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史林春秋 | | | | 冯筱才、陈明华采访，朱丽祯整理：如何研究地方史？——包伟民教授访谈录（下） | | 来源：汉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3-07-25 | 我以前去过西北，但是没有像那次那样走得那么系统。我觉得历史地理学的人，有我们没有的本事，我很敬佩他们。之前出过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按省分卷，那次就捧着甘肃省的文物地图去找。有时虽然连经纬度都有，但就是找不着古城的遗址。李孝聪先生就有这个本事，他站在那里看看，说应该在什么地方，车就往那边开，果然就找着了。他们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对地形的感觉。那次田野以后，我感觉对《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写的宋夏战争的很多场景差不多都懂了。仗为什么那么打？因为地形是这个样子。你占领一个山的垭口，这个垭口围的这块地你就占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宋夏的永乐城之战打得那么要死要活？宋人觉得这个地方一占的话，就等于把西夏的要地给占了。对西夏来说，这个地方被你占了的话，我就没法立国了，特别是核心那个地方给你占了。当然，后来宋军败了。这个地形你如果不去感受的话，是不知道的。江南地区其实也是一样。当然我们对江南比较熟悉，好一点儿，但是有些地形我们还是不熟悉。去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宁波高桥的通俗小文章，收在《在田野看见宋朝》里。宁波西乡的高桥镇，现在有个地铁站。这个地名是宋代留下来的，无非桥高一点儿嘛。在宋代地方志里面，明州就有两个地方叫高桥，一个在奉化，一个在鄞县，我讲的是鄞县那个。我到那个地方以后，才理解当时为什么张俊会在那里打败仗。金兵追击宋高宗赵构，现在民间的传说都是张俊在那里把金兵给打退了，实际上他在那里打了败仗。他把金兵打退，是在宁波城下。把金兵打退以后，他想溜，就从高桥走，为什么？那个地方是运河的出入口。金兵补充兵力以后再追下来，也是从运河来的，为什么呢？他有辎重，要靠船来运。尽管金人主要是骑兵，但是到了江南，辎重还是用船运的。同时从明州到杭州的官道也是沿河走的，所以双方在高桥相遇，张俊打败了。我去看了一下，才了解这个河道对当时明州交通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是浙东运河不同区段的组合，跨过钱塘江，进入内河，现在叫萧绍运河，到了上虞，翻过一个坝，现在叫通明坝，再从河入江，就进入余姚江。我原来以为它就一路经三江口转甬江出海了，那是因为只从海外贸易的角度去考虑；实际上它到了明州西乡，还要经大西坝再转入内河体系，高桥就在它转入内河———西塘河———的转弯处。如果你没有去看过，会觉得没道理，去看了才知道，它为什么要再回到内河体系去。内河体系的背后当然就是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体了。对当时的经济而言，海外贸易毕竟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主体还是农业，整个平原的物资都需要经过内河体系向明州城集聚，再经浙东运河与杭州等地区相联系。所以从我个人感受来说，在田野中了解地形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就是你要接触地方的人。我还是讲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去西塘的时候与几位老人聊天，我们称之为“座谈会”。我们按照正儿八经社会调查的规范，把问题列好进行访谈。根本没用，你要随机应变地跟那些老人去聊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那天我问了一个问题，有个老人给的答案对我非常有启发。我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对市镇怎么定位，就是它的城市性问题。结果一个老人说我们是镇上人，其他很多老人也这么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定位。这也说明了市镇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属性，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冯：这个，我插一句，包老师您知不知道？因为我们家离景德镇很近，只有几十公里路，景德镇的移民很大一部分是从我们县区去的，最高峰时大概有五六成吧。我们那边的老百姓从来不会说景德镇是个城市，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说“到镇上去”，从来没有城的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些作坊都是我们老乡开的，然后那些房子破破的。我有一个同学在20世纪90年代到景德镇去画瓷器，他说他搞了一个房子，我很好奇，说什么房子？他说我自己造了一个房子。我说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你自己随便造房子？他说我造在人民广场边上。所以我就更好奇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搞？他说景德镇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城”的概念。包：可以理解，因为它里面大量是窑，觉得跟周围乡村差不多。农村里面也有大量的窑，对不对？冯：对，完全没那种“城”的概念，因为浮梁县就在旁边，不是在镇上。包：是，浮梁城，景德镇我也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知识很多是归纳出来的，里面带着很多现代的以及西方的印记，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抽象出来的知识做些调整，但你得有心，去发现当地人的立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老百姓会试图用你的知识体系来回答你的问题，这样显得自己有知识。这个是很麻烦的。冯：就像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样，他会模仿，你问多了他就知道你要问哪些问题，怎么样回答你了。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一直想请教包老师，您说南宋皇室搬到了杭州。我有一次去德清那边，有一些地方上的人就说，南宋的时候很多大臣定居在他们那里。我想那个时候德清到杭州也有一段路，坐船大概也要一天吧。就好像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人，首都是南京，周末就住到上海去，然后就在那里花天酒地。因为他讲到一些市镇是怎么兴起来的，说可能跟这个大臣的定居有关，南宋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吗？包：这个其实涉及移民问题。一方面，确实有些大臣、贵族之类的社会上层会习惯性地往都城靠。北宋的时候，贵族聚居地，除了开封就是洛阳，后来司马光、文彦博那些人都住到了洛阳，洛阳变成了一个反对派的聚居地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洛阳毕竟从前朝以来就是一个好城市，所以贵族在那儿住得舒服。那么南宋的时候贵族的聚居地是哪里？作为风水宝地来住的是湖州。德清可能介于这两地之间吧。确实有些镇有明确的记载，比如《乌青镇志》就说某一个当时的高官或贵族在那里定居，然后慢慢这个地方人多起来形成一个大的聚落了。而且我们可以在宋代的文献中间找到相对应的材料，可见这些是相对可信的。一个贵族或者高官的定居，往往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户人家，它往往是一个家族，也会带来一些辐射效应，有些人会向他们靠拢。当时南宋的宗室就是赵家的人，宋太宗的子孙后来绝大部分被抓走了。因为北宋的皇位开始是哥哥传弟弟，后来一直在弟弟这一系，所以女真人退走的时候，根据玉牒抓人，弟弟一系血缘近的就被抓走了，留下来的以及当时不在开封的都是服系较远的哥哥赵匡胤的后代。因为宗室在政治上是潜在的对手，所以宋代起初不允许宗室随便到外地去居住。但后来因为花费受不了，才允许他们到外地去住。南宋有几个地方设外宗正司，一个是泉州外宗正司，另外一个在绍兴，湖州没有。就是制度性地把宗室迁移出去。后来又允许宗室特别是血缘稍远的宗室，自谋出路，考科举都可以了。所以周围地区那些人散居开来，应该确实对地方有影响。这种情况牵扯到所谓缙绅阶层，这个研究现在还非常粗略，没有深入。宗室在地方上大多数是无赖、坏蛋，因为他们有背景，地方官也不敢去管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地方政治”里的重要内容。包：当时这个群体叫“寓公”，这个概念在宋代是很明确的，退休了或者是当官没希望了的就叫寓公，包括像宗室这样的人，住在地方。像《夷坚志》那样的笔记里面，某个寓公干了什么坏事，这样的例子多得是。包：理宗就曾生活在上虞。史弥远要把原来的太子给替换掉，就派人去找血缘远一点儿的宗室。他派的那个人从临安回宁波的路上，在上虞一个姓全的保长家里面躲雨，发现保长养着两个姓赵的外甥，这两个外甥的父母亲都死了。结果一看一个小孩子蛮灵光的，还是宗室，就把他带给史弥远看。史弥远觉得这个小孩儿没有任何背景，容易控制，于是就一路把他扶上马，变成了皇帝。理宗就这么弄出来了。冯：嗯，这非常有意思。我在外边跑的时候，一直很好奇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宗室，包括这些皇亲贵族，他们是怎么样去享受舒服的生活？第二个问题是那些供应怎么办？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市镇的记载里，好像有些食品是“特供”。比如有的人说的一个什么腿什么东西，那个时候还要上贡给朝廷。我就很好奇，江南这种以杭州为中心的城市消费是如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的。当然明清是很明显的，但是南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包：这是我长期关心的问题，但是材料相对较少，所以现在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明确。你突然把一个都城放在这里了，它必然会对周围有辐射。推论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历史学的麻烦是，你要通过实证把它说清楚。就像我们说海外贸易，老说海外贸易很厉害，但是究竟海外贸易跟民间某一个具体地区的经济有多少联系？“南海一号”挖出来，上面有那么多瓷器，就说明我们海外贸易很发达了？一个研究的取向是估计一下有多少船，每年往哪里去，商品输出量有多少。比如说我们跟日本的贸易，中国没有留下统计资料，日本留下一些统计资料，因为船到了港口有记录。那些记录保存在寺院里面，和尚弄得很仔细。另外一个取向就是考察商品从哪里来，是哪里生产的。我们的材料也很少。后来龙泉瓷器的发展史给了我一个实例。明初海禁以后，当地的瓷业很受影响。但这样能够真正完全联系的实例还是非常少，我们要一直留心到各地一个一个去挖掘。比如说浮梁那边，或景德镇那边，瓷器究竟怎么出产，怎么销售，内销还是外销，工艺瓷和日用瓷的比例是怎么样的，有多少瓷器是运往港口最后出海的。这个理清楚了以后，才能真正说明所谓对外贸易的容量是多少。现在都笼统地在那儿说。五如何整理运用“档案”才能更好地认识地方？冯：刚才讲的田野比较重要，档案也许也值得讨论一下。搞田野的学者有时会排斥档案，或者说对档案有一些看法。到了我们近现代这一块的话，因为档案材料非常丰富，所以不用也不行。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比如说，大家都去抄档案，写出来的东西很多是同质性的、描述性的，然后我们在博士论文审读过程中发现没什么意义，除了地名不一样，其实大多数是抄来抄去，因为档案本来就是高度同质化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很关心档案这种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现在很多人在整理出版档案，您觉得有哪些问题？弊病在哪里？很多档案整理以后基本不能用，你跟着他去用的话就完蛋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早期的档案整理，整理者往往按照他自己的框架把档案分类填进去，这对使用者来讲有时就制造了陷阱。您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想问怎么样去使用档案、整理档案，或者说怎么样弄，才能帮助学者更好地认识地方？包：怎么更好地整理档案？我想的不是太多。比如说龙泉档案，相对有点儿特殊性，因为它性质比较统一，就是诉讼档案，跟我们各地找到的那种什么都有的、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文书不一样。因为档案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比较特别的，除了现代政府公文，其他文献资料放到档案馆里面它也变成档案了。比如说，一本鱼鳞图册，如果放在图书馆，它就是一本书，跑到了档案馆，它就变成档案了。而且档案成为一门学问，我们都知道，是由于苏联的影响，在欧美的分类里面，它就是图书资料的一种。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档案这个概念，它跟其他的类型概念之间有交叉，所以我刚才的第一反应是你说的是哪一种档案。如果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内容，现在我们处理特别多的是那些契约文书，因为留下来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契约文书为什么能够留下来？因为它是一个家族的财产凭证。尽管那些财产经过各种运动的“扫荡”，老早已经影子都不见了，但是民间还是把那些带有历史记忆的文书视为宝贝，所以各家还是把它留着。现在经过文物贩子之手，各地就都能挖出那么多的契约文书出来。怎么有效地整理？首先第一点，我的立场是，不管以后我们怎么去展开研究，我们需要把这批资料从各家各户收集起来。学术机构想办法凑出一些经费，通过文物贩子，把它收集到学术机构手上，收藏起来，或者经过一定的整理把它出版了。这些材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留下历史记忆。如果不这么做，这部分材料可能过一阵儿真的会消失。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弄清楚它的价值在哪里，怎么样更进一步去做研究，就像刚才筱才说的，现在很多博士论文的研究完全重复。就研究本身来说，我们看不出所谓新的意义。但是从档案整理和档案保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理不清，可能下一代学者会理清。总之有这个前提，以后你才可以做，否则以后做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这是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认识。第二点是，现在面对这些材料，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加好一点，更加有意义一点，这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想目前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各地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即便是同质性的、碎片性的个案研究，好歹已经有一定的量了，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归纳了，不过这需要对各个个案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人来做。特别是跨地区的个案，我想是可以做的。当然在这种认识下，我们对档案整理本身是不是能够加深认识，使得我们的整理更加系统？这个我现在还理不清，我想我们的整理应该更细致一点儿，这个是能够做得到的。千万不能像有些文书的整理，就简单编排一下，有时连目录都有不少差错，就把它印出来了。就整理工作本身而言，我们觉得这样是有缺陷的，但反过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如果不印出来，我们就看不到文书了。这要分两方面来看，对不对？一方面我们觉得它整理时工作不到位，另一方面它印出来还算是好事情，所以现在各个地方的政府都愿意拿点钱出来。我觉得我们尽量用这些钱做一些整理工作。陈：其实这又涉及您近几年一直在做的地方文书整理工作，我个人也曾参与其中。其实您做的很多项目，从现在来看，两方面都是蛮成功的，既有好的学术资料的呈现，然后对地方也有比较好的政绩效果。所以我想问的是，您这么多年做下来，有没有什么跟地方合作的心得体会？如何既满足地方的需求，同时又能够更好地推动历史研究，特别是推进地方史的研究？这当中如何来平衡，您有什么经验吗？包：这个“经验”，说实话有时心里很无奈。首先，当然，我们要设身处地地为不同位置上的人着想。所以他们有一些顾虑，我们要理解他们。以龙泉为例，我当时劝说地方跟我们合作，他们一开始并不情愿，说这个档案已经很脆了，你们这一扫描就要受到破坏。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么放着，不把它做电子化处理，它接下来会越来越脆，更加碰不得了。我现在做电子化处理，就这一次，以后你们就尽管保存，因为我们不用读它了，读电子文本就可以了。这当然是从技术上为他们考虑。另外，档案放在仓库里面，对档案馆没有任何价值，不产生“效益”。如果让学者来做研究，产生影响了，对档案馆或管理者就会有一个额外的效应，这个档案在你们手上就有“效益”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个人信誉也很重要。你答应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你得有信誉。人家会觉得你既有学术牌子，叫你干的事情你肯定干得出来，这样他可以为你挑担子。跟地方打交道这个很重要。跟地方沟通的过程中，郁闷的事情也会碰到。我记得做江南市镇的时候，我跟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老师到绍兴柯桥调查。但事先没有联系，我们就大着胆子走到柯桥镇的一个办公室。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反正不是镇长就是书记。走进去跟他们说，我们是历史系的，想了解当地的情况。结果那个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历史不感兴趣，就把我们赶了出来。他们确实是不感兴趣，也可以理解。所以原来设计得很好，我们去几个点儿做田野，结果完全做不到，为什么呢？你首先得找熟人，找不到熟人的地方，就别去了。六“数字人文”：助力还是阻力？陈：包老师，您一直很重视计算机技术或者数字技术，在我们大学本科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这个东西。您这两年也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对数字人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数字技术对于历史研究很重要。您觉得现在的数字技术对于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可能带来哪些帮助或者在哪些方面可能带来助力？包：肯定有帮助，毫无疑问。尽管对于数字人文我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我现在一般不说了，因为经常被误解。尤其是有些人把它看作自己的利益范围，觉得你的批评会影响他的利益、课题等等，诸如此类。有时候多说了就会被人误解。但是实际上就如明华所说的，我自己很早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肯定能够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来用，但也仅仅是工具而已。你不能依靠它来思考，为什么呢？这大约是我自己从古代史的基点出发向下探这个研究特点造成的一种认识。因为留下来的资料本身，它就是很零碎的、很偶然的，资料的存留状况不一定直接反映历史状况。所以在这么个前提下，你如果拿它去做统计，就要非常小心。比如我们整理龙泉档案。整理时，大量阅读档案是有困难的，如果做一个数据库，把各种信息相互勾连起来，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检索某个律师的姓名，跟这个律师有关的资料就都出来了，包括被告、原告、地区、某个村子多少案子等等。这些信息有的时候会超出个人的阅读能力，靠机器把它们联系起来，这种工作当然是很有用的。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统计，但是你不能靠这种简单的联系或者统计来代替史学分析，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数字人文方面的文章，还停留在数字人文多重要，它可能在哪些领域产生作用之类的愿景阐发层面上。我觉得这样的认识现在大家已经有了，没有必要再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了，我们应该往前走，进一步是什么呢？你既然建了很多数据库，在电脑里保存了很多资料，你就得用这些数据库、这些资料，各种检索手段和统计手段，做出具体的个案研究来。现在也有人在这么做，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得出来的不少结论跟我们不用数据库得出的结论差不多，那我用你这个数据库干吗？很少看到有人用数字技术修正现有的历史认识，或者达到现有认识没有达到的深度。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你花了那么多时间，投入那么多钱，但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比例。是不是以后会有大量的产出，现在只是一个开端？目前看不出这个趋势。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数字技术的认识，现在还没有update（更新）。怎么样把现有的资料放在一个全局的框架里面去认识？我们现在如何利用计算机，把非常残缺的、零碎的资料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这些是现在强调数字技术研究的那些人应该更新的知识，我看不出有这样的更新。比如说对人才的统计、对文学家的统计以及他们地理范围的分布等等，一个大前提是，他们是留下记载的那拨人，没有留下的那拨人呢？你怎么去分析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几乎都不讲，他们只根据现有的材料来说话，这个真是残缺了。当然，我的这种要求都是为难人，就是因为难做，人家才避开不做。陈：对，我想到一个题外话，这种模式其实是可以跟工科一样来操作。当然，可能生产出来的学术产品没办法达到您的理想要求，但是在平台建成后，它的学术成果生产可能会很快，我担心以后它能依靠数量改写学术格局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术考核是计量化的，你文章发的多，学科点的各种资源倾斜就多。我担心有些人用这种方式批量化地生产学术成果以后，改写学术的地图和资源配置的地图。冯：这种情况很可怕，它不需要用脑子、想象力，也不需要用什么高级智商。如您所说的，它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用了这个东西。冯：比如说中国古代江南人才多，这是一种常识吧。江南人才多，还用你说？你要弄出来一个江南人才少才有意思，是吧？要是真的能把江南人才地图画出来，如您所说的，呈现这个区域类型，究竟哪个镇多，哪个镇少，这个多或者少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从宋到明究竟是什么机制一直在背后起作用，你要给我提出全新的看法，提不出来，创新性就不够。他的理由是，我用统计的方法验证了，你原来那种低级的分析是没有用的，你那种说法人家不相信你，现在相信了。包：对。因为这个，多年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史研究》。12我拿明州的个案来讨论所谓统计的问题，讨论的话题是南宋遗民，入元以后他们对新政权的态度。态度有一个划分标准，就是你有没有去当元朝的官，拿这个标准来划分立场。不当元朝的官应该就是坚持南宋立场的，有节操的那拨人。当了官的那就是投降了。以前都是按这个标准划分的，如果现在用数据库来统计的话，就更方便了。以前是靠人工一个一个将记载搜寻出来以后再来统计分析，所谓传统研究，就是尽自己的目光所及，把个案做扎实。有几篇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台湾的萧启庆老师都写过相关文章，最全的是南京大学的陈得芝老师写的，相当扎实。后来我的那篇文章，就拿明州的个案来做讨论。清代的时候，有人搜集过南宋末年明州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十几个遗民的传记材料。但把那十几人拿出来具体一分析，就发现其实拿“做不做元朝的官”这一条标准去划分不太靠谱，因为有几位其实想当官，只是当不了官。所以你说他立场很坚定，就被划过去了。还有一个姓戴的鄞县人，他家里实在太穷，没办法不得不出去当官，没当了几年，他说实在受不了了，就又辞官，所以这个人尽管当了官，实际上还是坚持原来的立场。这么一个简单的个案，就可以看出那种统计式的阅读、机器的阅读，可能只是停留在很表面的层面上，它没办法深入每个个案的底层。人工阅读（当然是你认真读，有能力去读），能够深入每个个案的底层。机器只能在一定层面上阅读，容易造成信息衰减，我那篇文章里面用了“信息衰减”这个说法，这样的阅读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实。但是人家用技术语言来应对，好歹应该有个容错率吧。工程上有容错率，人文研究不能有容错率。比如有些人在做文学地图，我就说，你这里一个县只有一个文学家，比如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另外一个县有好几十个文学家，但几十个人可能顶不过这一个，你具体怎么去衡量？如果我们的机器阅读能解决这类问题，就能够向前走。当然不是说机器阅读没用，它还是有用的，但至少在目前阶段，它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帮手、作为工具，真正的判断还是要靠人的脑子，我以为以后也得靠人脑。这就是人文研究的麻烦，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七结语陈：包老师，现在所谓的地方史研究或区域史研究已经很多了，包括像我们进行学术训练的时候或者写论文的时候，很多是从一个区域或地方切入，但是其中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从您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有哪些比较严重的缺陷存在？有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作品，可以作为我们年轻后辈模仿和借鉴的对象？包：推荐优秀论著我真说不出来，因为近几年的作品我很少读，现在又回到宋史，自己精力也不够，阅读量不够。但是我的一个比较清晰的感觉是，现在的个案研究，特别是那些博士论文，常常缺一个大前提。你要讨论一个区域、一个地域，必须先从全局来看地域，你要交代清楚为什么研究这块地域；这块地域在一个更广的视野中间，它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如果我们对这个地域归纳出某些特点来，把这些特点放在一个更广的框架中间来看，它具有哪些意义？我现在看到大多数研究是缺这样的全局眼光，常常就事论事，就一个地域来讨论一个地域，一开始就说这个地域很重要，我就来研究它，完了之后得出一些结论，结束。而且所谓的区域性特点，也有不少实际上是具有共性的内容。如果没有全局观照，没有解释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地域，就牵扯到那个论题能不能成立了。陈：从您的角度来说，年轻的研究者或者学生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可能会稍微弥补一下这些缺陷，能让区域史研究做得更好一点儿？或者说，需要做哪些学术的准备，可以更容易进入研究的正轨？包：这个我想需要老师跟学生共同努力了。老师特别要用心的是，从全局入手去引导学生，你要告诉他，我为什么让你去做这个地域，它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你的阅读应该是全局性的，研究的最后落脚点可能是某个地域，但你入手的阅读还是应该先了解全局。我不太希望，也不太赞同我的学生，先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了，最后再补充一个大框架。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必须倒过来，要从全局入手，然后再向地方去找例子。另外，当然需要大量阅读，知识面越宽越好，这回到我们最开始谈到的话题，片断的地方信息，如果没有大量的知识与之互相联系，你是没法挖掘它的深刻意义的。陈：是，其实对导师也有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提问大概就这样。包：我最想说的是，人文学者，第一要关心现实。好的议题其实都是从现实生活中间感悟出来的，但不是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愤青式的关注。真正去理解现实社会，理解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是现在年轻学者相对比较欠缺的。尽管你们不可能像我们这辈人一样，先去工厂、农村干多少年，再回到学校，这完全是得不偿失，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得有心，我想这是年轻学者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材料的体悟。怎么样真正悟到材料内部的、文字背后的信息，脑子里面一定要有这根弦。你在读任何文字资料的时候，都要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或者说这段材料它为什么会留下来，它可能反映了哪些真实的历史信息，作者的立场是什么，作者隐讳了哪些东西，脑子里一直要记得。文字背后可能有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性的体悟的本能，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所谓人文学者，才不会像机器一样。如果我们的脑子变成计算机的一部分，进行完全机械化的阅读，我们的研究永远不可能深入，你也就不是一个人文学者，而是一台机器。因为我们的研究肯定会涉及某个具体层面，诸如军事、农业或者财政等。以前有很多学生问我，我们怎么样用所谓的社会科学理论去掌握这些东西。当时我经常会回答说，这个其实一点儿都不高深，就是日常生活，如果你想稍稍掌握一些社科理论，可以找一本跟你研究题目相关的本科教科书，认真读懂了就差不多，最起码你能够知道他们用的那些概念是什么含义。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你去体悟现代社会生活在这方面的真正运作。如果你是研究农业的，田里种的庄稼是啥东西你都不知道，农民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拔秧，在不同地区有什么差别，如果这些常识都不知道，很多文献你就读不懂。我们的学生常识之缺乏，往往超出想象，这会使他们理解传统社会格外困难。有一次我跟学生聊天，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干体力活，大家胃口都蛮好。当然，我不算特别会干饭的人，有些人胃口比我好得多。讲到在工厂里面当工人的时候，我说像我这样吃米饭吃一斤还是可以的，有些人吃两斤米饭都是小意思。结果，第二天我的一个研究生悄悄来问我，老师，你昨天是不是在讲笑话？我没听懂。我说什么笑话，他说你能吃一斤米饭，这怎么可能？冯：对。我跟你讲，包老师，这些学生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真的不能理解。包：对，主要是体力活，而且当时我们没有肉吃，缺动物脂肪，纯粹靠淀粉补充。所以我们觉得不是问题的事情，现在的学生觉得是问题。如果他们没有这些知识，有些文献肯定读不懂。我们去看宋代人的粮食消耗量，就是他每天吃饭的那个量。根据当时给士兵粮食的定量，然后推算那个时候一般人吃饭的量，也就是一年一个人需要吃多少米。用我们现在的胃口去衡量，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这种背景知识，你是读不懂这些材料的。根据南宋方回的说法，“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他那是将大人、小孩儿合在一起计算的，大人肯定还不止日食一升。你想想，其实也不算太多，但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不得了了。来源：《区域史研究》第八辑，近现代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 | 相关内容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