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初临安康陵的发掘是浙江五代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根据墓内出土的石志志文可以判断该墓是五代时期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元妃马氏的墓葬；同时确认其埋葬年代是在后晋天福四年，即公元939年①。墓内出土的随葬器物，除了40余件秘色青瓷器之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70余件(组)玉器。这些玉，无论从玉器的种类、数量，还是从玉器的制作工艺水平看,都是五代玉器一次空前的发现。
在已经发现的钱氏家族墓葬中，成批出土玉器的只有两座，一是康陵，另一座是苏州七子山一号墓。在后者的发掘简报中，有一些关于出士玉器的文字描述，但由于没有刊发玉器的线图和照片，使我们无法更进一步了解该墓出土玉器的情况②。因此，对康陵出土玉器的深入研究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吴越国玉器乃至本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玉器的发展状况。本人自始至终参与了临安康陵的考古发掘，之后又负责发掘资料的室内整理工作，在执笔编写的发掘简报中曾对康陵出土玉器的情况作了简要的讨论，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康陵玉器的进一步研究。 康陵是一座土坑、石椁、外砌砖拱的吴越国王室墓，墓室结构分为前、中、后三室。从发掘情况看，中室和后室的砖石结构保存完好，只在前室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盗洞在前室穹隆顶后端的东侧，为当地农民发现此墓时挖掘所致。另一个盗洞位于穹隆顶西侧上方，洞口已经填满泥土，此盗洞的年代无从知道，现场情况表明其形成年代应该比较久远。在墓的前室发现了一些零星玉器，其中不乏比较精美者，如琢刻牡丹花、鸳鸯等图纹的玉饰片、玉篦脊等③。与这些玉器--起出土的还有死者凤冠上的鎏金饰件，它们都出在倒塌于前室的中室石质墓门之上，顶上面正对着早期的盗洞。在中室与前室的甬道口及与后室的甬道口还分别发现了玉雕龙和组合式玉雕鸳鸯等④。很显然，这些遗物应该是盗掘者从后室移动到前室的，它们都已经不处于其埋葬时的位置了。 在发掘时，我们曾清理出了保存不太完整的墓主人骨，其头骨、盆骨、下肢骨及少量肋骨清晰可辨。因盗掘所致，墓主人骨略显凌乱，一段胫骨及上颌骨甚至散落在棺床之外。康陵发现的玉器大部分散布在人骨周围，但由于早期的盗掘曾经对后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这些玉器发现时的状态可能并非保持原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大量玉器相对集中于头侧和腰部两旁。在头侧的是不同形态的玉饰件，器形都较小(图一)，没有较大件的玉器在头侧发现。 
仅有1件玉雕凤凰簪花片残件在颈部位置，这件玉器另外的残件则在下肢一侧发现，难以断定这件玉雕凤凰簪花片的原始位置。在死者腰部两侧及近旁发现了很多玉器，这其中除了有少量与头侧出土相同的玉饰件之外，还发现了不少用玉嵌插且器形略大的玉器和一些琢刻动植物图形的玉片，组合式的玉雕鸳鸯也有发现。仔细分辨玉器的出土状况，基本可以判定大部分玉器已经离开了其原来埋葬时的位置。看来，根据分布状态来确定康陵出土玉器的组合关系，是比较难以做到的。 在康陵的发掘中出土的以及收缴的玉器编号共70余件(组)，综观这些玉器，可以简单分为玉雕艺术品、实用品两大类。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康陵出土的玉器都可以称为玉雕艺术品，这里将非日常生活及装饰所用的玉器划为玉雕艺术品的范畴，而将具有实用功能的玉器划为实用品的范畴。据此，可将康陵出土的两类动物形玉雕归入艺术品的范畴。一是玉雕龙，二是组合式玉雕鸳鸯，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玉雕艺术的较高水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一种概念性动物，康陵的玉雕龙整体上呈扁薄的不规整三角形，两面雕刻，辅以透雕，雕琢出栩栩如生、昂首飞翔、凌驾于云雾之上的飞龙形象(图二)。  图二 玉龙
组合式玉雕鸳鸯出土了3个个体，另外还有作为组合件的鸳鸯翅膀，看来组合式玉雕鸳鸯的个体应在3件以上。组合式玉雕鸳鸯的造型生动，制作 比较复杂。它以立体圆雕的形式雕琢出鸳鸯的头、颈及身子，在背脊两侧镂刻长条形的槽孔，将鸳鸯翅膀嵌插其中。鸳鸯的翅膀呈扁薄状，平面形态逼真，还以细条形的镂孔及外缘凹缺表现羽毛的形态，羽根端还有小圆孔。在鸳鸯的腹底亦镂刻一个凹缺口，与背脊两侧的镂孔相通。出土时腹底孔内及翅膀羽根的小孔内都发现了残留的铜丝，因此可以推定鸳鸯的两个翅膀嵌插之后，在腹底孔内用铜丝连接固定。整个鸳鸯的造型极为生动，表现了极高的玉雕工艺水平(图三)。 
在康陵出土的玉器中有不少实用品，它们或许就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之物，比如玉篦脊。这种平面为半圆形、器体细薄的玉件，其平直端为凸榫结构。在晚唐时期的临安水邱氏墓中发现这种玉件镶嵌在角质篦上⑤，如图四之中图所示。可以看出，水邱氏墓出土的玉篦脊两面琢刻了不同的花纹图案，其中的一面刻有鸳鸯，在两个鸳鸯之间刻了三枝莲蓬：另一面则在三朵荷花两边琢刻龙首鱼身的图案，整体构图显得比较繁复。
相对于水邱氏墓出土的那件玉篦脊，康陵出土的玉篦脊器形就显得非常小了⑥，但其制作十分精致，尤其是这件玉器的用料极佳，玉质晶莹剔透。康陵的这件玉篦脊出土时仅存玉件部分，其有机质的篦已经腐朽。玉篦脊的两面琢刻相同的花纹图案，为相对而立的一对鸳鸯，神态生动，在两个鸳鸯之间仅有一组寥寥几划的如意花形(图五)。从同出的玉雕脊来看，大小不一，所刻花纹图案也不同，构图上繁简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有以鸳鸯为主题的玉雕图案。水邱氏卒于晚唐昭宗天复元年，即公元901年，比康陵的墓主人马氏卒年要早近40年，两件玉雕篦脊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墓的年代差异。
图五 康陵的玉篦脊 康陵出土的一件长方形玉牌，为征集的随葬品。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在发掘简报中发表线图和照片，目前已有这件玉牌的器物照片发表⑦。这件玉牌平面略呈长方形，两面分别阴刻“富贵团圆”和“千秋万岁”，外缘分别有4朵莲花和荷叶相间。此玉牌应该是墓主人悬佩之物。 
图六和图七所列的玉雕件,一般称之为玉簪花。康陵共出土了5件完整或残碎的雕刻有凤凰造型的玉雕簪花,这是康陵出土玉器中单个玉器种类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玉器。图六是两件完整的凤凰簪花。这类簪花平面呈弧边三角形，一端呈尖首形状。整器双面镂空雕刻，在细密的缠枝花纹中间刻出一只引颈回首、展翅高飞的凤凰，线条十分流畅。而图七所示的是另一种图案的簪花，这件簪花的平面呈不规则的弧边三角形，同样是运用双面镂空的雕刻手法，辅以阴线刻，在平面上雕刻了以灵芝为主题的图案。整器的一端也为尖首形状。这两种玉簪花的尖端表面比较粗糙，有的还刻有直向的细线，便于嵌插。 
图七 康陵的玉雕灵芝花形簪花
根据安徽合肥西郊南唐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⑧(图八)，可以判断这些玉件是“玉步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康陵墓中还出土了多种形态的玉饰件，单件平面有半圆形、菱形、扇形等，它们的角端都有小圆孔，出土时常见到用细铜丝挂坠瓜子形的小玉片(图九)，它们应是图八所示“玉步摇”上的垂饰。 
我们还在康陵中发现了一些单面刻纹的薄片状玉器，这类玉器的外形琢刻成动物或花卉形状，一面并加以阴线刻，使图形更加逼真，而另一面则十分的平整。如出土的两件蝶形玉器，整器平面为展翅的蝴蝶，在蝶腹穿一个小圆孔，体侧穿2个小圆孔，在翅膀边缘穿10个小圆孔(图十)。 
图十 蝶形玉佩件 另外一件平面上琢刻盛开的牡丹花，在花蕊下穿两个小圆孔(图十一)。还有一些不同规格形态的小玉片，也都单面刻纹，另一面平整，并穿孔。这类单面刻纹、穿孔的玉件，可能是缝缀在某种织物的玉饰件。
图十一 牡丹花玉佩件 在全中国范围内,浙江是较早用玉的地区之一。远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中，就开始使用玉质装饰品，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本地区的玉器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期。据史前考古学家的研究，良渚文化的玉器功能已经从传统的装饰用玉发展到礼仪用玉，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对中国传统的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良渚文化以后，本地区的用玉文化逐步走向衰落，特别是在汉以后的历史时期，几乎很少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玉器。可以这么说，以康陵发现的玉器为代表，本地区的用玉文化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的玉器，已经摆脱了表示身份、等级的用玉制度，而更加注重于功能上的实用、题材形式上的写实，其在本地区用玉传统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康陵的玉器除了玉雕龙和玉雕鸳鸯之外，大多玉器具有实用性。无论是玉质篦脊，还是造型繁复的“玉步摇”，都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实用玉件。我们可以根据水邱氏墓的出土玉器复原康陵嵌玉篦子的形态，也可根据相近时代其他墓葬的出土物，大致勾勒出康陵墓“玉步摇”的形态。连同墓内出土的其他质地的饰件，组合成死者埋葬时蔚为壮观的凤冠饰。玉器成为死者凤冠上的主要配件。
康陵玉器雕琢的主题纹样有动物造型的龙、凤凰、蝴蝶和鸳鸯。动物纹样中较多的是凤凰和鸳鸯，特别是鸳鸯。它不仅有组合式的形态，还有平面的线刻。平面的线刻鸳鸯不仅在玉篦脊上，还在一件残的玉簪花上发现(图十二)。 
图十二 玉雕鸳鸯簪花残件 这种鸳鸯的造型在水邱氏墓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器上也有，显然这是钱氏家族墓葬玉器的主题纹样之一。除了动物型的纹样外,还有的就是植物花卉的造型，主要有灵芝和牡丹。灵芝表现的是长生不老，而牡丹则代表富贵。在康陵墓葬的中室两壁，绘有两株盛开的牡丹花，同时在后室的壁画上，也绘有牡丹花带，反映了主人对牡丹花的特别喜好。
从康陵出土玉器的功能和玉器所表现的写实风格，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玉器已经完成了从神圣和礼仪向人间世俗的转化，表现的题材及其表现的形式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康陵的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具有很高的水平，大多数玉器采用平面阴线刻和镂空透雕，寥寥几划，表现的形态栩栩如生，如一些玉雕簪花和大量的玉饰件。同时，像玉雕龙那样不仅采用阴线刻和镂空透雕，还采用了立体的圆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如组合式玉雕鸳鸯这类玉件，更是将平面雕刻、圆雕、镂空等技法与镶嵌工艺完美地结合。组合式玉雕鸳鸯的身子采用的是立体圆雕技法，翅膀则是使用了常用的平面阴刻，再借助于镂空和镶嵌手段，使玉雕鸳鸯具有强烈的立体动感。这种平面与镶嵌结合产生的立体玉雕制品，堪称五代制玉工艺的巅峰之作。这里还不得不提到康陵玉器中较多地采用了铜镂工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康陵为代表的五代玉器制作的水平。图十三这件囊形玉器由上下两个镂空半球形玉件组成，出土时这两个玉件就是用铜丝串联在一起，玉器上下两端均有铜丝挂坠，造型十分优美。
图十三 铜镂的玉件 康陵出土的玉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五代玉器发现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玉器发展水平的认识。本文仅仅是对发掘材料的初步研究，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抛砖才能引玉，切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指正。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