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14日）

完成修缮的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图源“浙江图书馆”公众号

故浙江都督绍兴汤蛰仙先生尔和，于中华民国六年，捐资二十万元为浙江省教育事业之用，由前浙江教育会保管其赀。十六年六月，汤氏嗣子拙存具呈浙江省政府，请以其赀建筑浙江图书馆。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及六十九次会议，先后议决通过，捐赀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保管，并指拨杭州市大学路旧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同年七月八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接收保管前项捐赀，计共本息银二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一元。十七年八月，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二次会议议决，组织建筑委员会及工程监察委员会员〔负〕指挥建筑工程之责。两委员会均隶属于本大学。该馆即于是年十二月兴工建筑，经本大学决定，前项捐赀，以三万元选购图书，余悉为建筑之用。十八年六月，复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二百三十三次会议议决，大学区制停止试行后，该馆仍委讬本大学代为管理，并以建筑经费不敷，同时议决另拨银三万元以资补助。所有建筑经过及经费收支情形均经本大学分其函报浙江省政府备案。现在该馆全部建筑工程不日完成，拟即于本学期内整理开馆。惟查前项捐赀，业经支配无余，该馆开幕后，本年度内所需经费以本大学十九年度预算，支绌万状，无从另拨专款。爰经决定该馆职员本年度即就本大学文理学院及工学院图书室原有职员聘请担任，各该员薪水均照各本院原额，仍在原院支领。该馆图书室除业经选购之三万元，并即以文理学院及工学院原有图书悉数移存。其办公费用，则于本大学秘书长经费项下酌量移拨，以资开办。候二十<年>度起，再于本大学预算内另列专款。惟图书一项，仍以文理学院及工学院所购图书存馆，不另列款购置。至该馆负责人员，则已由校长聘定冯汉骥为主任兼中文编目股主任，陆秀侬为副主任兼参考股主任，孙述万为西文编目股主任云。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45期）

民国20年3月14日

转载 |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的前世今生

1928年，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使用浙江省军政府都督汤寿潜遗捐，择定前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1929年元旦由教育部长蒋梦麟主持奠基礼，1931年3月竣工，1932年9月15日作为总馆正式开放。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奠基碑

这是一座相当有特色的图书馆，建筑面积1912平方米，平面呈“凸”字形，设计师刘既漂，留学法国归来，曾为杭州西湖博览会设计会场。其时，大学路新馆罗马式建筑恢宏壮丽，馆藏中外现代书籍，象征着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孤山馆舍雅致清丽，馆藏《四库全书》及其他珍本古籍，象征着中国传统的文明典藏。一中一西，相得宜彰。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图书阅览室（1932）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杂志阅览室（1932）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书库（1932）

汤寿潜与蔡元培、张元济为光绪十八年（1892年）同科进士，与蔡、张及邵章过从甚密，曾任浙江军政府都督。1890年出版主张维新变法著作《危言》。1915年袁世凯称帝要收买人心，让当时的中国银行给汤寿潜家里送去贰拾万块钱。汤住在乡下，儿子汤孝佶要下逐客令，女婿马一浮建议如果不收可能要有杀身之祸，不如收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投资改建浙江图书馆。汤寿潜获悉后表示赞赏。蔡元培为此特意登门致谢。

1931年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建成时，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亲笔题写浙江图书馆馆名。浙江大学秘书长刘大白撰写《浙江图书馆落成记》，刘大白写道：图书馆“公诸浙之民众”，“以斯馆为提高全浙文化之中心”。

1931年3月，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竣工

1932至1937年，是本馆以大学路馆舍为总馆，事业全面推进的时期。这一时期，由陈训慈主持馆务。以大学路总馆与孤山分馆、新民分馆三馆分布为格局，以面向社会开展形式多样、效益显著、影响广泛的服务扩展活动为特色。

陈训慈就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在大学路馆舍前与全体职员合影（1932.3.25）

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浙江图书馆举办文物展览，展出善本图书及书画拓片等5000余种。陈训慈馆长上任伊始，就曾开宗明义：“近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地待人上门；而当主动地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成功举办各类展览会、学术讲座成为浙江图书馆有史以来发轫之作。

1933-1937年间，浙江图书馆举办了30余场讲座，演讲者均为当时响当当的学界名流，张寿镛、朱希祖、竺可桢、张其昀、马寅初、郁达夫、夏丐尊、夏承焘、蒋复璁等联翩而至，一一闪亮登场，侃侃而谈，传道受业解惑，听众受益良多，大呼过瘾。譬如，1936年11月2日浙江图书馆与浙江大学史地系联合举办浙江学术讲座。至次年初，共10讲。第一讲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讲演“两浙学术之概观”。第二讲为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浙江之气象”。讲座档次之高，可见一斑。

1933年，郁达夫在《移家琐记》中写道：“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

1933年暮春，郁达夫举家移居杭州东隅的大学路场官弄63号，随后在此筑风雨茅庐，储书三万余种，直至1937年南下。“风雨茅庐”与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仅几步之遥。从此，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读者们经常可以一睹郁达夫的风采。郁达夫经常到浙江图书馆为创作小说收集素材，查阅资料。在他的散文、日记中有多次记载。据老人回忆，郁先生爱在图书馆大院内漫步遐思，还应邀做过专题演讲。毗邻浙江图书馆，本人又坐拥书城，郁达夫不仅是图书馆的常客高邻，更是图书馆的一大知己！

1936年3月由陈训慈主持筹备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展会组织聘请本省学者耆硕，各界领袖，以逮海内热心赞助之士凡一百九十余人为设计委员，并分设书籍、字画、金石拓片、古器物、画像图片、民族革命文献等六组。同年11月1日展览会揭幕，展出向省内外征集图书文献6千余种，2万余件。展览共分12个陈列室，跨越千年，囊括四海。展出18天，观众逾7万6千人。

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在大学路馆舍举办，图为开幕前合影（1936.11.1）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8月14日，日本空军木更津联队轰炸机13架，自台北起飞轰炸杭州笕桥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抗战，击落敌机3架，首站告捷。1937年9月11日，浙江图书馆与浙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湖博物馆等联合编印《抗敌导报》，曾登载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新闻，表现出非凡的爱国情操和名族气节。1937年12月1日浙江图书馆迁设于建德，1个多月后，迁至永康。大学路馆舍被日军占领，钢铁书架掠夺一空，地下室沦为马厩。

从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主楼上拍摄的“八一四”空战中的中国空军战斗机群呼啸而过奋勇迎敌照片（1937.8.14）

抗战胜利后，由于惨遭日寇的蹂躏，加之旧社会的腐朽，浙江图书馆创巨痛深，元气大伤，步履维艰。抗战胜利后，本馆无力修复，由浙大出资修葺。1946-1952年，大学路馆舍也一直为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共用。新中国的建立犹如旭日东升，赋予浙江图书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更加充分地展示着公益性文献、信息、知识的宏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的前世今生”部分转载自“浙江图书馆”公众号《天冷了，就想找一处可爱的地方！这四年，想你们！》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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