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的日本 19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发生了一场震撼全国的明治维新运动，这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绵不断，反对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要求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运动也迅速展开。1868 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随之，天皇制政府掌握了全国政权，进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如“版籍奉还”(版指领地,籍指户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在这场大变革中，“方盛排佛”,日本佛教遭受到排斥和打击，一度兴旺的佛教衰落，年轻的僧侣纷纷还俗，年老的僧侣不得不变卖庙产度日。 
日本梵钟 收购铜钟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62-1874）,杭州富绅胡雪岩（名光墉）泛海东游日本。胡雪岩笃信佛教,每到一地，必往寺庙观瞻。见庙貌荒芜，佛刹凋零，僧侣们正在为变卖庙产而奔波，遂以廉价将寺庙之铜钟购得。 
浙东运河 据传，胡雪岩当时购得铜钟50多口,大多来自日本大阪和纪州诸寺，在其沿海地集中，借助季风盛时，装船出海，春泛扬帆，直抵浙江宁波港，再经浙东运河，过钱塘江抵杭。当时，机船尚不发达，舟楫往来，全凭风力、人力，数万斤之铜钟，由海上运输，实为海外交通一大壮举。铜钟运抵杭州后，胡雪岩命人在钟上纵带上镌以“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等字样，分赠各地寺庙，以行善事。 
虎跑泉铜钟铭文 “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 促成胡雪岩购日本铜钟敬助于杭州诸寺庙，据专家推测，有两大原因，一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正是胡雪岩事业鼎盛之时，开办的钱庄、金银铺、胡庆余堂药铺都非常兴旺，此时的胡雪岩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可去日本考察，并购买铜钟。二是咸丰末年太平军入杭，杭州许多寺庙，包括灵隐寺被毁，也极需得到社会人士的敬助。胡雪岩为清末闻名全国的大资本家，在杭州做过不少善事，也是近代企业家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迁徙的日本铜钟 一.米内山庸夫调查到的日本铜钟 米内山庸夫于1928年8月来杭任领事,他受彼国文化事业部的委托，曾遍游各地，寻访日本铜钟的下落。共访得日本铜钟14口，除摄去照片，拓其铭文，详记形制外，回国后，又在《支那》杂志上撰文，介绍了这14口铜钟在中国的分布情况。 
米内山庸夫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发现 1.距米内山庸夫调查后的26年(1953),黄浦泉先生曾在杭州池塘巷天华小学内发现日本铜钟一口。杭州天华小学，原为仙林寺旧址,寺圮后改为校舍。此钟当为胡光墉捐赠仙林寺钟。寺废钟存,为米内山庸夫调查所不及。此钟现已不存。 2.杭州岳飞(墓)庙之铜钟，是米内山庸夫调查中的唯一“幸存者”。此钟原置于杭州众安桥岳墓内(原众安桥小学内)，十年动乱时期，曾被杭州下城房屋拆建队搬去,倒置在预制工场内作水缸使用，双龙钟钮被毁。李柏霖先生在当地群众协助下调查发现，移至栖霞岭岳飞墓庙内。 
岳庙铜钟 3.湖州铁佛寺之日本钟，直径90厘米,高160厘米。此钟铸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约1500千克,除双龙铜钮被改作铁钮外，至今保存完好。据说此钟原存放在湖州天宁万寿寺，为米内山庸夫当时调查所未见。
4.杭州虎跑泉之日本钟，此铜钟在虎跑泉钟楼，通高135厘米，约合四尺五寸;龙头高25厘米，约合十寸;钟底圆直径80厘米,约合二尺七寸半;底边厚8厘米，约合三寸多。悬挂铜钟上部分东南西北各有五排,25只钟乳，四面计100只钟乳，另四纵带间各有两只钟乳，共计有108只钟乳。每只钟乳直径为3.5厘米。 
虎跑泉铜钟 从日本运来中国的铜钟究竟有多少，已无资料可考，但现存在杭州、湖州两地的三口日本铜钟，却为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清代的海外交通，以及日本佛教的兴衰，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19世纪日本钱币 在日本，硬币直到17世纪时都无足轻重，并且大多从中国进口。即使是后来铸造的青铜币，也仿照了中国模板。日本有一种独特的钱币被称为大判（小判、判金，日语意为“金币”），是一种带有印记和墨水铭文的椭圆形扁平大金片，发行于公元1592至1860年间。单位为分和朱的硬币均为矩形状的金币和银币（朱银），单位为文的硬币则是由铜铸造的。 
日本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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