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余杭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干部和主力部队来到浙西和余杭，始终与余杭人民一起，英勇抗击日伪，保家卫国，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抗战初期。从1939年春至1941年秋，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调集组成一支群众工作队，秘密建立特别支部，以政工队的合法名义进驻余杭，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恢复和发展了余杭的党组织。第二阶段是皖南事变之后，从1941年冬至1944年。中共黄湖中心区委惨遭破坏。东南局强调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并实行特派员制度，单线领导余杭地下党的工作。在这一时期，由地下党掌控的一支爱国武装，活跃在苕溪东岸，频频出击，重创日伪武装，有力地配合了江南新四军的反“围剿”、反清乡的斗争。这支抗日武装，最终归建到新四军部队。第三个阶段，即1945年春至10月。新四军主力南下，余杭的地下党员主动联系并带路。新四军在余杭区开辟根据地，成立中共余杭县委和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多项工作，直至随军北撤。 多年来，对第三阶段新四军的功绩的研究和宣传，已取得显著成绩。对第一和第二阶段前后近6年的艰苦斗争事迹的研究和宣传，任务还十分艰巨。加深研究和宣传新四军在余杭的历史，也是联系余杭区实际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教育和凝聚正能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挺进余杭 炸响春雷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次日，日军出动飞机，把战火延烧到杭州、余杭。11月中旬，上海失守后，日军向杭州进攻。其间，爱国的国民党空军和国民党十九师某团2个连的官兵，英勇抗击敌人，予以敌人重创。但是，在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下，从12月16日起，浙江省和杭州市及余杭的党政机关、军警团体均陆续撤离。23日，余杭陷落。24日，日军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侵占了杭州。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当余杭大地天怒人怨，余杭人民悲愤填膺的时候，1939年春，一支由新四军教导队等单位调集组成的群众工作队，逆着国民党军大撤退的潮流，毅然向余杭挺进，牢牢地驻扎在这里，与当地人民一起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已经沉闷了一段时日的沦陷区，犹似炸响了一声春雷，迅速振奋了余杭人民的抗战精神，抗日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这支群众工作队，是以浙江省政工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的合法名义进驻余杭的。《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2012年版第245页）在记述政工队时指出：“其中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因为党的力量较强，实际上已成为党的群众工作队。对此，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对浙江各种抗战工作的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浙江的力量相当薄弱”。（注：《中共浙江党史》2002年版第334页）。但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有30多名队员，其中有共产党员24名，他们秘密建成一个特别支部。这个中队党的力量特别强，原因就在于中共浙西特委的直接领导，人员主要来自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 中共浙西特委，是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东南分局的意见，由省委常委会决定，于1939年1月成立。当时，浙西靠近皖南，离省委驻地浙南较远，因此，浙西特委受中央东南分局和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东南分局（书记项英）领导为主，人事和财政开支均来自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浙西特委由顾玉良任书记，并指定彭林、徐洁身、张之华，分别任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宣传部部长和妇女部长。之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又相继派来了朱辉、黄炎、钟发宗参加浙西特委，还从新四军服务团和教导队抽调一批干部来浙西工作。书记顾玉良，1927年入党，1937年受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的委派，奔走于江西、湘赣边界及福建山区，历尽艰险，为联系项英、陈毅、黄道和叶飞等同志，迅速下山集中到武汉为成立新四军军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1月，东南分局为加强浙江党的领导，派顾玉良到浙江工作。2月，任中共浙江省工委书记。1939年2月，顾玉良由1938年冬从新四军军部派到浙西工作的张之华陪同下，一起到达安吉县。 进驻余杭的省政工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下设4个分队。于以定任特支书记。特支的主要骨干和成员，大多是由上海同济大学中共特支书记汪海粟等人率领下的从上海内迁到南昌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大学生。有的在上海已经是地下党员，有的是参加新四军教导大队学习或在金华、丽水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入党。因此，这个特别支部，事实上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调集组成，由中共浙西特委直接领导的一支群众工作队。例如，特支书记于以定，江苏金坛人，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随校内迁南昌。次年2月，由中共浙南特委书记汪海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的安排下，在天目山参加浙江省政治工作队，以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副队长的公开身份，带领队员到达临（安）余（杭）德（清）毗邻的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调离余杭后，转战在平湖、海盐和嘉兴等地，曾任中共海北工委书记。在一次拟赴任中共吴兴中心县委负责人的途中，不幸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他与难友们共同策划，周密组织，成功举行了“赤石暴动”。继而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在武夷山区抗击日寇。 特支组织委员王致和（又名王若谷），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一中队一分队队长，活动在横畈、绿景堂、长乐一带。调离浙西后，在苏中江都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 特支妇女委员贝纹（徐珍），杭州人，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学生。1938年11月在新四军教导大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为一中队独立分队队长。活动在黄湖、独山桥、孙家门口一带。贝纹口才出众，宣传工作特别活跃。不久，她和支委王致和受到国民党浙西顽固派的注意，被称“最危险的赤色分子”，“有危害国泰民安言行”等。经曲折斗争脱险后，调任中共吴兴县委副书记等职。1945年新四军北撤后，曾任苏中江都县委组织部长，华东局组织部干事等职。离休前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特支组织委员王致和（又名王若谷），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一中队一分队队长，活动在横畈、绿景堂、长乐一带。调离浙西后，在苏中江都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 特支妇女委员贝纹（徐珍），杭州人，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学生。1938年11月在新四军教导大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为一中队独立分队队长。活动在黄湖、独山桥、孙家门口一带。贝纹口才出众，宣传工作特别活跃。不久，她和支委王致和受到国民党浙西顽固派的注意，被称“最危险的赤色分子”，“有危害国泰民安言行”等。经曲折斗争脱险后，调任中共吴兴县委副书记等职。1945年新四军北撤后，曾任苏中江都县委组织部长，华东局组织部干事等职。离休前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特支宣传委员陈浩天（曹大钧），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系学生。1938年11月，在新四军教导大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为二大队一中队第三分队队长。活动在祝家湾、后坞、双溪一带。陈浩天坚持在余杭近一年，直至临余工委书记罗希明来接替。离开余杭后，曾任中共苏南路北地委秘书长等职。新四军北撤后，一度随部队到大连做地方党的组织工作。1948年初，调回华东，协助周新武同志创建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渡江战役后，历任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 二大队一中队第二分队队长陈烈生及其爱人王月芳，均是上海地下党员。王月芳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二分队活动在余杭与德清毗邻地区。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中，王月芳等人从烈火中背出一位老太太。她以学到的医学知识，自筹资金，上门送医送药，救治了这位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陈烈生曾任浙江省轻工业厅处长。王月芳曾任杭州铁路医院院长。 再如，1939年冬，前来余杭接替二大队一中队特支的罗希明同志（后任中共临余工委书记），又名刘吟，江西永新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湘赣边界坚持游击战。1939年初到达皖南，被编入新四军，6月调来浙西特委，历任安吉县委委员、临余工委书记、嘉兴县委书记等职。其间，曾临危受命，先后两次来余杭，为发展党的组织，成功策反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抗日救亡 如火如荼 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的中共特别支部，随全队于1939年春，进驻余杭西部广阔的敌后地区，一路上跋山涉水，闯过日寇的封锁线，十分艰难惊险。当途经武康、上柏之时，那里有日本鬼子的据点，驻扎着一个中队兵力，筑有碉堡，岗哨林立，封锁严密。就是依靠一座寺庙里的杂工和方丈的帮助安排，由那位工人带着大家，三三两两拉开距离，肩担抗日传单，每人身备一枚手榴弹，泰然而又高度警惕地穿越了这道封锁线。 特支到达余杭后，一边要遭受日寇的“清剿”和空袭，一边又经常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支委王致和和贝纹在工作一个月后，便被国民党浙西行署顽固派，诬为“危险赤色分子”，并发出密令“必须调回行署考察”。经中共浙西特委设法营救，并在爱国志士盛震叔同志（曾任新四军军部秘书，1945年北撤途中入党）用一家三口的性命担保下，才最终脱离了危险。又如，在惨遭敌机轰炸的村坊里，人人不顾安危。救人救火，为伤者治疗送药。对严重缺粮的农户，设法到田产较厚的寺庙借粮，帮助他们度过春荒。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处在敌、伪、顽夹击的环境下，特支的工作十分艰巨复杂。但由于建有中共特别支部，党员力量特别强。大家展示了跟党举旗的坚定信念，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步调一致的自觉纪律，因此很快受到群众欢迎，得到群众的支持。特支为余杭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卓著贡献。 第一，深入宣传群众，动员组织群众。由于特支汇集了一批大学生，这些多才多艺的热血青年到达目的地后，个个施展各自才干，办壁报、刷标语，办识字班、开演讲会，唱抗日歌，演话剧等以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战，组织领导农民推行“二五”减租等斗争。“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日寇必败，我军必胜”“各尽所能，要为抗日救亡效力”成为群众的共识。《论持久战》《大众哲学》《静静的顿河》等革命书籍在青年中广泛传阅。《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响遍地头村落。“抗日民族先锋队”“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协会”等组织纷纷建立和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 第二，恢复和发展余杭党的组织，并为新四军输送人员。1931年2月，中共西镇区委惨遭破坏，余杭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后，时隔8年，是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的特别支部，按照1938年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中共东南分局《关于猛烈发展党组织》的指示信。从1939年5月起，在通过抗日救亡活动，培养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开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于以定、金昔明在祝家湾、太公堂先后发展邹就正、张炳炎等人入党；贝纹（徐珍）、于以定、吴知英在黄湖发展张毅、商洲、杨萍入党；陈浩天（曹大钧）在双溪等地先后发展张季伦、张心路、金秀林、孙良朴等人入党；王致和、严昔茵在横畈发展了陈曼华入党；蒋荫堂、王月芳在杨坟、永泰、上纤埠农村做党的发展工作。至7月，特支已累计发展党员20多名。同时，还在塘栖镇发动青年，建立塘栖青年工作团，发展团员30多名。至1939年底，特支已辖有2个支部，1个小组，共有党员62名。至年底，中共浙西特委派罗希明（刘吟）到余杭接替特支的陈浩天同志（特支其他人员，已先期调往海北地区）继续领导余杭的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1月，浙西特委决定成立中共临余工委，罗希明任书记，同年6月，临余工委改建为中共黄湖中心区委，由方坤（冯幼平）接任书记。临余工委、黄湖中心区委，均系当时浙西地区10个县级党委之一。1941年5月止，黄湖中心区委已发展到9个支部和1个小组，共有党员107人。 其间，因为参与给新四军军部传递情报等工作，表现突出的党员邹就正、张毅、周植林、商洲4人，先后由党组织安排，去了苏南参加新四军。如邹求真，在苏南区委党校学习后，进入根据地新四军机关工作。张毅一度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在溧阳县委工作队工作。商洲被分配在苏南新四军根据地战地医院任药品采购员。 第三，坚持团结抗日，发展进步势力，成功策反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特支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同时，很快了解到国民党余杭政工队长鲍自兴和西南区区长朱思宏是爱国青年，便安排党员张炳炎、张心路以朋友关系做他们的工作。1940年7月，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浙西行署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工作团”，分成3个大队。贺扬灵启用鲍自兴任副团长兼第一大队长。这时的鲍在党员张炳炎等的引导下，已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逐步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决心弃暗投明，便力荐朱思宏任副大队长，让张炳炎任大队指导员。从此，这支武装真正成为一支抗日游击队，经过曲折斗争，至1945年8月，遵照中共浙东区委指示，这支部队开赴四明山，编入新四军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部警卫连，鲍自兴任3连连长，朱思宏任干部训练大队五中队副队长。 逆势抗日 迎接主力 1941年4月，中共黄湖中心区委根据中共浙西特委指示，组织人员刻印、散发了200份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令和发言人谈话两个文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联合“剿共”的阴谋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真相。教育了各界人士，震惊全县。国民党浙西行署惊恐万状，派员严密侦查。后来，他们根据国民党双溪镇镇长孙南乔提供的线索。到共产党员罗锦江家中搜查，查出了未发完的传单，拘押了 罗锦江，后又拘捕了孙良朴等。在押送浙西行署监狱关押的次日，中统特务江金鳌又组织了一伙人，抓捕共产党员。五至八月，区委书记及30多名党员被捕。中共竹山村支部书记吴忠义，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拒绝招供，惨遭杀害。中共临余工委委员张季伦，在狱中无数次遭受严刑拷打逼问，他拒绝回答问题，被迫害致死，时年23岁。至此，中共黄湖中心区委惨遭破坏，被迫停止活动。 但是，中共特支在这个地区传播的革命真理和抗日救亡运动，永远铭记在群众心里。失去党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苦苦挣扎。1942至1943年，已经成为国民党浙西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工作团副团长兼第一大队队长的鲍自兴在地下党员张炳炎的引导下，在苕溪东岸狠狠打击了日伪军，在群众中影响最深的有如下几次： 寡山伏击。1942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大队在吴山前宿营，驻余杭日军22师团余杭守备队闻讯，派出30多名日军前来围攻。群众很快把消息传递给了鲍自兴。鲍带领队员上了旁边的寡山埋伏。日军在宿营地扑空后，就在吴山街上抢劫，抓了10多个老百姓给他们挑着抢来的东西回余杭镇。走到寡山前，突然从灌木丛中响起了枪声，子弹、手榴弹齐向日军压来。日军不知所措，粗矮的小队长怪叫一声，手执长刀命令士兵扑上山来。可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大腿，他嚎叫一声，倒进了田沟。指挥官受伤，士兵乱了阵脚。一大队队员一齐冲向敌人，日军拖着重伤的小队长，狼狈地往余杭方向逃窜。 长桥护粮。当年秋收过后的一天，农民从余杭塘河摇船到仓前镇卖粮。船到长桥，突然响起了枪声，杭州日军驻三墩的宪兵密探队和余杭日军22师招抚队到塘河上抢粮。正在危急关头，闻讯赶来的鲍自兴率部队选择有利地形进行伏击，从钱家祠堂边的竹林里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当场击毙敌人一人，其余敌人慌忙后退，农民粮船趁机加快速度穿过长桥，驶向仓前。当敌人定下神来，想反击抢粮时，队员们连打带冲，又一阵猛射，吓得敌指挥官抱头乱窜，逃回三墩镇。 仓前奇袭。1942年冬的一天晚上，鲍带领一大队在仓前对岸的徐家塘附近宿营。忽听有马蹄声，知道是日军前来“扫荡”。鲍自兴一面命令大队向留下方向撤退，一面带领中队长及4名队员携一挺机枪，几支枪榴弹筒，隐蔽在河边竹林里。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塘上聚集着日伪军数百人，还有1个骑兵队。这是从杭州等地调来的“清乡”队。当时敌人不明军情，正在休息待命。鲍自兴抓住战机，把机枪、枪榴弹对准日军马队，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晕头转向。敌人只见子弹来自对岸竹林，却不知我军虚实，一时又无渡船工具，只能被动挨打，死伤一片。 七贤桥奋战。一次，三墩伪军徐朴诚部1个营倾巢出动，名为“扫荡”，实为抢粮。他们到了七贤桥农村，在农家见粮就抢，见船就装，直到下午才押船回三墩。鲍的一大队获悉后，决心保护群众利益，赶到七贤桥边拦截。当敌人前卫排通过七贤桥。鲍用三挺机枪及所有武器，向押船伪军猛烈射击。敌营长吓得夺路逃跑，其余伪军也争先恐后乱窜，桥边留下了粮船和几具日伪军尸体。当被抢的群众领回自己的粮食和船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赞扬这支武装是自己的游击队。鲍自兴率领的这支抗日游击队用一次次胜利，大灭了日本侵略军的威风，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逆势斗争中，还有共产党员周值林，隐蔽在祥符桥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中共太滆特委特派员罗希明的政治交通员，他谨慎疏通汪伪浙保自卫队的关系，为鲍自兴这支武装，通过“伪化”等曲折斗争，最终归为新四军而做了许多工作。共产党员金秀林，隐蔽在安溪东明山、杨坟（武康县境内）等偏僻山乡，以做长工，挑货郎担谋生作掩护，四处寻找党组织。1945年春，金秀林听到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在长兴、孝丰一带活动，他兴奋地挑起货郎担直奔这些地方寻找。后在孝丰如愿找到部队，并带领一路新四军进入太公堂，积极为部队开展服务工作。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他勇挑重担，在民主政府负责征粮工作。农历四月十二日，金秀林同志从冷水桥完成征粮事宜回归县政府途中，遭敌人埋伏暗杀，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又如1939年由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特支发展的党员，后输送新四军的邹就正随新四军一师教导团南下进入余杭县境，建立中共余杭县委和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建立黄湖、南涧两个区公所，邹就正任黄湖区区长，并建立了黄湖镇、双溪镇、安合乡、百丈等乡镇政权。县、区、乡政府围绕作战准备，开展了筹粮支前，发动群众节约粮食支援部队。并在安合乡山沟沟建起了新四军被服厂，百丈乡半山村釜托寺建立了新四军伤病员疗养院。动员群众参军支前。一时“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是子弟兵，救苦救难救穷人”的歌颂声传遍各地，全县有200多名爱国青壮年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同时开展除奸反霸工作，安定社会秩序。 1945年10月上旬，中共余杭县委，余杭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临余支队全体军政人员奉命北撤，在恋恋不舍的送行声中，离开余杭。 来源：《新四军在余杭》 作者 史济政 葛松法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