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20世纪50年代在余杭镇上度过的。童年的欢乐是那样多彩，感受是那样深刻。逛大街，是我童年时寻找快乐的一大乐趣。

余杭的通济街处于古镇的中心位置，街虽不长，但因街面宽很热闹。我记得那些对儿童很有吸引力的事，大多发生在通济街上。

我上街去，首先找哪儿有围着一堆人的。钻人墙本身就有不小的趣味，小孩个子小，又灵活，从人圈外钻过三四层人墻，像条泥鳅似的直钻至内圈里面。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卖梨膏糖”。

所谓“卖梨膏糖”，早先确是卖一种用梨熬制另加几味药的止咳糖块。为了招徕生意，卖糖者用一些油腔滑调、夸张逗乐的说唱来做广告。后来慢慢变成了偏重于嘴上功夫，甚至连说的内容都脱离了卖糖的范围，尽说些五花八门的笑话、出洋相、讲故事，卖糖反倒成为附带。

卖梨膏糖的，大多是外地人，来几天就走，这些行业也就是所谓的走江湖了。后来有一个外号“小辫子”的上海人在余杭住了下来，再之后，街上能见到卖梨膏糖的，就只剩这个小辫子了。

小辫子是个瘦高个，黑麻脸，一上场就把一根假发辫用个套绳往头上一套，一根前端系着红布条的小辫子就在脑门上方一颤一颤地抖动着，还未开口就是一副滑稽相。小辫子总和他老婆搭档。他老婆微胖、肤白，两人一个黑瘦一个白胖，那形象就有几分幽默感。随着“汤汤汤汤”一阵小堂锣敲响，大人小孩被吸引着陆续向这盏路灯下聚拢来，观众多时能达上百人。他俩各站在一张长条凳上，两凳中间用细竹竿架着一只小木箱，他自称是“小热昏卖糖”，操上海口音。

小辫子敲着一只碗口大的小堂锣，他老婆则用一副竹板“嗒嗒”地甩着。两人一唱一和，一问一答，出洋相，讲故事，还会唱好几种地方戏，有时来一段韵文，有时说一段历史故事或民间故事，还有猜谜语；有时说的是只用吴越方言才会有的幽黙效果笑话。许多都是即兴演唱、现场调侃，并且张嘴就来：“吃了我的梨膏糖，明年生个状元郎；不吃我的梨膏糖，赌本铜钿全输光。”“吃了我的梨膏糖，返老还童身健康，不吃我的梨膏糖（指观众一位老汉），胡须被老鼠啃精光”。当地新闻，生活内容也常常顺嘴编入说唱中。

还记得小辫子说过一个十分有趣的两人对话，两人见面一人说：“你嗓门咋那么大？”“我这么大个人么嗓门自然大”，“姚斯太（蝉）一丁点大怎么嗓门比你还大。”“姚斯太爬得高！”“田鸡（青蛙）趴在田坂里那嗓门也不小呀”，“田鸡嘴巴阔”。“畚箕嘴巴那 才阔呢咋不响？”“畚箕竹做的”。“箫也是竹做的吹得蛮响”，“箫的洞眼多”。“筛子洞眼那么多一声勿响”，“筛子是圆的”。“铜锣也是圆的响得厉害”，“铜锣是铜做的”。“烛台也是铜做的从来不响”，“烛台实心的”。“炮仗也是实心的响得震耳朵”，“炮仗肚子里有药的”。“你家隔壁那家药店啥时候炸上天去？”

我有时会产生一个疑问，这根颤抖着的小辫子底下的脑袋瓜中，咋装得下那么多东西？我当时年龄小，没看过多少书，有书也看不懂，学校和家庭中也不可能接触到这些内容，因此这种形式的卖艺对小孩子是一种很好的启蒙，在快乐中益智，增知识，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那个年代的“课外辅导班”。

小辫子常常是说到紧要处，就会停下来，掀开小木箱拿出一包一包的各式自制糖块开始卖糖。大家为了听下文，都舍不得走开，也都理解他是靠这个维持生计的，许多人会掏出几分钱来买他几块什么“玫瑰糖”“桂花糖”“百果糖”。那种糖是一种加了些料的白糖熬制的，摊在板上划出一厘米见方的小薄块，一分钱可以买上一块两块。都知道这种糖有点贵，因为比这个大好几倍的包纸的水果糖在商店里才卖一分一块，但大家更明白这个价其实是买了他的嘴上功夫，他这是三分卖糖七分唱。听众们能够嘴里甜着，耳中听着，心中乐着，也值。我口袋中不常有钱，如恰好有一两个小钢板，也会买几块。这种糖还真有股特殊的香味。有时候他卖糖定个目标，说卖掉这一包二十块糖我就接着讲。还剩五块，还剩两块，来！哪位爷叔发个善心，让大家早点听到，买了这两块。好了好了，外头这位老伯在摸袋儿了，大家相帮递一下钞票，这位老伯一定是菩萨转世，谢谢谢谢！

一个场次一两个钟头，总得卖上四五回糖。有时还会拿出一包黑色的药糖，圆形，有四五公分直径，他边打开纸包边报出一串药名，主要是止咳化痰，不过瘾时还会加说些其他功效。小辫子终究没有忘记卖梨膏糖的本色，尽管所报出的成分中并无梨膏。因为这块糖大，又有药用功效，价钱自然就高，要一角钱一块。但买这种糖的人却寥寥无几……

散场了，大家带着满足的神情陆续散去，人的影子在路灯中越拉越长。我不记得是哪次散场后就离开了故乡，从此再也未见小辫子。时间虽然过去了六十年，但记忆中那个卖梨膏糖的小辫子，仿佛就在眼前。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2期 作者王水法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