杨乃武案的文章，就已经获得的公开信息，提出了4点质疑。随后，《申报》就开始了对杨乃武案的连续跟踪报道，开创了我国新闻连续跟踪报道的先河。《申报》因连续报道杨乃武案，引起全社会的重大关注，报纸的发行量剧增。由原先的发行几百份，一下子激增到几千份，可谓名利双收。

图为1874年12月7日《申报》报头

为什么《申报》能报道，别的报纸就没法报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申报》是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清政府管不了它。

《申报》最大的贡献，就是全文刊登了杨氏的控告信。1874年12月8日起，《申报》连载了《浙江余杭杨氏二次扣阍原呈底稿》，将杨乃武案的来龙去脉以及目前的冤屈焦点全部公之于众。由于这是杨氏京控告状信的底稿，其作者及内容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凡略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若要判决杨乃武是杀人犯，必须对告状信中的主要疑点作出正面答复才是。

图为《申报》所载《浙江余杭杨氏二次扣阍原呈底稿》

胡瑞澜的复审意见，完全回避杨氏控告信中提出的主要质疑，仅对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作出回应，并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显然属于搪塞包庇。

为此，慈禧对胡瑞澜的复审意见下达谕旨之后，户科给事中边宝泉立即上奏，《为葛毕氏案讯办未协，请提交刑部审判折》要求将该案提交刑部复审，但是遭到了慈禧的否决。

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浙籍京官罗学成、汪树屏等十八人的“群体上访”，联名京控，改变了杨乃武案的审判轨迹，慈禧最终决定将杨乃武案改由刑部复审，把杨乃武和葛毕氏二人从死亡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罗学成等18人的联名控告信

罗学成等18名京官敢于为一个百姓“联名京控”，哪来的底气？在此应该说《申报》的舆论监督功不可没，是《申报》公开的信息，已经让冤情大白于天下，若仍然将错就错，最终丧失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

杨乃武案最终以死者葛品连开棺验尸收场，以铁的事实证明，葛品连是因病而死，并非死于谋毒。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冤案从此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葛品连的开棺验尸是在案发三年后进行的，由刑部直接主持。葛品连的棺材由杭州余杭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在北京海会寺进行开棺验尸，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引起朝野上下的高度关注。

最早报道葛品连尸棺运京消息的是上海的《申报》。1876年11月28日的《申报》最先刊出尸棺运京的消息。

《余杭案续提官柩》

“兹悉浙抚杨中丞又奉部咨：续提原问官前余杭县刘令及葛品连尸棺。派委候补知县袁来保于本月初十日起解赴都。由司给发川费银三百两。”

消息显示：葛品连的尸棺是光绪二年十月初十日（即1876年11月25日）离开余杭的，同时被提押赴京的还有前余杭知县刘锡彤。押送的是候补知县袁来保。此番押送赴京，刑部拨付的费用达300两官银。

1877年4月5日，《申报》又以《部审余杭案情形》为题，详尽报道了杨乃武案开棺验尸的经过。《申报》的报道形象生动，深得读者喜爱。此后各种文艺作品等，大都以该报道为蓝本，具体包装演绎。

近年更有许多“新发现”，传出当年京都开棺验尸，有一位法国记者也在场，并拍下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人照片。

近年媒体广泛传播的杨乃武与葛毕氏的真人照片

那么，海会寺开棺验尸的真实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档案来告诉你真相。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等奏为复验葛品连系无毒病死，请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职提讯折》

《刑部尚书皂保等奏为复验葛品连系无毒病死，请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职提讯折》是刑部尚书皂保给皇帝的一份奏折，该奏折详细记录了开棺验尸的全过程。

从刑部尚书皂保的《奏折》可知：开馆验尸的具体日期是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即1877年1月22日。参加的人员：除刑部人员外，主要选择了北京五城区的指挥各官和五城区的老练仵作，即实际验尸操作的是北京五城区的最具工作经验的验尸专家。作为案件当事方的人员，一是死者葛品连的妻子葛毕氏、母亲沈喻氏、邻居王心培、喻敬添，均为案件的主要证人；一是原验尸的责任人：余杭知县刘锡彤、余杭仵作沈详。

开棺验尸由北京五城区的仵作荀义等专家进行从头到脚的逐项检验，每检验一个项目，就连声喝报检验结果，并要求余杭知县刘锡彤、余杭仵作沈详现场复验，无异议后，当场填写表格，予以确认。原判官知县刘锡彤和原验尸官沈详，都当面表态，承认自己原来验尸判断失误。最终，验尸完成，取仵作、尸亲、邻佑及五城指挥各官的印章，盖印作结。

由于开棺验尸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验尸的具体细节。更没有记者或第三者到场旁听作证的事。所以，《申报》直到1877年4月5日才来报道此事，距事发已经足足过了两个多月时间了。而且，参加人员和验尸细节全部凭记者想象编造，最终以讹传讹。

杨乃武案在光绪三年得到彻底平反，但是，平反之后，杨乃武的举人为什么没有恢复？

《刑部尚书皂保等奏讯明葛品连案相关各员分别定拟折》

根据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1877.3.30）《刑部尚书皂保等奏讯明葛品连案相关各员分别定拟折》的意见：

“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违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顽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仗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杨乃武没有与葛毕氏通奸的确凿证据，但是，杨乃武以前曾经与葛毕氏一起同桌吃饭，并教她识字念经，属于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之嫌。同时，他在告状信中说邻居何春芳在葛毕氏家调戏顽笑，虽然是为了企图推脱自己罪责的托词，并非有意陷害他人，但毕竟属于囚犯诬告平民性质，有违法律，本该罚打一百大板，由于已经受了革去举人的处罚，所以一百大板就免了，相互抵消。

专家们普遍认为，杨乃武在此案中自己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过失，造成了他案件平反以后，刑部判决时采用过失与已受处分相抵的方式，没有恢复他的举人资格。

根据清代法律，士人有着多种特权。当士人受到刑律处罚时，可以拿士人的功名“纳赎”。比如处罚较轻的，“有犯笞杖轻罪，照例纳赎。罪止杖一百者，分别咨参除名。”意思是说，只要处罚在杖一百以下，士人就可以免除处罚，同时保留功名。但是，处罚一旦达到杖一百这个标准了，那么，处罚是可以免除，但功名也不能保留了。

刑部对于杨乃武的处罚就是拿了“狱囚诬指民人”罪这个条款，本应杖一百，现根据“士人纳赎”的规定，免予处罚，但不恢复举人的结论。

从字面上看，刑部的处理决定不是毫无道理，显示出一副完全公平公正的样子。但若仔细推敲，其中还是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实际包含了许多潜台词。

据《大清律例》记载：“狱囚诬指平人罪”的处罚是：“其被诬之人无故稽留三日不放者，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因囚犯诬陷指控的平民，无故被官府羁押或留置了，三天不放回的，诬陷人应笞二十，如果滞留时间超过三天的，每增加三天，增加一等杖笞处罚，最高刑罚杖笞六十。

因此，杨乃武告状信中说何春芳曾去过葛毕氏的家里，调戏葛毕氏，这算不算构成“狱囚诬指民人”罪，我们暂且不讨论。即使构成此罪了，最高刑罚也是“杖六十”。刑部判决为什么“杖一百”？唯一的解释是与前一条“罪状”合并处罚，就是“同食教经”“不知违嫌”，两罪并罚，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同食教经”是发生在案发一年之前的事，当时的杨乃武不是举人，且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也仅仅属于有伤风化，充其量是个道德问题，构不上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将“同食教经”“不知违嫌”定为一条罪名是十分牵强附会的。

葛毕氏诬陷杨乃武，差一点要了杨乃武的性命，最终判杖八十。而杨乃武诬指何春芳反而判杖一百，想必其中定有奥秘。

刑部之所以要给杨乃武杖一百的处罚，应是另有隐情的。因为只有杖一百，才可以不再恢复杨乃武的举人资格，若判罚低于杖一百的，就会牵扯出恢复杨乃武举人资格的问题。

之所以不能恢复杨乃武的举人资格，是因为此事是同治皇帝两次下文钦定的。如果恢复杨乃武的举人资格，实际涉及到皇帝圣旨的权威性问题，这才是根结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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