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杭州先进分子，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高级中学）

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启蒙

1919年8月，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校长的倡导下，浙江省教育会会刊《教育潮》社成立了全国报刊代售处。

受五四运动影响，一师学生们掀起了阅读进步书刊和追求新思想的热潮，并于9月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和“书报贩卖团”。在“全国书报贩卖部”成立宣言中，学生们宣称：“我们承认现在发表新思想的书报，是文化运动的健将，是解放束缚的利器，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传播它，这就是我们要组织这个书报贩卖部的缘故。”

这两个团体在校内销售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新青年》《星期评论》《教育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据了解，仅一师学生订阅进步刊物就达400余份。除了进步刊物外，学生们还销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书籍。有时他们还将刊物和书籍拉到湖滨公众运动场去出售这些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在当时的杭州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1920年1月，《钱江评论》创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杭州进步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以创办刊物的形式，介绍新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改造社会的方法。

在这些刊物中，以《钱江评论》最为著名。该刊是继《浙江新潮》之后，在杭州进一步主张社会改造、宣传新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

《钱江评论》于1920年1月1日由一师学生曹聚仁等人创办，在其《发刊旨趣》中宣称：本刊是为了迎接“世界潮流的冲激”，并声称“我们既然改造社会，当然是和旧社会不能没有冲突”，“只要看我们新近夭亡的哥子（即《浙江新潮》），就是前车了！但是我们却能撑着‘威武不屈’的骨干，等着那横逆的降临，停版，停邮，查办，都是送广告证明我们的价值”。在5月2日出刊的第九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共产主义”与“人情”》的文章，驳斥了之江大学美籍社会学教授施考徒在杭州青年会的演讲。施考徒在演讲中说：“基督教社会主义，亦有不同，因为天国比乌托邦更完美的缘故。所以我所讲的社会主义既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是比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更完美更快乐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文章批判了施考徒的这一主张，指出施考徒企图用基督教教义来阐明社会主义是极端错误的，“社会共产主义不合人情”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文章还从正面评价了科学社会主义。

1920年三四月间，《东方杂志》等刊物刊登了苏维埃俄国政府（简称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内容传到杭州后，浙江学生联合会、杭州学生联合会分别致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国民及劳农政府。在《钱江评论》第9号上发表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指出：“我们接到你们的通告以后，发生无限的欢喜，无限的同情；我们觉得用不着空言的感谢，来表示我们对于通告的情感；我们只有痛自勉励；誓努力为人道正义奋斗，誓努力为人道正义牺牲。……你们此次通告的精神，是用无数的心血所换来的。你们能够不为掠夺的历史所迷惑，在将来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土地，应该归世界劳动者所公有，不必再有领土的名称。……至于主权、债权、法律，都是为便利资本家的掠夺而构成，当一律废除的。俄国人民呵！我们当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杭州学生联合会也在致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国民及劳农政府的信中指出：“顷接劳农政府通告，无限欢喜。……中国人民深愿结合俄国及世界人民，以与政治家、军事家、资本家以及其他以掠夺为业之强盗奋斗。一方面废除国家、种族、阶级等差别，绝灭掠夺根株；一方面建设自由、平等、互助的世界，以增进人类的幸福。”文章充分表达了进步学生对苏俄政府抛弃前帝俄掠夺的历史，开革命之新纪元的赞扬之情，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杭州这些进步刊物的创办和传播，顺应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时代潮流，虽然刊物的创办者在理解社会主义新思潮上还处于朦胧阶段，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继北京之后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中心。一批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在“一师风潮”之后去了上海，参与了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他们创办的进步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9年6月8日，沈玄庐（杭州萧山人）、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宣传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为主，几乎每期都有讨论劳动问题的文章或者介绍欧美、日本劳工运动的资料，愈到后来这类文章的篇幅愈多。它和北京的《每周评论》、湖南的《湘江评论》是当时最著名的“三大评论”之一。尤其是1920年五一节刊登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运动史》的“劳动纪念号”（第48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星期评论》从创办至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共出刊53期，其中沈玄庐撰写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除了热情歌颂劳工运动，抨击黑暗的旧社会外，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在《介绍工读互助团》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指出只有社会的生活状态，可以决定人类的意识，不能说人的思想决定人类的生活状态。在《幸呢？不幸呢？》一文中，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古往今来以及现在，凡人类认识为人的文明，哪一样不印有劳动者的螺纹；人类的解放，是人类自然活力的解放，而不是人类以外别的什么捏造出来的虚幻的‘神、佛、天师、菩萨’所能够解放的”。

这些论述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阐明了劳动者既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解放自己的决定力量。这对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促使其投身于自身的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沈玄庐还撰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等基本观点的一系列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一师风潮”后，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也加入该刊的工作。

1919年11月1日，多名学生在《双十》半月刊基础上创办《浙江新潮》（周刊）

《浙江新潮》被查封后，该社成员没有屈服，他们拿着第三期的稿件来到上海，请《星期评论》社代为印刷。该期刊登了傅彬然写的《废孔》和揭露杭州纬成公司、虎林丝厂、武林工厂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文章。其中《为什么要反对资本家》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行为，认为“这个‘剩余价值’便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超过必需工作时间外，所作工的价值……资产阶级的专制淫威，已达极点——看待无产阶级与牛马一样——的程度，而人类解放的声浪亦应时而起”。

沈玄庐除担任《星期评论》的主编外，还与原一师的进步师生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施存统、杨贤江等人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觉悟》副刊由邵力子担任主编，该刊和《星期评论》在进一步开展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刊成员也十分关注杭州的社会状况，与杭州教育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断地将进步刊物送往杭州各校，激励热血青年投身新文化运动。许多进步青年特别是一师的师生正是在进步刊物的启发下，纷纷与他们进行联络，到上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部分学生在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等的影响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

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后，于1920年8月，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劳动界》周刊，沈玄庐在该刊的“演说”栏目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价值与公道》一文，用通俗的语言介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还发表了《工人的滋味》等多篇小说，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版）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作为一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之作，它的出版，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初版时只印了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9月又印了1000册，还是供不应求，不少人写信到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询问该书哪儿才能买到。沈玄庐于9月30日在该报上发表《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社——《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是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遍）”。这篇“答人问”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做广告。此后的6年间，《共产党宣言》共印了17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流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沈乃熙（夏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给正在探索救国救民和改造现实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观察与改造社会的科学思想武器。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当时的杭州还处于宣传介绍和学习阶段，但它对杭州的影响是深远的，一部分进步学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树立起“劳工神圣”的观念，其中一些人开始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等，就曾深入到杭州纬成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丝绸工人状况的报告；一师学生宣中华等则同杭州印刷工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进步青年学生到工人群众中去，一方面促进了自己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另一方面也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推动了杭州工人运动的发展。

杭州先进分子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促进了杭州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逐步成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同杭州籍先进分子沈玄庐及浙江籍先进分子沈雁冰、邵力子等取得联系，酝酿、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组织了几次座谈会，请维经斯基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在此期间，俞秀松担任维经斯基的助手，协助他做了大量工作。四五月间，陈独秀还组织了几次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的座谈会，杭州籍或者曾经在杭州学习工作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沈玄庐等先后参加座谈。在这些座谈讨论的基础上，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等人参加了研究会。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步伐。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的纲领。俞秀松参加了党纲的起草工作。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渔阳里2号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至党的一大召开之前，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发展成员17人，其中杭州籍或者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4人，分别是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和沈玄庐。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者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杭州籍或者曾经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先进分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由于陈独秀负责参与全国除上海以外的广州、武汉、济南等大城市的建党工作，俞秀松“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一段时间“实际上一个人承担了上海党组织的全部工作”。施存统于1920年6月19日赴日本后，陈独秀又去信指定施存统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施存统在旅日中国学生、青年中积极发展组织，吸收了彭湃、杨嗣震等10多人加入共产党组织。沈玄庐于1921年1月应陈独秀之邀到广州，参加了广州支部的工作，主编广州共产党支部的《劳动与妇女》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

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后，陈望道担任《新青年》主编，继续刊登了大量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和译文，并加强了学理性的探讨。如，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等一批论文，从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

施存统

施存统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和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积极参与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论战，并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被《新青年》社编入《社会主义讨论集》，施存统的文章约5万字，仅次于陈独秀。

俞秀松

俞秀松是上海早期党组织中最早到工厂中做工并研究推动工人运动的。他深切地体会到工人所受的压迫，并认为可以采取先组织工人俱乐部的形式，给工人以教育，“然后再组织各种团体，来实现我们的劳动运动”。他参与创建了1920年11月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和12月成立的印刷工会，组织了工人夜校和俱乐部。1921年初，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负责，俞秀松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负责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极为重视青年工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等人，俞秀松任书记。9月，俞秀松还主持制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写信联络、指导各地建团。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先后建团，1921年春，各地已有团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3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建团过程起到了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上海市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没有参加会议。后来，由于陌生人的突然闯入会场以及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会议随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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