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末年，一名姓杨的清朝官员在杭州里西湖畔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庄园，后人称之为杨庄。根据房产档案记载，民国时杨庄位于地籍2都2图第555号地块内，占地4.55亩，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对照民国时期的地形图和当前的地理状况，可以推断杨庄旧址就位于今镜湖厅风景区内，其确切的位置大致就是两岸咖啡镜湖厅店（北山路65号）与绿水芙蕖茶吧之间那一大片绿意盎然的公园地，正好隔湖与孤山“空谷传声”遥望。如今，几乎每天都会有三三两两的游人穿梭于这片公园地前的临湖小路，却很少有人经意于它。间或偶有驻足者，也多半是依仗着它绝佳的地理位置，欣赏它前面那一水之隔的孤山风景。唯有公园地上那一株有着150多年树龄却仍然枝繁叶茂的老樟树，在长达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静静伫立于斯，始终不离不弃，不仅见证着庄园的过往，同时似乎也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有关庄园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人和事……

杨庄旧址今貌（左前草地中央即为老樟树）

探寻庄园旧主

关于杨庄的最初建造者，根据民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大致存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清直隶总督杨士骧，此说者可见徐珂《增订西湖游览指南》（1918年版）、《西湖名胜快览》（1928年初版）所载；另一种说法是杨味青，见载于胡祥翰《西湖新志》（1920年）卷八、钟毓龙《说杭州·说园林别墅》；第三种说法则提到了杨士琦，舒新城《实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览指南》（1937年版）记载杨庄“为清直隶总督杨士琦之别业”，赵君豪《杭州导游》（1937年版）则载杨庄为“清泗州杨士骧士琦之别业”。杨庄的建造者到底是谁？只要查对一下三人的个人简历，答案便很快明了。

杨士燮（字味青）、杨士骧、杨士琦三人实际上是同一血脉的亲兄弟，其祖籍安徽省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杨氏兄弟一共八人，杨士燮排行老大，杨士骧排行老四，杨士琦则排行老五。杨氏八兄弟，除三人早逝外，其余五人个个了得，五兄弟有四人进士及身，且都为官一任。五兄弟中，官当得最大的是杨士骧，曾官拜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琦其次，曾做过清邮传部大臣，中华民国成立后又一度成为袁世凯内阁班子的重要成员。行文至此，便有一点非要在此处指出，那就是杨士骧、杨士琦二人都未曾在浙江任过官职。只有老大杨士燮，虽然官当得不如两个弟弟的大，但却有幸被派往丰饶富足、风景如画的江南，供职于浙江嘉兴、杭州等地。如此看来，让杨士骧、杨士琦二人跑去与自己无甚交集的一个地方单独建造一所宅院，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而杨士燮则不同，他在自己任职的地方建一处私家别院，那实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妄自揣度，后世之所以会有人把杨庄说成是杨士骧或杨士琦的别业，很可能是由于相较于杨士燮，他们二人地位更为显赫、声名也更盛，也有可能是因为不明情况把他们兄弟三人给混淆了，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关于杨庄的建造者杨士燮（1857—1913），由于其官阶未到一定等次，官方对其记录相对简单。因此，有关杨士燮更详尽的个人信息，如人生履历、个人秉性等，多半来源于杨氏后人的回忆以及依靠后世一些人物传记类作者的发掘。

杨士燮是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曾在工部任过郎中，也曾当过御史、做过知府，最后官至浙江巡警道（大体相当于今省公安厅长）。其中，杨士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出任嘉兴府知府。宣统元年（1909）二月，因浙江巡抚增韫提携，由嘉兴府知府升任浙江巡警道，负责掌管一省的警政事务。在任嘉兴府知府期间，他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至十月期间短暂代理过杭州府知府。与其父相仿，杨士燮娶四川总督吴棠女儿为妻后也正好育有八子。此等数字上的巧合，煞是有趣，后人想来也是吉利。杨士燮后代中不乏杰出者，其长子杨毓章，曾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孙子杨宪益，则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诗人。

杨士燮性格乖张，行事不拘于常道，后人对其褒贬不一。仅拿其“三壶太守”这一绰号来说，便有着不同解读：一说“三壶”指杨士燮出门轿中必带的三件东西，即酒壶、茶壶、便壶，此说是讽刺杨士燮讲排场之意；而另一说“三壶”则指杨士燮日常生活中要用的三个宝贝，即烟壶、酒壶和尿壶，又称“三湖”，这一说则是杨士燮诙谐、自嘲之谓。或因杨士燮不同于一般人的奇特秉性，后世民间流传着不少他的逸闻轶事。像高拜石的《古春风楼琐记》、陈赣一的《睇向斋秘录》和《新语林》等书，便记录了杨士燮的不少轶事。这里便依葫芦画瓢，将《古春风楼琐记》记载的一则轶事转录如下：

话说，当年沈钧儒担任咨议局副议长的时候，常常干预浙江省的政务。时任浙江巡抚的增韫（字子固），对于沈钧儒的干预常常疲于应付，只能想方设法加以敷衍。但沈钧儒碰到这三壶老爷杨士燮，却是每每碰壁。有一次，沈钧儒向杨士燮谈及某桩款项，说要三万多元。杨士燮正好在打牌，便随手摸了一张“四万”的牌，朝沈钧儒的照面一晃，说道：“喏，给你四万，两不找如何？”沈钧儒听后，不禁脸色大变。后来，沈钧儒又因一起事件而向杨士燮说情，却再次遭到了杨士燮的推辞和拒绝。由此，沈钧儒便对杨士燮怀恨在心。有一次，沈钧儒故意对一个人旁敲侧击地宣扬说：“这家伙太可恶了，叫他小心。”话传到杨士燮耳中，他便也对着此人说道：“这瘦猴子（指沈）人人怕他，我偏不买他的账，他却奈何我?”因为这件事，大家便又给杨士燮送了一个“杨疯子”的雅号。 

对于上述这则轶事的真实性，在此不做考究，权且当作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吧。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历史的真真假假，又有谁能一下子说得清、道得明呢，唯有各人自己去体味了。

民国时易主严姓

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很快波及各省。大变局之际，浙江也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中，政局不稳，人心浮动。杨士燮浙江巡警道的职务很快也被撤换，对调温处道（时辖温州、处州两府）。不过，杨士燮倒也是个审时度势之人，料想到浙江很快会步其他省份后尘，脱离清廷，宣布独立，于是便未到温州赴任，而是选择了离开浙江到上海，并寓居于静安别墅。清廷垮台后，杨士燮又辗转到了天津，投靠了他的长子。不久，杨士燮因患疾病，于1913年初春溘然辞世。

杨士燮去世后，杨庄被卖给了严姓。其确切的出售时间，尚无法明了。不过经查阅民国时期的文献史料后发现，最早提及杨庄与严姓关系的是《西湖名胜快览》（1928年初版），在其“西湖之别业”章节有这样的记载：“杨庄在葛岭下濒湖处。为清直督杨士骧之别业，今属严姓。”而民国十二年（1923）金鹤翀所撰《西湖游记》曾谈到“避雨杨庄”的事情，这是查阅到的单独谈及杨庄时间最晚的文献。由此，姑且妄自推断杨庄出售给严姓的事件发生于1923年至1928年这一时间段内。 

这个严姓人物到底是谁？根据房产档案记载，此严姓者严如龄是也。民国时期，严如龄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据《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严如龄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出身于皮毛商，曾在上海外滩独资创办东方皮毛公司，并自任经理。后来又曾担任过元亨洋行、元利洋行的出口部经理，而且还是德国谦信洋行的买办。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谦信洋行（主要从事颜料业）大班回国，委托严如龄全权处理该行在华一切事务。恰逢当时颜料价格猛涨，严如龄由此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致富后，严如龄又投资钱庄，与人合资先后创设了益康（1918年）、益昌（1918年）、志丰（1920年）、志裕（1922年）、滋丰（1922年）、泰昌（1924年）等钱庄。严如龄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都拥有地产，且拥资百万以上。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时称“白银风潮”，这次恐慌使上海工、商、金融各业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场经济风暴中，严如龄所经办的企业和所投资的钱庄也未能幸免，大多遭受到了沉重打击，产生了债务危机。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严如龄名下位于杭州西湖边的房地产杨庄被法院以法币35350元（当时100法币价值两头大牛）的价格判给了一家贸易公司。此后六年的时间里，杨庄又先后被易手三次……

杨庄在民国时期的地形状况

庄园角色的两次重大转换

当年杨士燮挑选这么一个背山临水、地理位置绝佳的地方来建自己的私家别院，自然是为了能够享受这里的湖光山色，这也契合他那份把持茶壶、酒壶悠然闲庭的雅致情怀，况且入住此园时已近迟暮之年的杨士燮，应该还会有在此颐养天年的打算吧。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时势的动荡，使得杨士燮不得不割舍偌大的一个庄园，怅然离杭，不久便即驾鹤仙游了。当初的杨庄又是怎样一番风景呢？不妨循着前人的笔迹，去粗略地感受一下它的片鳞只爪吧。如果想与庄园来一次亲密接触，可以循着卢文杏《西湖游记》中的脚步，在清宣统三年（1911）八月下旬的某一天，“入西泠桥，而到杨庄”，即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前临孤山，后倚葛岭，中建西式楼，陈设精雅。楼右之花圃，疏林荫日，曲径依水，亦错落有致……是夜甫交戌刻，皓魄中天，皎洁如昼。”假如还想体味一下庄园的诗意，则可以踏着金鹤翀《西湖游记》中的足迹，在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的某个下雨天，“出西泠桥，避雨杨庄”，便可以得到如此的诗句：“连日痴云滞水滨，西泠凄冷不成春。孤山烟雨杨庄柳，两度来游隔世人。”

怀揣住家的情怀，遵循游者的视角，如此这般端详杨庄，庄园的格局看起来似乎总显得有那么些小家子气。不过假如把杨庄与杭州历史上的两次事件联系起来，那么庄园在大时局中所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便会立刻显现出来。

20世纪20年代末，原本为了修筑环湖马路而被政府决定拆除的杨庄（当时已被严如龄买进，故亦称严庄），却因一场不期的西湖博览会而被保留了下来，且被借用作为博览会展馆第七馆——丝绸馆的馆址，杨庄的角色由此有了第一次重大转换。当时被丝绸馆借用的还包括与杨庄相邻的地藏寺、葛荫山庄、惠中旅馆以及周边的一些空地，大致就在今镜湖厅风景区至西泠桥沿湖这一带。丝绸馆当时总共设置了五个陈列室，分别为丝茧部、绸缎部、服饰部、统计部和特别陈列室，此外还附设了花园喷水池、跳舞厅、音乐亭、无线电收音机。其中，服饰部、统计部、特别陈列室的一部分以及无线电收音机就设在杨庄，这意味着杨庄几乎包揽了整个丝绸馆一半的展出。当时的杨庄共有平屋十二间，楼屋五间，亭子间二座，以及花园一处。除了东边的四间平屋留作庄园自用外，其余都被丝绸馆借用。

丝绸馆远观

20世纪40年代，因为浙江通志馆的成立，杨庄的角色又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换。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杭州沦陷，浙江省政府被迫南迁至永康、云和。1942年5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成立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并任命余绍宋为主任委员。1943年8月，浙江省政府又将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改为浙江省通志馆，聘请余绍宋为首任馆长，《重修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亦从此成为该馆主要的业务工作。通志馆先是在云和县前省临时参议会内办公，9月间又迁往云和县大坪村，大坪村便成为了通志馆的第一处馆址。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省通志馆迁回杭州，办公处所就设在静江路108号（后曾先后变更为里西湖103号、北山路108号）的杨庄。实际上，浙江省通志馆在杭馆址起初并非选定在杨庄，其间也经历过一些曲折。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浙江省级机关纷纷迁回杭州。由于当时浙江省通志馆属于战时新设的机构，在杭州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馆长余绍宋只能向省政府请求代为寻觅办公地点。省政府最初指拨国术馆（即首届西博会期间的工业馆，今西湖博览会博物馆）为通志馆的办公处所，很快又改指为葛荫山庄，后又因故未予兑现。随着工作人员陆续抵杭，迫不得已，通志馆只能暂借岳庙驻足。1945年11月，经杭州警备司令部指拨，杨庄最终成为通志馆的馆址。关于为浙江省通志馆代觅房屋的事情，曾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在他的《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曾有这样记述：“浙江省通志馆也于抗战胜利后迁至杭州，我代为借得里西湖杨庄为馆址。”这是阮毅成的自家之言，他是否在通志馆寻觅办公场所的过程中起到过作用，不得而知。经过修缮，1945年12月7日，浙江通志馆迁入杨庄。自此之后，杨庄便成为了通志馆的馆址。1949年3月，由于时局紧张，浙江省通志馆已经完全无法维持，余绍宋便函请省政府结束了馆务。至此，杨庄作为通志馆馆址的地位也宣告终结。

在1943年5月到1949年3月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余绍宋及其同仁编纂完成了《重修浙江通志》初稿125册，而这期间余绍宋等人曾有长达3年零4个月的时间是在杨庄度过的。解放后，浙江省通志馆的所有初稿、资料及档案移交浙江图书馆保存。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图书馆以此为基础对稿本重新进行了整理，并以《重修浙江通志稿》之名刊印。《重修浙江通志稿》虽是未竟之作，但却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清朝以来至民国时期的资料，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很多资料已作为今天新编浙江省志的参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人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处古建筑厚重历史文化底蕴时，杨庄却被全部拆除了，此也算是杭州历史上的一件憾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