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生｜梁太济教授-史林春秋-杭州文史网

编者按：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具有优良的学风和深厚的学术传承，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张其昀、钱穆、张荫麟、刘节、陈乐素、谭其骧、向达、方豪、夏鼐、贺昌群等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构筑了近代“新史学”的重要典范。改革开放之后，沈炼之、胡玉堂、徐规、陈桥驿、梁太济、仓修良、黄时鉴、金普森、杨树标、丁建弘、楼均信等学者弘扬求是创新精神，在史学领域继往开来，奠定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新时代、新征程。秉持着做好新时代历史研究的目标，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推出“史学人生”栏目，邀请名师校友，讲述他们的史苑故事。回望名家生涯，开启璀璨明日。

生平简历：1934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下梁乡，1941年2月至1947年1月在下梁小学读书，1947年2月至1950年1月在浙江省温岭县新河镇授智初级中学读书，1950年2月至1953年7月在浙江省临海县台州中学读书，1953年10月至1958年8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书。1958年8月至1979年11月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任教，为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助教、讲师；1979年11月至1998年在浙江省杭州大学任教，为历史系宋史研究室讲师、副教授、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为国家第四批博士生导师。1999年12月31日从浙江大学退休。

我之得以在学术路上学步，启蒙导师是台州中学的语文教师吴全韬先生。吴先生讲授文学作品，对主题、对人物形象，都紧紧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即历史状况进行分析。课外指导我阅读新文学作品，也要求我首先找准该作家作品在新文学发展序列中位置，并一再提醒，不要只沉醉于故事情节，注意些清词丽句，要在这些以外多作思考。他的这些教诲，竟使我在报考大学时，于一心想读的中文系之外，又信手附带填了个历史系志愿。

为我打开学术大门，并领我迈进门坎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汪篯先生。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到三年级下学期，专业之下又分专门化，我选读的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又分先秦史、隋唐史、宋史、明清史组，分别由张政烺、汪篯、邓广铭、许大龄、商鸿逵先生指导，我选的是隋唐史组。诸位先生对我们这届的期望值很高，当时研究生制度尚未恢复，他们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些人当作研究生来培养的，参照的是当年清华研究院的一些办法。在汪先生的个别辅导下，我确定以门阀士族制度为研究课题，汪先生要求同时做一项资料性工作，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出女系。后来即从这一课题中抽出部份内容撰成毕业论文，题目是《山东士族与东魏北齐政治》。我出生农村，无家学可继承，中小学受的是极一般的教育，吴全韬先生虽让我与学术沾上点边，终究不了解学术为何物，汪先生的精心教诲和辅导，为我打开了学术的大门，让我初步见识到学术的博大和深邃。

此后，深受教诲并屡蒙奖掖提携的前辈学者，有内蒙古大学胡钟达、何志，北京大学邓广铭、田余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翁独健，上海师大程应镠，云南大学李埏，杭州大学徐规等诸位先生。

同辈学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龄修、王曾瑜、陈智超，内蒙古大学的周清澍，山西大学的李裕民，华东师大的裴汝诚，杭州大学的杨渭生，都对我帮助多多，衷心铭感！

我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开始于1959年9月。那年，我大学毕业才一年，年龄二十五。论文的题目叫《武则天和她的时代》，全文约2万字，是为向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而写的。内大国庆献礼科学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蒙古史，我的论文只曾印发，未作讨论，会后也未公开发表。此文创见不多。日后我在学术路上举步惟艰的种种偏颇，在这篇文字中倒都已露有端倪。

60年代初，乌兰夫邀请范文澜、翦伯赞、韩儒林、金灿然等一批知名学者来内蒙渡荒。中华书局老总金灿然与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郭以青是老战友，对内大这座新建学府表示将鼎力扶植，一下子与中青年教师签订了十来个合同。何志约我合作，也与之签订了撰写《元代经济史》的合同，并共同收集了不少资料。

1978年，我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的论文。这时，大批判怒潮尚未完全退却，何志的冤案刚刚昭雪平反。我在文中展开的完全是纯学术的问题探讨，在署名“到何之”上则表达了我对何志的哀悼。以何志的身份地位，平反后报刊不会公开悼念，我这名小助教只能从当年共同收集的资料中抽取一个专题，敷衍成文，用与“悼何志”谐音的署名，曲折地作些表示。有人风闻我正在联系调离内蒙，竟误以为我这署名是在以文问卜：将去往何方？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上，我又接着发表了《读〈袁氏世范〉并论宋代封建关系的若干特点》的纯学术研究的论文。

也是1978年，汪篯先生刚昭雪平反，北京大学吴宗国师兄与我就开始收集汪先生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并整理汪先生业已遗失的手稿中曾被当年助手节录有大要的部份残稿，造请唐长孺先生牵头，编辑为《汪篯隋唐史论稿》，198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由我整理基本恢复原稿面貌的共4篇约4万多字。在整理时，我发觉日本学者布目潮沨《隋唐史研究》中有一章，在研究对象上与汪先生的《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是相同的，而其研究却纰漏颇多，遂撰写了一篇《评布目潮沨氏关于唐初皇室婚姻关系的研究》与之商榷，发表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二期合刊。

在内蒙那些年，经常下乡。“访贫问苦”也好，写“家史”“村史”也好，都能接触到最底层农民。他们挂在口上的话，往往是：当年替老财“受”怎样怎样，如今替社里“受”怎样怎样。“受”，受苦之省，即干活。所谓替老财受，即与财主伴种地。伴种双方都来自内地。清末，蒙古王爷开始放垦，老财包佃了大片土地，招人伴种。伴种者多系内地破产农民，“走西口”流亡至此，老财为之提供住处，甚至预支给部分口粮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伴种所得分成，预支物品折合粮食归还。这一在内地不经见的社会现象曾引起我的注意，但并未深究，只是印象很深。改吃宋史饭以后，我发觉，宋代的分种，又称合种，与内蒙古近现代的伴种，几无二致，伴种者与宋代“无产而侨寓”的客户也完全相当。这就不免使我对将宋代佃户与客户划上等号的传统说法产生怀疑。几经求证，终于厘清了宋代那些自己毫无田产，全靠佃种他人田地为生的地地道道的佃户，只要他们尚未抛下祖坟，逃离本土，他们的坟地、房基是被视作税产登记在册，他们在户籍簿上是仍被著录为主户的。也就是，宋代的客户的主要成份虽是佃户，但佃户绝非全是客户。这可以说是我在内蒙几年的一点小小意外收获。

调入杭州大学后，没有承担过国家课题，只是与包伟民先生一道，共同承担了徐规先生主持的省级课题“《宋史》补正”中的《食货志》补正。《食货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食，6卷，下篇为货，8卷。上篇由我负责，下篇由包负责，绪论《宋史食货志的史源和史料价值》则由包与我合作撰写。《宋史食货志补正》全部完成后，1994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出版的邓广铭、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1988年出版的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分册，我都承担了少量辞条的编写，历史辞典约50来条，大百科约10来条。

此外，我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在备课和讲授中感到略有所得才撰写的。

我为恢复招生后最初几届本科生开设的宋史选修课，中心论题是“两宋阶级关系研究”，编印了《两宋阶级关系研究参考资料》《两宋阶级关系研究参考论文选》作为教材，于课前发给学生。《参考资料》全是一条条原始史料的节录。课后，就以这些资料为依据，陆陆续续撰写成论文发表。计有：《两宋的土地买卖》，《两宋的户等划分》，《两宋的夫役征发》，《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宋代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宋代乡村客户的侨寓特点和主要构成》，《宋代客户诸称辨析》，《两宋租佃的基本形式——分种和租种》，《两宋身丁钱物的除放过程》，《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代两税的异同》。恰恰10篇。

听到的反馈意见是，为本科生开选修课，以上内容太“专”，不合适。遂转而改讲《宋史专题讲授》，共十六个专题。内容的面拓宽了，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不可能每题都能提出个人的独特见解，但对既有的成说定见仍不敢轻率照搬盲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是十六题中的一题，之所以将其作为论文另行发表，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宋初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的新见，并对之作了充分论证。在讲授《两宋之际抗金斗争中的两条路线》一题时，深感南宋初年的政坛，情况十分复杂，派系纷争，党派分野，不能简单地仅以对金的态度来划分，并为此撰写了《赵鼎张浚分歧及其与道学的关系》作为个案，予以剖析。南宋书院的发达，特别是书院的讲学制度，是很有特色的新鲜事物，值得列题一讲。但我对书院毫无研究，原以为单凭陈元晖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对付几节课的讲授不应有多大问题。谁知虽几经阅读该书，且经反复修改，仍然编不出一份差强人意的讲稿。

唐宋史方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设有史学名著选读课，宋史方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设有史学名著研读课，都曾由我承担。

硕士生选读的，是《资治通鉴》唐五代纪，要求一年读完，我的任务是领读。我把全部内容分作16个单元，每个单元2星期，读前由我布置：这段期间有哪些大事，有哪些制度更订，然后找几个问题作示范综合分析。如第15单元“后晋后汉”，我示范的是：《“儿皇帝”剖析》，《统一趋势在南方的体现》，后者共说了3个问题：一、北方持续混乱提供的机遇，二、南唐统治者无意外向的心态，三、南唐在闽楚占而复失说明了什么？第二个星期的授课时间则用于对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所作的介绍。

博士生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间一学期，分8个单元，我的任务也是领读，领读的办法与硕士生略同，第二周则用于对《要录》一书的方方面面及其作者的介绍。因为是“研读”，介绍也不能像对两《唐书》那样，只是一般常识，要有一定深度。这些介绍，稍作加工后公开发表的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要录〉自注的内容范围及其所揭示的修纂体例》，《〈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关于作者，我布置读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在超前一步的阅读中，我发觉来书失误欠妥之处不少，遂悉予指出，并撰写了《张栻笔下的“舜臣抚干表兄”非李心传之父辨》《〈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订补》2篇论文。博士生研读的史学名著，有一届开始时一度确定读《通鉴》全书，我也为此作了些准备。《通鉴》的研究成果多如牛毛，很难有再容插足的余地，我撰写的《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倒是为之填补了一点空白。

至于两部书的内容中，我提示的可作综合分析的那些议题，不少也可以发展为论文，但限于身体条件、时间和精力，竟未曾写过一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论文发表在前，为贪图省事，才转而移充《通鉴》第12单元“唐昭宗、昭宣帝”的示范议题。

我没有专著。出过的几本书，与包伟民先生合著的《宋史食货志补正》属于古籍整理一类，其它2本实际上都是学术论文的结集。

《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1998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非追风之作竟安上一个逆风的书名，备受冷遇该是它应得的报应。但在杭州大学，它却获得了董氏基金二等奖，评委会主任、校长沈善洪先生对之褒奖有加，说书中或大或小的所有问题，都有作者的独创见解。

《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概不久就进了特价书店。常州一位机关干部从那里买得一部，回寄给我，要我签名，且在所附的信中提到：吃腻了大鱼大肉，再吃我这些青菜萝卜，别有风味。将我的书比作青菜萝卜，不知是褒是贬？但从既要我签名，又在给我的信中说这些话来看，显然是褒。我听了也非常高兴。在食品中，我不排斥鱼或肉，我只希望它也像青菜萝卜那样本色，不要以膺品冒充，也不要外加太多的作料，令人发怵发腻。

《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是我发表的唯一一篇研究元代历史的论文。1984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从建国以后直至1980年元史研究会成立以前公开发表的500多篇论文中，筛选了42篇“有见地、有功力、有影响”论文，编为《元史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列入“中国历史研究丛书”，于同年出版，我这篇论文竟然有幸也被选入《集》中。编者在书后所附的综合述评中，对拙文且有这样的评述：汉人地主武装即所谓汉人世侯，“到何之《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一文，从世侯产生的历史条件，蒙金对抗形势下世侯在政治上的向背分化及其对中原政局的影响，世侯与蒙古统治者的矛盾和它被削夺的经过等方面，就本专题作了比较全面、连贯和概括的论述。”（第746页）

2007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以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一套《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丛刊》“重文献考据，以实征为要旨，收录范围包括首次发表的新作，如陈美东先生的《历代律历志校证》……等；也有先曾发表，现经订补的转精之作，如梁太济、包伟民先生的《宋史食货志补正》……等；还有点校本出版之后学术界校勘补正成果的汇编……。”我与包伟民先生合著的《宋史食货志补正》遂得以在中华书局再次出版发行。我本人又被增补为修订工程的审定委员，蒙受了极高的荣誉。

2013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西北大学胡坤先生点校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承蒙点校者给我惠赠了一部。我写的收在《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中的研究《系年要录》及其作者的系列论文，点校者在点校说明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稍后在一次学术讨论上有幸见到胡坤，在交谈中言及《系年要录》的点校，他再次表白，说《要录》中的问题，都已被我解决，他只是将它付之实践。我深深感到，胡坤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至于他说的那番话，就我而言，显然过奖了，就他本人而言，显然过谦了。我写的那系列论文，则显然没有白写。

我患有严重眼底疾病。右眼1984年网剥，手术后视力极弱，左眼1997年黄斑裂孔，经激光治疗，裂孔封住没有？长期未下结论，且只剩有光感。退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两手未再捧过书本。待到眼底病灶似已日渐固定，又好不容易学了点电脑操作的皮毛，上了网，终究未能逃过电脑和互联网的诱惑，又自认为有加强脑细胞运动和锻炼的需要，以致又开始在学术路上蹒跚起来。

电脑中、网络上典籍资源的丰富，查阅和检索的方便，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我迫不及待地将唐人李华写的《三贤论》用作了领受其所赐的突破口和试验场。“三贤”，元德秀、刘迅、萧颖士，“各有所与游者”，和“慕于”或“重于”“厚于”此三贤者，共42人。实际上是以此三人为核心的三个文化学术群体。我在陈志坚先生大力协助下，且以他为主，撰写发表了《开天之际的文化学术群体——李华〈三贤论〉试笺》，全文洋洋洒洒近5万字，既有对三个群体及其领军人物的总体考论，也有对每个成员生平经历、思想取向、学术特色的个体考论，既充满了小处着手的枝节考证，也不乏大处着眼的综合分析。

老年痴呆，太可怕了。亲友中的形形色色病例，见了心寒。有没有使脑细胞经常处于运动之中以维持其活力的办法呢？我自作聪明想到的办法，是重新上路学步。

在各种典籍中，我一直对笔记小说特别偏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当年每月仅有2元生活零用钱的我，对其中的涉唐笔记，竟出一种买一种，几乎一种也未漏过。笔记小说渊薮《太平广记》的排校本，最早于1959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呼和浩特新华书店10月到书，那时我刚由试用期转正，竟亦将这部定价相当于月工资七分之二的大书，毫不迟疑地买了下来。这些书我一直珍藏着，“破四旧”风暴中有幸逃过一劫，没有被一把火烧掉。

既已退休，来自身外的压力没有了，可以兴之所至地阅读泛览了。阅读泛览的最优先选项，就是笔记，记载唐人唐事的笔记。我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爱打问号，喜欢寻根究底。读笔记，能从其记载的渊源所自中，从前后左右的相关相似记述中，从后人的引用、发挥、整理中，找出各种各样岔子。有岔就得辨，辨要有据，正面的，反面的，有利的，不利的论据，一个不能放过，而其可信度须经鉴定。将它敷衍成文，起码还得讲点逻辑，讲点起承转合。自认为，脑袋中经常这样折腾，肯定有助于延缓脑功能的退化。

所找的岔子，大多写成了一个个帖子，发至网站。每帖千把字，每周发一帖。几年积累下来，竟有200多帖，30多万字。我将这些帖子依议题所由引发之书或议题所针对之人或事，大致归了归类，编为《文集》的“杂评琐札卷”，业已问世。

泛览的时间长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两本笔记上，一本是《南部新书》，一本是《唐摭言》。《南部新书》记载的人和事，作者亲历者绝无仅有，几乎全都节录自前人的现成著述。我作的工作是溯源笺证。《南部新书溯源笺证》完稿后，已由中西书局于2013年出版，获该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唐摭言》的主要内容，来自作者对前达和同辈的谘访，可溯之源不多，异文异载却不少。我作的工作是异文辩证，《唐摭言异文辩证》初稿业已草就，正在修改。附册《唐摭言杂考》则正在撰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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