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调又名“杭曲”，因杭州亦名“武林”，故称“武林调”。源于唐代佛教“俗讲”至宋时以说唱式的“说经”。此种佛教的布道渐渐演变成元明时的“宣卷”(宣讲宝卷的简称)，流行于江浙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宣唱的曲调称宣卷调。无乐器伴奏，仅以木鱼击拍，一人独唱，众人合唱一句尾声“南无阿弥陀佛”，内容多劝人为善。由于曲调、词句通俗，易被群众接受，至清末民初已成为杭州织绸工人自我娱乐的一种说唱形式，并逐渐在杭城内外广为流行。为进一步追溯武林调的传承和演绎，笔者访谈了浙江省曲艺协会顾问、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专家马来法研究馆员。以下就是马来法研究馆员讲述的渐行渐远武林调的演变史。

武林调追溯：机坊师傅和宣卷

下城区自古丝织业发达，东街路一带“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处处是家庭小机坊，人们称织机工人为机坊师傅，又贬喻为“机坊鬼儿”。听老人们说，别小瞧这些机坊师傅，其中能人、好佬也不少。说狠一点，有的是拜过先生，进过帮会的；有的身怀独门技艺或医道，能治跌打损伤、肺病痨病、失力黄胖……也算是个草头郎中；还有能上台说书，能变戏法，与人对弈。据我知，比如杭州五十年代象棋大师刘忆慈，下城著名针灸医师、劳模罗诗荣等学做过机坊活。下城机坊师傅还有不少会唱“宣讲宝卷”，又简称“宣卷”，以博人喜爱、称赞而自喜。机坊师傅闲暇事哼唱卷本，自娱自乐，遂之在机坊内传唱成风，此乃是早期下城丝绸工人的一大特色。“宣卷”也是武林调、杭剧、杭曲的起源之一。当时著名的宣卷说唱者同庆、彩葵、机坊阿五等都是下城的机坊师傅，后来说唱的大都是他们传授的。记得小时候去看孩儿巷关帝君庙的“兰盆胜会”，夜里有几人着长衫围桌而坐，焚香点烛，用“南无阿弥陀佛”念佛调，击木鱼演唱。年龄小也听不懂，只听大人说七月十五是鬼节要超度亡灵。如周作人先生在随笔《刘香女》中说，“小时候听宣卷……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色的印象留得很深。”我家住皇亲巷，记得解放初期百井坊巷口阿大茶馆还有唱宣卷的，后来破除迷信，茶馆就没有唱宣卷的了。

“宣卷”，意即为“宣讲宝卷”。其实要以唐代中后期说起，那时佛教兴盛，寺庙活动频繁，寺庙不单是百姓祈佛求佛的所在，也成了民间市井散乐游娱的地方。

寺庙设台唱戏不光有歌舞、妓艺，也有僧尼讲经，而当时僧尼讲经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讲经分“讲经”、“俗经”两种，前者为出家人修行课，而后者则是僧尼专为世俗人做通俗化的讲经。为取悦施主，招俫听众，他们模仿颂经的形式，以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有说有唱地叙述佛教经义，而更多时还在叙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劝人信佛，普行善事，从而产生了宗教或民俗题材的长篇“变文”。敦煌石窟中就发掘不少变文藏本，如“佛说目连救母经”的刻本，后成为目连戏的脚本，艺人称之为“戏娘”。宋吴自牧《梦梁录》中说：“谈经者，谓演说佛书。”周密写的《武林旧事》中列有“说经”人的名单，而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史史·宝卷》中认为：“相传最早的宝卷《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所作，普明于宋崇宁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此卷。”可见早在宋代就有演讲宝卷的活动。明代小说《三言两拍》都讲到宣卷，如《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三回中写到“薛三省娘子不敢怠慢……往杨乡宦宅里宣卷去了。”目前最早的《香山宝卷》经本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古杭昭庆大字经房刊本。民国时期，中山中路弼教坊的玛瑙经房就是一家历史悠久，专刊和出售经忏宝卷的书店，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停业。

武林调兴起：庙会和堂会

杭州宣讲宝卷的历史虽早，但记载的史料并不多。后据我调研与老艺人回忆，清末民初为宣卷兴盛时，前几年，我还在绍兴古玩市场收到晚清宣卷的珍贵抄本。当时杭州每年有几场热闹的佛事：

一、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诞辰、得道、升天的节日，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深受信众的敬奉，是杭城各大寺院最重要的佛事，至今仍如此。

二、七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的“盂兰胜会”俗称“兰盆胜会”，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也是鬼节，冥界鬼魂均要出来，需做佛事，放焰火超度。《目莲变文》中记“承供养者现世福资，为亡者转生于胜处，并“奉劝闻经诸听众，大须布施莫因循”。这乃是杭州人的一习俗。

三、四月二十日是朱天君生日，城内各大天君庙都要举行庙会。仓桥朱天君庙是下城此日庙会之胜。而原玉皇山麓的朱天君庙，信众还要抬神像下山巡游。

凡有佛事庙会，不仅寺庙，而且城内富家、各街坊也都设置佛坛办庙会。善男信女均去庙会念佛朝拜，为争烧“头香”，前一夜要在庙内“宿山”过夜。为了打发时间，有为首的香头招请演唱宣卷者演唱助兴。开头先唱四句通用的“头子”。

花名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

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永消灾。

在焚香膜拜时，开头两句唱：“第一支清香炉内焚，要敬到大慈大悲观世音。”或“三支清香炉内焚，要请到四月廿四朱天君。”开篇唱《八仙庆寿》、《香山宝卷》等。演唱时，演员分生、且、净、末、丑角色，围着两张八仙桌而坐，用念佛调(即宣卷调)吟唱，无乐器伴奏，仅以木鱼击节。念佛调分大经与小经两种，大经调以抒情，节拍缓慢，小经调以叙述，节拍较快，一人唱一段后，众人帮唱“南无阿弥陀佛”的尾腔。这些宣卷者既出于爱好，又劝善行好为自己积德，自愿参加，不计报酬，仅由香头供素饭、茶水、点心。往往从当日下午五时说唱到次日清晨五时才结束。据说当时“杭城争唱宣卷调”，盛况空前。后来，富家喜庆或小儿满月或祭祀敬神，亦请宣卷艺人来唱堂会。曲目增加了儿女婚事和民间传说等内容。如《珍珠塔宝卷》、《瑟琶记宝卷》、《百花台宝卷》、《太平记宝卷》、《失罗帕宝卷》、《白蛇传宝卷》、《李三娘宝卷》、《双贵图宝卷》、《孟姜女宝卷》等。唱堂会从最初主人家仅供饭菜、茶水、点心与车马费，到后来按宣卷人数多寡付大洋十元、五元的演唱费。故宣卷者收入比做工要多，也有人弃工从艺，成为职业宣卷艺人。更由于宣卷入门易，照本宣唱，无记诵之劳，亦可当了“南郭先生”，凑个数，故也就成了众多机坊师傅失业、歇业时混饭的一项不错的营生。

▲杭剧传统戏《太平记》剧照

武林调盛衰：从“平台”走向“高台”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仁和路杭州大世界游艺场落成，扬州维杨文戏(扬剧)被邀请进大世界演出。受扬剧的影响与启发，下城机坊小业主，也是宣卷艺人裘逢春等人认为杭州宣卷亦可仿效扬剧登台演出。他们就和方吉鹏、赵炳泉、金月红、朱化庆、叶艳芳、蒋锦芳、吴祖修、邵其庆、池兆贞(多数为机坊工人)等发起组织了“民乐社”戏班，又吸收了金少龙(主胡)、宝胎麻子(副胡兼小锣)、筱雪春(鼓板)等组成乐队。每人出一元大洋作为基金，从旧货摊购来戏装、道具等。1923年8月，在杭州众安桥开排了《卖油郎》一剧。曲调除(宣卷调)大经调、小经调外，又吸收了民间曲调及扬州清曲的唱腔等。1924年1月，正式在杭州大世界登台演出，挂名为“武林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场场客满。上城区傅智芳、蒋一尘等宣卷爱好者也发起组织了“同乐社”在拱宸桥荣华戏院演出，也受到观众好评。宣卷以“平台”转向“高台”(舞台)，走向戏曲化，杭州人称“化妆宣卷”，又称“武林班”，而“高台”武林班即为“杭剧”的先声。在茶馆、堂会演唱则称为“平台”武林班，就是曲艺形式的武林调，后称“杭曲”。

1925年何品山置行头任班主，民乐社还聘请京剧老师教习表演、锣鼓等，又有“洋机师傅”蒋宝儿、王幻觉、叶百绿、袁伶吾、胡青林、董一鸣等加入，同年进入上海大世界演出了《大红袍》、《华丽缘》、《关公显灵》、《狸猫换太子》等连台本戏与传统剧目。期间，蒋宝儿在前辈艺人的基础上，从(游魂调)、(满江红)唱腔中演化出(大陆版)基本唱腔，由于该曲调简单易学，很快被艺人采用。(梳妆台)也发展成(平板)基本唱腔。宣卷艺人还充分吸收和演化了其他剧种的唱腔，形成了用杭州方言演唱，音乐悠扬，唱腔婉转，表演细腻的武林调特色。从1926年下半年欢迎来了武林班的鼎盛时期，先有民乐社、同乐社、元元社、同民社、金记、虞记、老顺记、顺记、公记、民兴、永记、德记、四喜、兰记、仁记、明星等十六副武林班，从业艺人达400人左右。还涌现不少受观众赞誉的名角和名家，如号称“梅兰芳”的男旦周君兰、“风雅小生”吴祖修、唱做俱佳的老生陈剑豪、俞少泉以及女子花旦“三英一牡丹”等。这些班子还赴杭嘉湖、上海、苏南及宁波、绍兴、金华等地演出，扩大影响。1929年、1932年当局两次以武林班演出有伤风化的罪名予以禁演，致使艺人失业或转业。1934年7月，傅智芳发动杭城武林班艺人百余人马当局斗争，达成妥协办法，成立杭绍剧春秋社(以演杭剧为主，也演些绍剧)，这时从宣卷、武林班第一次正式易名为“杭剧”。当时主要演员有杨文英、绿牡丹、粉艳霞、应宝童、程小易等。1937年日寇入侵杭州沦陷。作为民间的草根艺术难抵时局的变迁和艰难，武林艺人四处逃难，疲于生计，无心从事武林调的演艺，加之女子越剧的兴盛，武林调陷入低谷，一蹶不振。

1950年9月，汪彬文、金少龙在原杭绍春秋社的基础上，组成“杭剧春秋社”，不久又更名为“春秋杭剧团”，先后在清泰戏院，杭州大世界等演出了《双贵图》、《沉香扇》、《狸猫换太子》等剧目，但因业务清淡，加之1952年杭州大世界停业，转入小城镇及乡间演出。1957年和宜兴杭剧团合并。杭剧终因墨守成规，缺乏编导，又限于杭州方言等不敌京剧、越剧而渐趋衰落，淡出人们视线……

武林调尾声：杭剧与杭曲

1961年3月，为振兴杭剧市文化局调集了编导、演员、音乐、舞美等108人成了杭州杭剧团，并将“杭州摊簧”糅合加入杭剧，将杭摊传统剧目《断桥》、《下山》、《和番》、《六月雪》、《貂蝉拜月》实验性地搬上杭剧舞台，轰轰烈烈地进行杭剧改革，得到来杭的田汉等专家的肯定，开创了杭剧历史之壮举。特别是排演了具有杭州特色新编历史剧《银瓶》，公演后誉满杭城。后又移植了昆曲《李慧娘》，一曲（游魂调）婉丽而缠绵，让人如痴如醉，此时杭剧已让人刮目相看。演员李美霞、陈谊君、王漪德、祝红君、徐民枫、汪谊华等得到观众好评。但后杭剧在极左的风浪中又每况愈下，终在“文革”时被砍夭折了，而上世纪六十年杭剧改革的一丝曙光，也只是杭戏历史上的回光返照。

杭剧是用正宗的“杭州话”唱的戏文，是真正的杭州地方戏。2005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黄龙越剧团又新编排了杭剧《苏小小》，2009年又重新成立“杭州杭剧团”，以抢救和保护杭州文化遗产。

武林调除了“高台”一路的杭剧外，还有大多艺人在茶馆等曲艺场所以“平台”武林调形式演唱。1955年2月，由独脚戏演员吴剑伟为主组织成立了“杭州曲艺实验组”，将唱“平台”武林调的王桂凤、王桂珍、贺美珍、冯招娣、金根官、阮凤娥、余彩云、陈爱宝等主要演员吸收为杭州曲艺实验组成员。1958年5月，杭州首届曲艺会演在大华书场举行，王桂凤、贺美珍获演员奖。同年8月，王、贺两人赴京参加首届全国曲艺会演，演唱武林调《比媳妇》。其间杭州曲艺团成立，正式把“平台”武林调改称为“杭曲”，成立“杭曲队”，有王桂凤任队长。“杭曲队”分组在湖滨喜雨台、城隍山绿荫茶社等曲艺场所演出。

1966年“文革”起，杭州曲艺团被撤销，杭曲艺人被迫改行转业。十年“文革”后，杭曲艺人仅剩数人，难成气候。1984年，原杭剧团青年演员陈谊君，在三省一市的国庆联播演出会上，用武林调清唱《西湖美景天下扬》，受到好评。这也是武林调上世纪末的最后一次“回音”。

▲1982年举办杭剧知识讲座

作为省曲艺协会的顾问，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我认为武林调，不管是后来的杭剧，还是杭曲，随着时代演进，终究渐行渐远消失在历史时空时序的脉络之中，成为杭州城市文化的印记，更是杭州历史遗珍的永恒，或许有些悲凉与无奈，但守护这远去的声影，更是杭州人心中一个温暖而虔诚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