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录
（1903年4月17日）

辛丑冬，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当道聘劳玉初为总理。劳玉初聘戴氏劼哉为稽察。戴某者，向为练军文案，素工谄媚手段，以是深得总理心，举一切对待教习与学生之权，尽付之于戴某一人之手，劳惟画诺随事而已。戴某于此犹未足也，复引用私人，以辅己所不及。财政则掌之弟蔚哉，教育则掌之兄懋哉。杭人久谓浙江大学堂为戴氏学堂，洵不诬也。又有屠光甫其人者，乃戴某之内弟，顽劣无耻。目不识丁，戴某亦联为指臂，互用其野蛮手段。屠尝谓戴某曰：学生如此须一网打尽之，吾辈乃得肆其所欲为矣。学生闻而诘之，屠应之曰：吾不斥退若辈，吾非屠氏子也。由是学生与屠某更隐不相容。月之十二日夜，适一学生有失窃事，商请稽察搜缉。其时去失物时未远，以为物犹在堂，亦未可知。而戴某不独放弃其责任，反谓学生造端滋事，请于总理曰：余不胜此职，请从此辞。总理固留之，戴因以斥退学生要总理，遂尽列向所不悦于己者，计二十余人，总理乃除六人名。六人者，乃素最不媚于戴氏者也，其罪辞曰：借端挟制，出言无礼。学生见之，均愤愤不平，向总理辩六人之冤。总理谓学生曰：戴氏办事甚善，吾素爱之，不忍其去，此事无论孰是孰否，斥退学生之权，固操于我，即我过，亦不收回成命，尔等合则留，不合则去，勿徒啧啧也。学生乃相率而退，聚议于讲堂，谓此种野蛮压制之地，吾辈安能郁郁久居此。众皆涔涔泪下，曰：退学！退学！诸教习闻之，遂出而谓学生曰：今事已至此，须稍待勿躁，吾等当为之转阛，而总理终不允。不得已，复出而辞学生曰：愿诸生去后各自努力。言毕，相对泣下。其时除请假出堂学生外，告退者计有八十余人。其退学时自治之规则如左：

一、不准毁坏公众器物；

二、举动言论切戒嚣张；

三、公举干事数人，如有与学堂交接事件，须由干事直接；

四、众人不得自行外出，有事须向干事请假许可；

五、退学时须先至总讲堂行谒圣礼，继向总理及各教习、各执事人作别，鱼贯而出，不得喧哗。

呜呼！浙江素称文明之区，而其学堂之腐败，犹若是，其他何论哉！特此布告海内外志士，其有闻此言而同声痛哭者欤！

右浙江大学堂退学生来函，以事关全省学务，特别立专件门，而以此稿实之。当时失物者曰：陆永恒，被斥者曰：吴兴权、韩志婴、刘保申、李伯庚、祝晋、李钦。顷闻已租定林司后文昌阁地，别立私校矣。本志附识。

《浙江潮》第三期，癸卯年三月二十日
浙江大学堂（1903年4月17日）

噫嘻！何吾所爱浙江大学堂，而今若是？

大学堂始设丁酉之岁，初名求是书院，其间学生风潮，亦屡见不一见。前年冬给各省立大学堂，乃改今名，岁拨常年费四万金，堂款骤增数倍，然学课反益腐败，遂有今年三月十六日之事（参看专件门）。

学生者，将来中国之主人翁也，主人今以求学故，自出其钱，若财假于所谓总理，所谓监督，所谓稽查之手，以代理之，则为总理、监督、稽查者，宜认定“学堂为学生之学堂”而保护之，唯恐其不至，今若此。

总理以下，若监督、若稽查，毋亦谓今日自由平等之说，已弥布于学生人人之脑中，不大锄之，患且不测，乃稍稍假一事一言以立其威，庶可以为后来戒。虽然，今日之事，与自由、平等诸凡颠扑不破之学说，盖无丝毫可假借，学生在堂失物，自宜向稽查讬缉，何得谓为借端？缉不可得，堂中人人自危，自宜向总理、稽查理论，何得谓为挟制？失物既不可还，理论又不能受，煌煌乎六人斥退之罪言，亦已悬布，全堂八十余人之退学辞，亦已宣告，犹复礼谒至圣，相戒勿哗。出堂时，又复与总理以下诸人行作别礼，是学生明明知礼矣。夫不躁于后，亦必无悖于前，又何得谓为无礼？徒以失物不获，共激义愤，主学堂者，方自愧自艾之未暇，而犹敢借此谋报，欲尽排异已者而大去之，以自便后日之私图，匪惟有过，罪亦莫大于此。今者往事已矣，吾意总理以下，若监督、稽查其人，其决不因此一举而遂谋封闭学堂，又决不因此一举而遂引身辞退，则今日浙江大学堂之权，固犹属于若总理、若监督、若稽查之手。总理、监督、稽查，其将以学生为奴乎？抑改过不吝，而誓能以学生为主乎？如第二说，则此后当时时以学生为目的，而尽去私人，勉倡公论，以大反前日之所为。能若是，学堂赖之，浙江之名誉赖之。不然，则今日学生，非可以威力屈者，异日学生，未必甘为奴者。

吾又敢为学生告曰：诸君以失物未缉，稽查遽耸总理斥退诸君，诸君激于义愤，相率退学，且复谋建私校，意甚良美。虽然，其勿以为有名，其勿以为可喜。须知，吾浙江有如是之学堂，乃吾浙人之至可哀者。我学生今虽屈，今虽可哀，然必为将来中国之主人翁，亦已断断无疑义。我学生当自尊，当自宝贵，又循循至劳至苦之一途。勉力以行之，真心以持之，使我学生今日所草创未遑之学舍，而巍巍然为将来中国国民学校之雄，则此次散学之幸，愿以此为诸君祝，为诸君勉。

《浙江潮》第三期，癸卯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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