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富阳处于抗日前线，国军与日军隔富春江相持。而场口则是国民党富阳县政府所在地，各种势力和情况复杂，经济较繁荣，号称“小上海”。
到富阳场口附近的杨庄村后，李白他们住进村里一条狭窄小街旁的一所简陋的住宅里，由于李白仍在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机要处，他将国民党情报部门由上海、杭州等送到场口的重要情报进行选定，然后发往延安，为党制定对敌斗争和抗日战争的策略、决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依据。这期间，发生了一件特别紧急的事。一天夜晚，李白正准备休息，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对上接头暗号后，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就打开了门，一个年轻人跌撞进来。他神色紧急，呼吸急促，递给李白一张纸条。这个青年在淳安实业社打杂务，干一些跑腿的工作，但的实际身份是李白和潘汉年之间的联络员。一看纸条，李白得知，上海中央“特科”成员郑敬业在来淳安路上被汪伪特务抓捕后叛变，要到上海面见“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密报中共上海地下党机关和领导人的信息，并将亲领汪伪特务进行搜捕，以作为投降的见面礼。此事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危，情况非常危急。但不巧的是，这天是星期日，不是与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通电的日子。李白内心非常焦急，坐在一边的裘慧英也急得坐立不安。李白强迫自己的心绪镇定下来，让头脑冷静下来。不久，他就想到了办法，就是采取立即电告上海电讯处紧急备用电台的方法，让他们第一时间转告有关方面，“郑敬业已叛变，立即撤离与他熟悉的人员”。李白当时发出的电文如下：“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电文中的“天亮”即黎明，指郑敬业；“已走”“病危”隐喻其已叛变；“速转院”就是立即撤离和郑敬业熟悉的地下党同志。第二天一大早，郑敬业果然带着几十个特务向一处地下党联络机关扑过去，结果那里已是人去楼空。在四壁徒然的地下党联络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来不及拆除的电台天线还在那里悠悠晃动。特务头目盘问门外马路上的小贩，他们回答说：“五分钟之前，有一个气质端庄的女人和一个身穿西装的商人拎着皮箱从屋里走出，匆匆转过拐角走了。”原来，地下党机关的相关领导在得到李白发来的情报后迅速撤离，消失在人群中，时间只差五分钟。就这样，李白一封巧妙的电报，机智地让革命同志转危为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白偕裘慧英回到上海，李白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偕夫人住进了黄渡路107弄6号，电台也设在这里。李白白天工作，晚上做秘密电台工作，任务是负责上海秘密电台与党中央通信联系。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被撤销，李白夫妇搬迁到107弄15号。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也为了减轻组织上的经济负担，李白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李白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能回家。深夜，他又一如既往地进行通信。为了使电台尽量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络。不幸的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39岁。烈士已牺牲，李白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传奇，从而穿越时空，成为永恒，杭州也成为了烈士事迹的重要见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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