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南屏山麓国学大师、革命家章太炎墓的右侧方，是其妻汤国梨之墓，由沙孟海撰写碑文“章夫人汤国梨先生墓”。章太炎安葬南屏山麓事宜由汤国梨亲力亲为，墓穴建设时曾拟建“寿穴”，供百年之后合葬，但汤国梨谢绝了，她写诗言道：“恩怨已随生死了，安危曾共有余悲。冥冥同穴非余属，地老天荒此别离。”紧邻章太炎墓却又翩然独处的汤国梨墓好像一个隐喻，她以章太炎之妻的身份被世人知晓，陪他共患难、做他贤内助，但她亦是有个性、有思想、有独立人格追求的女性。汤国梨出生于1883年，人生经历紧密勾连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进程，这决定了她身上兼具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的特征。通过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视角解读汤国梨，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汤国梨和她所处的时代。

汤国梨墓

求学务本女塾

汤国梨的求学经历紧密勾连近代中国兴办女学的风潮。她祖籍乌镇，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辗转至江阴、汉口，其父在茶叶店里做会计。汤国梨9岁时父亲病逝，随寡母和弟妹回乌镇生活，寄居在舅舅家。她热爱诗词，靠着一部字典、一册《诗韵》和一部《白香词谱》自学诗词。如果按部就班，等待她的应该是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但1905年，已至适婚之龄的汤国梨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前往上海务本女塾求学，这既出自她个人非凡的追求、过人的勇气，也与当时国家形势巨变下女性解放运动发展有关。甲午中日战争后，以维新人士为代表的男性知识精英面临强烈的亡国焦虑，女界改造在“强国保种”目的下被提上日程。1897年，梁启超发表《论女学》，提出“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因此“欲强国必由女学”。1898年，中国女学堂在上海成立，带动民间兴起办女学潮流，上海务本女塾应运而生。

务本女塾由上海士绅吴馨创办于1902年，开课时学生仅7人，不到一年增至40人，几年后，学生增加数倍。务本女塾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女子入学，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学风稳健，符合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它“以改良家庭习惯，研究普通知识，养成女子教育孩童之资格为宗旨”。“由于务本女塾办学尚能适应当时社会要求，合于家族主义之旧习惯，加以师资较好，故学生来此就读，每年多有增加”！汤国梨就读于务本女塾师范科，学制为两年，课程包括伦理、教育、国文、和文（读本、会话、文法、译书）、理科（生理卫生、理化大意）、算术、地理、历史、图画、唱歌，课余学习体操、手工、音乐。

汤国梨

在务本女塾，汤国梨不仅受到温和朴实学风的浸润，学习了良好的学科知识，还开始投身社会公共活动。这也和务本女塾的风气紧密相关。吴若安回忆：“务本女塾虽受封建教育影响，灌输温良恭俭让的旧礼教、旧道德，但也有爱国教员，学生爱国热情很高，渴望妇女解放之心情也很强烈，同学之间的感情融洽，教员也较开明，故塾内气氛比较活跃，常常利用节日、假期开展活动，并借此宣传反帝反封建。”汤国梨所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著名的是浙江保路运动。1907年，浙江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拒借外债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是浙江资产阶级人士集中的地方，为了支援这一运动，由浙江旅沪学会领导，组织上海保路会，由经慧贞、汤国梨等负责。”“汤国梨系上海务本女学高材生。经常在豫园和锡金公所讲演，宣传保路拒款，听者激动，女界认股者甚众。”

综上，务本女塾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学生，她们既需遵守传统道德，以做好贤妻良母为目标，又具有一定的社会革新、自我觉醒意识。而当时社会环境总体上还较为保守，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远未顺畅地向女学生敞开。女学生毕业以后若进入职场，会有哪些机遇和困顿？若进入婚姻，会如何定位自我，怎样处理自我意识与婚姻由父权主导之间的扞格？汤国梨毕业后的经历生动展现了当时女学生在职场和婚姻里的际遇。

职业的困境

 女学生毕业后的人生道路选择是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是否拥有独立职业是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准。新旧女性虽不完全以是否拥有独立职业为区分，而更多是一种人格状态，但是，职业和经济独立的女性常常更能具有独立人格状态。务本女校曾于1926年对本校毕业生的去向作过统计，统计显示，部分女学生选择了继续升学，或从事教育工作，合计达32%，但回归家庭从事家务的更多，占比36%。20世纪初，务本女学生参加工作的比例只能是更低。汤国梨毕业以后选择了进入职场，她从事过许多职业，包括吴兴女校教师、神州女校教员、《神州女报》编辑等。

1907年毕业后，汤国梨回到家乡湖州吴兴女校担任教师。吴兴女校建于1907年，是湖州人沈谱琴等在女学兴起潮流之下为推动地方女子教育而创办。作为一所新学校，它亟待建设，1908年招生人数为200人，规模不算小。这让汤国梨有了发挥才干的空间，她不久后便担任了校长。但在上海受过新式思想洗礼的汤国梨应该很难适应吴兴传统保守的环境，大龄未婚的身份也使她容易被旁人另眼相看，从她写于1909年的作《酒兴》中可以略窥一二：“兴酣落笔书无法，酒后狂歌不择腔。一任旁人窥冷眼，自扶残醉倚暗窗。”汤国梨虽然成了吴兴女校校长，但那里不是她能够真正施展人生抱负的地方。

1911年，汤国梨受同学张默君邀请，回到上海，准备兴办女校。女性情谊在近代女性解放进程中非常重要，它使女性找到更深的自我认同感、归属感，女性关系网络亦促进女性人生价值的实现。就在此时，辛亥革命的炮火打响。汤国梨成为女子北伐队的发起人，准备参与攻克南京。为筹集经费，汤国梨等人组织了游园会，主要为务本同学和她们的亲戚等推销高价入场券，由若干务本同学担任来宾招待，在会场中义卖雪茄、纸烟、饼干、糖果等，连续三天的游园会共募集现款5万元。但因为苏浙泸联军已经攻克南京，不需要再组织女子北伐队，在孙中山指示下，这笔钱用来创办神州女学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担任了神州女学教员和《神州女报》编辑部长。

但汤国梨的职业生涯在此后并不顺利。《神州女报》创刊于1912年11月，共发行12期，其中旬刊8期，汤国梨任主编；月刊4期，主编改为杨季威，此刊1913年6月即告停办。辛亥革命以女性解放为旗帜，号召其投身革命，但革命胜利后未赋予女性相应的权利。1912年4月1日颁布的《参议院法》规定，中华民国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能做参议员，直接将女性排除在外。女性不仅未获得参政权，各方面权利的获得都受到阻滞。因而《神州女报》尤其吁求女性参政，提倡女子创办实业、女子教育等，“本社同人，殚精竭力于教育、实业之预备，故鼓吹平权之道，及参政之理”。但女性报刊经过短暂繁荣后，逐渐走向凋零。1902年到1912年，全国创办妇女报刊约43种，1912年到1913年创办了14种，1914年到1919年仅有妇女报刊6种。《神州女报》停刊，表面是因为经费緊张，实则与急遽转向保守的社会环境有关。汤国梨在1913年3月《神州女报》改为月刊时退出了主编之位，具体原因未详，但此时《神州女报》已经渐入困境，哪怕继续担任，她也只能随着停刊而结束主编生涯。

汤国梨在毕业后积极谋求创造人生价值、奉献社会的工作。作为务本女塾的毕业生，她不难寻找出路，但职业选择面很窄。而且，无论是做教师还是报刊主编，她很难有施展抱负的空间。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映照。那么，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汤国梨是如何进入婚姻的？在婚姻里，她的新思想与传统父权观念产生怎样的碰撞，并如何协调好独立自我和贤妻良母的身份认同？

婚姻的束缚与追求

1913年6月，汤国梨与章太炎结为夫妇。这是朋友介绍之下汤国梨的自我选择。她本来按照家人介绍，准备与一唐姓青年确定关系，但由于被人说闲话是由于舅舅才攀得此婚，汤国梨便果断拒绝了。此外，她还拒绝了上海《神州日报》主编章鉴的求婚。章太炎由好友张默君之父介绍，汤国梨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是因为她欣赏章太炎的风骨和学识。据她自己回忆：“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15岁；三是很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满清皇朝统治时，即剪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绝非和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以后，对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

章太炎与汤国梨的结婚照

对于这段婚姻，大多回忆录和传记述之以伉俪情深。然而，汤国梨虽一生做贤内助，却深受女性解放思想影响，具有自我意识，追求男女平等，对章太炎实是颇有微词，认为他婚后“渐以夫权凌人”。而且结婚后，章太炎参与革命，多次离家，甚至在长子出生后不久就不辞而别，离家一年三个月。这些行动中虽然饱含拳拳爱国之心，但缺失了对汤国梨的关怀甚至尊重，这也体现在两人的日常相处之中。汤国梨希望婚后多向章太炎请教学问，但章太炎却说她的诗不知哪里抄的，汤国梨听了非常气愤，从此不再请教他。她甚至由写诗转向填词：“老先生（指太炎先生）名声盖世，虽擅诗文而不屑于词曲，我之习倚声，亦有意以示非倚傍老先生者。”女性在传统父权婚姻中处于依附地位，容易不被尊重，而现代婚姻提倡两性平等。汤国梨追求现代婚姻，却难以完全脱离传统婚姻的相处模式，其境遇是这一矛盾的写照。

婚后，汤国梨虽将大部分精力转移至家庭，却并不囿于一家一室，而是立足于发挥社会价值，尤其是助益中华文脉传承。汤国梨继续发挥自己的组织才干，她曾担任博文女校校董，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为妇女权益呐喊，一·二八事变后筹建第十九军伤兵医院等。有趣的是，她更大的社会价值是通过辅佐章太炎的事业、做好贤内助而达成的。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汤国梨任教务长，将里里外外安排得井井有条。1936年，章太炎去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汤国梨携儿女逃往上海，1938年底与原讲习所门下诸子合力创办了太炎文学院。一年多以后，因相关人员纷纷前往四川，汤国梨独力难支，只好解散文学院。文学院关闭以后，汤国梨作了六首绝句，最后一首为：“难尽悠悠后死心，前尘回首痛人琴。茫茫浩劫谁能挽，文物沦亡陆已沉。”汤国梨之所以竭尽心力于讲习所和文学院，是为传承被战争阴云笼罩着的中华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国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担任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等。但她最记挂的是出版章太炎遗作，她在1956年编好《章氏丛书》第三编后，说道：“这一方面是为了珍重章太炎的遗嘱，以尽死后之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掘国学遗产，贡献于人民。我今年虽已七十四岁，但有志把自己的所有力量贡献于国家。”汤国梨去世于1980年，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出版《章太炎全集》，可惜出版事项被搁置，从1982年起《章太炎全集》陆续出版，汤国梨尽力保存整理的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

汤国梨究竟是属于新女性还是旧女性？在具体的个体身上，趋新和传统因素往往呈现出交织与混杂的局面，很难将她归到哪一个阵营之中。汤国梨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学生，思想中既印刻着深厚的传统价值观，又追求独立价值和意义，她一直在两者的矛盾与平衡中探寻人生之路。汤国梨这种处于“新旧女性之间”的人生境遇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个体的追求和困顿，展示了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在实践中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