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堵申甫？堵申甫（1884-1961），原名堵福诜，字申甫。他是张宗祥主持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的具体负责人；他是李叔同的同事和好友，是丰子恺的老师，是马一浮的知己；他也是李叔同出家为弘一法师后的大护法；他曾在母校浙江大学担任秘书一职，也曾当过两任余姚县长；他擅长行楷和行书，喜欢绘画和金石篆刻；他写有《东南纪胜》《民国春秋》等书籍，但至今不见传世；他在杭州生活了58年，留下的史料却寥寥无几。谁是堵申甫？你越是了解堵申甫，越会发现如今我们对他的了解是多么得少。

1923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组织人员、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称“癸亥补抄”。放眼浙江文化史，乃一大盛事无疑了。

原因有二，正是那次著名的“癸亥补抄”，完成了文澜阁所有库书的补抄，使之恢复全貌；而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得以成为七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当然，让后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那次抄书，所有的经费、人力都是民间自发的，没用公家的一纸一笔。

我们今天提到张宗祥，“癸亥补抄”是段绕不过去的佳话。但很多人都忘了，应该说不知道，这段轰轰烈烈的补抄史背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名字——堵申甫。

▲堵申甫（左）与张宗祥（右）像

他是谁呢？原来，整个“癸亥补抄”中，实际负责补抄具体事务，赴京监理抄写库书的正是这位堵申甫。

堵申甫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一来，堵申甫是书痴，酷爱藏书；二来，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现在的浙江大学）求学期间，张宗祥是堵申甫的老师，教《本国地理》。两人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顺理成章，张宗祥自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自己信任的学生。

事情还得从1922年说起。当时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员的堵申甫，去看望老师张宗祥。这时候张宗祥已经做了省教育厅厅长。两人话题肯定离不开浙江的文教事业。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

那个时候，但凡有担当的浙江文化人，都是以补全文澜阁藏书为己任。回杭州任教育厅厅长之前，张宗祥在北京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整理敦煌写经七千余卷、编写《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校《嵇康集》，为保藏珍奇文献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回到杭州的张宗祥，人虽在教育界，但补全文澜阁《四库全书》一事，却成了他心心念念想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申甫，这件事只有你组织和督理才能办好。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我一起发起，你来承办。”张宗祥向这位名叫堵申甫的学生发出邀约，不是没有缘由。在张回杭之际，堵申甫就向老师透露，如果能有机会做件让后世都记住他名字的事，他愿赴汤蹈火，全力效劳。

▲文澜补阙图（选自《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纪录》）

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样的机会，对堵申甫来说，又岂是肯错过的。

只是，这个机会放在当时，实在是个苦差事。张宗祥对补抄库书，提出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标准。第一，抄书用纸必须红格且经水不褪色；第二，抄写人员字体必须工整秀丽，工资既不能开得过高也不能太低，只有遇到金石文字难抄写的，抄费才可以酌情增加；第三，校对必须两道，还得在册后盖章；第四，装订加工必须可靠。

凭着张宗祥曾在京师图书馆就任这层关系，1923年2月，堵申甫以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名义，在杭州组织人力，浩浩荡荡前往北京监理“癸亥补抄”。

当时北京正闹灾害，街头一下子多了大量想讨口饭吃的壮劳力，原本躲在书斋里的书生也不得不为了生计跑出来谋生。初到异乡北京，没想很快就招到了众多字迹秀丽的抄写者。这批人和堵申甫在北京海昌会馆吃住同在一起，寒来暑往，日夜赶抄。最终于1924年12月完成，前后历时两年。

据《堵氏家谱》记载，此次补抄，“共钞成二百一十一种、二千零四十六册，又重校丁钞二百一十三种、二千二百五十一册，重钞五百七十七页。终于补全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之后，堵申甫撰成《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阙简记事》，并将全部钞本押运到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本

张宗祥后来在《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纪录》里写道：“抄写之力，堵生申甫最著，不间寒暑，日夕督写生二百余人，乃能成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大加褒奖：“张阆声和堵申甫为浙江省文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还特地写信给堵申甫，称赞他督钞“四库”的功劳。

“癸亥补抄”完成之后，直到1949年前，在孤山上的文澜阁陈列厅，都一直挂着张宗祥和堵申甫的画像，以供参观者瞻仰。

当年省内还因此事发行“浙江文澜阁补钞四库全书完成纪念邮片”，上面印有乾隆原题字和堵申甫半身照。左下方题有说明文字：“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洪杨一役，大半散佚，丁、钱两前辈补钞未竟。癸亥冬，卢公子嘉、周公湘舲暨吴雷川、张阆声二师与诸同志谋竟前功，以文津阁藏书无缺，爰集资，命诜入都，督理其事。幸赖师友匡助，至甲子十二月补录告成，特摄此文津阁清高宗御题及诜小影以作纪念。甲子冬堵福诜识。”

▲当时发行的“浙江文澜阁补钞四库全书完成纪念邮片”（图片来自杭州图书馆馆刊《文澜》）

实际上，仅是“癸亥补抄”，并不足以概括堵申甫一生。在滚滚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被尘封的故事总是多过有记载的文字。

关于堵申甫的生平，在留下的只麟片爪中，寥寥提到的几乎都是，他是李叔同生前的同事兼挚友，同时也是弘一法师早期出家时的一个“大护法”。

对，相比“癸亥补抄”，后世留下对堵申甫的记录，更多是沾了弘一法师的光。

熟悉弘一法师生平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桥段。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在他出家前夕，他把自己房间里属于俗世的一切物件，全部赠与友人、学生和相关单位，其中把断食17天所记下的《断食日志》赠与堵申甫……

▲李叔同赠堵申甫书法《王粲登楼赋》

民国美术教育家姜丹书曾在《追忆大师》中回忆李叔同：“民国五年在虎跑试验断食，是引起出家之最大动机。”足见这个《断食日志》在李叔同生平文献中的地位之高。

何谓护法？当然不需要传说中的金刚护体，但在法师闭关念佛期间，得为他提供生活和经济上的资助，细碎繁琐。可见，李叔同和堵申甫两人的情谊之深。

2018年底，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出版《堵氏家谱》一书，算是填补了堵氏研究资料上的空白。

▲堵申甫亲笔书写的重修家谱序

▲《堵氏家谱》书影

跟随堵氏后人的记忆以及已挖掘的史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章太炎、汤国梨、马一浮、李叔同、蒋梦麟、夏丏尊、鲁迅等大量近现代名人，堵申甫都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扮演着或重或轻的角色。他不仅是李叔同的护法，还是马一浮的知己、丰子恺的老师……在老家绍兴，和秋瑾是邻居，甚至收殓了秋瑾就义后的遗体。他当过两任余姚县长，亲政爱民，离任回杭时，当地百姓万人送别。他还在母校浙江大学担任秘书，为浙大的前期建设出谋划策，比如浙大教学楼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这些都以余姚先贤命名，实际上正是堵申甫提议的。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重建的教学楼——阳明馆，当年的学生称之为“绿洋房”（1934年)

▲梨洲馆、舜水馆和校长办公室（1947年5月）

堵申甫和李叔同的友谊开始于他们一起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为杭州高级中学）当老师，即1912年。堵申甫比李叔同小四岁。

当时，李叔同教音乐、美术，而堵申甫教书法，同时兼任学监和舍监。除了李叔同，那时候，堵申甫和夏丏尊、钱家治、马叙伦，姜丹书，单不庵等等，都是同事，而校长正是历史上那个众多学生甘愿牺牲性命都要挽留他的传奇教育家经亨颐。学生中有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宣中华和郭静唐等。丰子恺曾在其《缘缘堂随笔集》中称之为“杭州的堵申甫先生”。

堵申甫擅长行楷和行书，喜欢画画和金石雕刻。恰好和李叔同情趣相投，两人自然来往密切。后来，李叔同担任“乐石社”社长，堵申甫是主要成员之一。

▲堵申甫花卉条幅

▲堵申甫书法

李叔同虎跑出家，世人皆为震惊。堵申甫同样极为惊愕，但是身为好友，他尊重李叔同的选择。在李叔同向他提出，以出家后的“护法”工作相托，他毫不犹豫答应了。

事实证明，这个朋友值得托付。在李叔同出家后的岁月中，堵申甫不仅尽力保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充裕，甚至还帮助他出版一些佛书。看到李叔同身体虚弱，堵申甫特别找了个衢州籍的农家孩子给弘一做徒弟，来服侍弘一。后来师徒关系很好，弘一给他取名“宽愿”。

弘一法师念佛时是不见客的。丰子恺就在他的《法味》文中提到，有一回他和夏丏尊去杭州招贤寺看望弘一，结果去得太早，吃了个闭门羹，法师让他们下午5点再来。两人只好等到点了再进去。但堵申甫却是例外，弘一对这位“护法”破例可以“不拘日时”，也就是能随时出入，来去自如。

两人不见面的时候，还会写信往来。从弘一法师写给堵申甫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堵申甫的护法工作极为靠谱。有一年，弘一法师想去温州，5月20日写信给堵申甫问他能否赠予三十金盘缠。结果6月1日，弘一法师就写了封回信，表示已收到三十金并表示感谢。

▲丰子恺1947年画作《独立苍茫自咏诗》，表达对恩师堵申甫的感怀与称颂

杭州吴山脚下，有条短短的旧藩署路，南起河坊街，北至惠民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条闹市中的巷子曾经叫东公廨了。

东公廨2号，便是堵申甫的家。那是一座既有青砖黛瓦、又有百叶窗设计的二层楼中西式洋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由堵申甫的父亲堵焕辰建造。洋房有前庭后院，洋房底层除门庭外，是堵申甫的书房、卧室和餐厅，曾经浙江大学的几任校长邵裴子、蒋梦麟、竺可桢、郑晓沧等都是那儿的常客。别墅前庭有3棵巨大的紫葡萄树。说起这葡萄树，还是王国维送给堵申甫的。

▲东公廨2号寓所一楼书房一角

▲爬满东公廨2号寓所主楼二楼的葡萄藤，就是王国维所送

堵申甫喜欢文物，在北京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时，节假日有时会跑去北京琉璃厂、荣宝斋逛逛，在那里偶尔能淘到从皇宫流入民间的古玩。同样酷爱文物的王国维和堵申甫本是旧友，他特地从“南书房”前移来一枝从英国引进的紫葡萄秧送给堵申甫。于是，这枝当时在杭州颇为稀奇的葡萄秧被带回了杭州。每年夏天，葡萄枝下，果实累累。外孙女吴家兰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摘下的葡萄送给亲友，那会儿是稀罕物，外面买不到的。

遗憾的是，如今不仅东公廨2号消失了，这座建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堵家别墅，也彻底没了踪影。

据孙辈回忆，1958年，当时政府要在附近建体育场，需要拆除大片民房，堵宅虽在规划区外，但当时已被征为管委会办公用房。于是，这套“东公廨别墅”便以273元的价格被收购了。堵祖荫用了四个字，形容那时候的爷爷，“含泪出让”。

算起来，从1901年堵申甫到杭州求学开始（期间有加起来短暂的两年多时间他曾去余姚担任县长。1933年2月因胃疾复发，堵申甫辞去余姚县长职务回杭州），半个多世纪以来，堵申甫漫长的生涯都在杭州吴山脚下这座东公廨洋房中度过。

▲堵申甫在东公廨2号寓所主楼前（摄于1940年代末）

▲堵申甫在东公廨2号寓所主楼前台阶上（摄于1950年代初）

在吴家兰的回忆中，“很快，东公廨别墅内物件全被处理，藏品散尽，家人撤离。爷爷以每月十元的租金租了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童大年家的房屋居住。”

吴家兰也跟着外公住进了那间屋子，“外公和母亲，我和弟弟，四个人挤在一起，里面堆满了东西。因为租的房子面积太小，大部分东西无法搬入，只能尽量送人或者丢弃，有些则劈开当柴烧了。他所喜爱的花草等均不复存在，大部分书籍等均告散失。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文史资料损失。”

之后，堵申甫始终郁郁寡欢，身体日见衰弱。1960年，他病情加重，由于租住之处狭小，生活不便，被亲家接到杭州下城区三角荡巷二十八号吴宅居住。第二年，堵申甫去世，享年77岁。

▲堵申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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