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著名古文家、西方小说翻译家、画家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践卓翁，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西湖补柳翁”。

林纾

林纾是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一生五次来到杭州，其中第四次，自光绪二十五年春至二十七年秋（1899—1901），携家带口，在杭州客居近三年。他这次来杭，是受了东城讲舍的聘。初时寓居在清波门内仁和县县衙。只要天气合适，他每天清晨皆出城游逛，西湖南线包括柳浪闻莺一带自然是他逛得最多的所在，西湖的柳，从“柳换枯条”到“柳影深深”，都印在了他的心上。杭州知府林启的补梅之举，则诱发了他要对西湖的柳做点什么的想法。

西湖孤山之梅，自宋林和靖之后名扬天下，历代文人雅士屡为之补种。道光间仁和县举人许玉年在孤山补梅三百六十株，畜两鹤于放鹤亭，并作《孤山补梅图》，名流多有题款，盛名于时。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林启自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后，常于暇时游览湖山，在诸名胜之中他独爱孤山，曾与同乡、僚佐等在孤山结诗社，觞咏为乐。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某日，林启见孤山梅树稀疏，特为补种百株，戏称自己“孤山补梅翁”。

西湖林启像

林纾对同乡长官林启的补梅之举深为赞许，擅长绘事的他为林启绘了一幅《孤山补梅图》，并作《林迪臣太守孤山补梅记》记其事。文中有一句子，道是“孤山之胜，惟吾林氏得以专之”，堪称点睛之笔。如果说张岱“梅花偕姓氏俱香”之句具有浪漫色彩的话，林纾此语颇具霸气，但也不得不服。更重要的是，林纾也想做一桩类似的雅事，为林氏对西湖名胜的“专”再添点分量。

居留杭州第二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明节前几天，他亲自购买柳树苗千株，让人补栽于西湖周边缺柳之处，一时传为佳话。自林和靖后，在孤山补梅，事在多有；补柳之举，历代文人雅士亦偶一为之，但像林纾那样大规模地为西湖补柳，确属稀罕。一个外乡人，在生活捉襟见肘甚至需要帮扶的情况下，自掏腰包补柳，可见他对西湖风物欢喜到何等程度。事后，林纾对此举颇为自得，特地为自己取了名号，唤作“西湖补柳翁”“六桥补柳翁”。当年冬至为弟子林长民主编的《译林》创刊号作序，即署“六桥补柳翁林纾琴南”。

西湖之柳，在在皆有，但臻绝处有二：一为西湖十景之一“柳浪闻莺”所在，一为苏堤。从林纾“六桥补柳翁”之号推测，他补柳的重点当在苏堤。“苏堤春晓”亦为西湖十景之一，其景以民间歌谣所概括的“西湖景致六吊桥，间株杨柳间株桃”最为经典。琴南先生外人，然颇懂西湖，补柳之举不止是懂，更是爱。

林纾是画家，他为此所起的那两个名号后来常常题在画上。他晚年在北京卖画，自题润格有云：“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书空。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

林纾雅擅填词，从清末杭州词人、著名的娱园（榆园）主人许增处受益良多，他曾集平生词作若干，定名为《补柳词》，西湖的柳就这样一直与他纠缠着。他的朋友也一直记着他的雅举，严复曾作诗赠他，有“左海畸人林畏庐，早年补柳遍西湖”之句；林纾故后，亦有挽词提到他“当年西湖补柳”的。琴南先生是性情中人，一时兴起的补柳之举，未承想成了自己终身的一个标牌。

林纾对于杭州的感情充溢各处，老而弥坚。从《林迪臣太守孤山补梅记》所谓“自以为孤山之盛，惟吾林氏得以专之”，到民国十年（1921）重回杭州诗中喊出的“湖山终古属林家”，再到题画诗的“漫说孤山千百树，那知花亦属林家”，杭州的湖山，包括花草树木，都硬生生地让林氏给占了去。而这林氏，早先是林和靖、林汝霖、林启，最后差不多止剩林纾自己了。然无论哪位林氏，在他看来，“西湖姓林”大概是不必异议的了。对于这一点，大度包容的杭州人应该不会在意；西湖是一个美妙绝伦的公共产品，不具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