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达人教授简介 孙达人，浙江富阳人。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1991年回到家乡，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是中国农民史的研究专家，著有《农民中国论集》等。 “无中生有”说 孙达人 《道德经》有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1957 年我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秦汉史研究室实习研究员。两年后，由我执笔撰写《秦汉时期租佃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参与此文写作者还有谭惠中、蒙默、朱大渭，我们都是当时该研究所的同事，大家一致商议定，借用《诗经》“驷铁孔阜”句，以驷铁作为笔名。此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从没有也不会写文章到写出此篇，就是“无中生有”。此后，大体每年作文一篇；如今年逾八十，深感力不从心，还能做什么研究呢？恐怕得着手做“棺材”了。《农民中国论集》即由此而来。 1965年初，我已基本完成了《怎样估价“让步政策”》的文稿。让步政策论从 20世纪 40 年代起就流行于学界，认为每一场农民战争都迫使政府实行让步政策，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究其实，此类说辞无非是历朝正史颂扬开国君主之辞的一种翻版。记得大学时期，每当上课，最厌烦听这种千篇一律的说辞，诮之曰“炒冷饭”；每当考试抽到这类考题则无不喜出望外，等于白得了高分。1960年10月，我从历史研究所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当了助教之后，随着阅读史籍和讲课的增多，越来越发现这种观点的陈旧、简陋并且似是而非，必须否定；但考虑到此论流传已广，上起史学大家，下至一般教师，人云亦云，正所谓众口烁金，到五六十年代，已俨然成为一条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金科玉律。本来我还准备对文稿再做一些斟酌；恰当此时，陕西省决定在高陵县试点开展农村的“四清运动”，而学校次定让我参加工作队。即将出发前，我吃不准“四清运动”究竟要搞多长时间，觉得无妨先投给《光明日报》试试水。1965年9 月22 日该报《史学》刊发了此文，随之有关让步政策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将近三个月，气氛正常。不料，从12月21日之后,讨论突然变味了。 1976 年打倒“四人帮”犹如切除了一个恶性肿瘤，为我国的重生和继续前进创造了必需的条件，我终于也有了作文的信心。从1978年到 1983年的5年间，我写出了17 篇文章，论题大多与农民战争有关，但恰恰从这时开始，我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1980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是我的第一部专著，如今着手编辑自己的文存时，却没有把它收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这部书系把 1980年前发表过的有关文章加以改编而成，而这些文章如今已经收入了论集。为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自然就不必收录。 但论集唯独收录了此书的自序，因为：一则，它过去没有单独发表过；再则，正是在这篇自序里，我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改变研究方向，并阐述了研究中国农民史的重要意义。 研究方向从中国农民战争史转向中国农民史，从字面上看，这种改变只是少了两个字，但是其实，中国农民史的研究范围不啻比农民战争史扩大了十倍，其意义更远远超过后者。简而言之,中国历史,尤其是最近4000 年来的文明史，唯农民才称得上中国历史进程的真正主体。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的研究》,其中说明了自己的研究重点由中国农民战争史转向中国农民史的必要性（《新华文摘》1984 年第1期曾经摘要转发此文）。可惜，当这篇文章发表的1983年夏，我己经被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自此干了9个年头的行政工作，至1991年底才获准辞职，调回故乡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 从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算起，我在北方生活了 37个年头，其中31个年头就在陕西度过。这里的黄土、西安城墙、秦陵、黄帝陵、兵马俑，还有华山、太白山等等雄伟的景观，秦腔、陕北腰鼓以及像腰带一样宽的面条、锅盔之类，处处显露着秦中民风的粗犷和豪放。每当回忆起黄土地上的那段生活，至今始终觉得特别值。记得鲁迅先生有“南人北相”之论。我很庆幸，自己从18岁起至56岁就生活在黄土地上。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的首都之所在。 中国历史说明，无论国力的兴衰还是制度和文化的嬗变，中华的根本从来就深深扎根在千千万万农民身上。我在山东大学学习历史时就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后来着重研究农民史后，始终以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民史学家为己任，心中始终盘算着怎样写一都中国农民史。 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特意写了《学习马克恩主义关于农民的理论》一文。此后所写每一篇文章几乎都与农民相关。1991年底终于获准辞职,调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记得回杭的路上，曾特别安排在潼关留宿一夜,聊表黄土难舍之情，促使我认定此生之幸就在故乡之外还有一个故乡——西安。 有人或问究竟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中国农民史。关于这个问题,此前的文章已经做过说明，此后有更多篇章做出了更深人的解释。举其要者有《中国农民史论纲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农民变迁论》《摒弃“精英”史观，发现中国农民创造历史的潜力》《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六种。下面仅就《中国农民变迁论》说几句话。 《中国衣民变迁论》出版于 1996年，虽然已经过去20年了，迄今却依然可以说是我国史学中系统阐述中国农民历史的尝试。据说在史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著作中它的被引用率还比较高。自然，在我自己则姶终殷切期望着有史学同行能够出版更名、更高质量的阐述中国农民历史的著作。 《中国农民变迁论》指出中国农民发育并成长于黄土高原，因此我把他们称为“黄土地之子”；他们创造了中华物质文明的基础，使汉唐王朝具有影响当时世界的力量，史书曾称呼这种农民为“五口百亩之家”。自宋而后，由于经济持续发展而造成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农民所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势必越来越小，财产则越来越少，居住也越来越分散；过去的“五口百亩之家”式的农民从此也就蜕变为小农，亦即以“小、少、散”为基本特征的农民；与此相应，中华的国力也就每况愈下，最后终于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在《变迁论》的末尾，我根据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来都是沿着“先进转落后，落后变先进”的轨道而前进的趋势，大胆地指出，随着中国革命胜利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华近千年来坠入越来越落后深渊的状况也必将以此得到迅速改观。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我的预估历来比较乐观。其实，客观的进程比我的预估更好也更快。国家统计局 2016 年1月 19 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5 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67.67 万亿元，世界排名第二，再前进一位指日可待。当然，决不应该忘记，在人均GDP 方面，现今的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我觉得如今国人已经可以从诸多方面看到祖国实现现代化的曙光。 在这里我想请读者再看看城镇化的进程。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49年全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64%。这个数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 89.36％的民众是农业人口。这样的事实表明，67年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民中国。但自那以后至今，我国的城镇化率几乎每年以1%左右的速率递增，到 2015年，城镇化率已达56%。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预计到 2020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60%。这样，自宋朝以来的 1000 多年间，以“小、少、散”为基本特点的小农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体的状況，如今终于开始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首先，从人口总量看，市民已经超过农民成为国民的主体，所谓的农民中国终于开始成为历史；其次，从农民自身看，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如今的农民也有可能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模式经营农业而发财致富。当年著述《中国农民变迁论》时，主要就依据农民状况解释国力的强弱，解释社会是趋向衰败还是走向繁荣。如果说过去的周秦至汉唐期间,正是“五口百亩之家”取代宗法农民这种变化，开启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那么，目前正在发生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数以亿计的农民已经或者正在转变为市民，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因此就必须并且也有可能相应地提高，现今占中国人口少数的农民于是就有可能彻底摆脱“小、少、散”的窘境，过上真正的富裕生活。一旦农民中国实现了向市民中国的转变，在我国自然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变化，即使在世界上也必将是一件彪炳史册的壮举。 前面刚刚说过：此生之幸就在于故乡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故乡。现在觉得还必须补充一句：自己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有幸亲眼目睹了几千年才得一见的农民中国终于发生了巨变，岂非此生之大幸耶！唯独的遗憾是未能写出中国农民史，但我寄希望于史学同行！ 一生学习历史，使我自然寄希望于未来，其实未来从来就是无中生有。《道德经》五千言，宇字玑珠，处处闪耀着哲理的光辉。我对“有生于无”四个字的理解只是学步，权且借此以为自序。 末了，我要首先感谢吴铮强、杜正贞，是他们帮我汇集、复印和校对全部文稿；其次，要感谢梁敬明对文集的出版一直给予的关注和大力支持；最后，还得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瑞芬，自己一生绝大部分文稿都在她的关照和协助下写出，现在我的论集凡70余万字,经她悉心校对后，使我敢于提交给出版社和读者。 2016年3月22日初稿，同年7月14日定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