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湖通史》为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研究成果，全书由15章构成，共分上下两册，概览性勾画了湘湖的地质时期、自然形态、水库形态，以及由水库传统功能转型而成的大众性现代旅游休闲型等几大阶段，对湘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此，我们节选其中的精彩内容，让读者更系统全面地了解湘湖文化。

湘湖风光

元朝定鼎后，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的98年间，萧山县共有18位县级、副县级官员,其中直接参与湘湖事务的有元顺帝至元、至正间（1340-1341）的县尹苏友龙；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的达鲁花赤亦马丁、县尹崔嘉讷；元顺帝至正中的县尹於善。这四位在元朝最后30年间任职萧山的官员，面对湘湖有不同的态度，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苏友龙“弛湘湖之禁以利民”

苏友龙，金华人。以宋濂所撰墓志铭为基础的乾隆《县志》称：“苏友龙……会岁俭，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启常平仓以赈饿者。”把苏友龙在政务上既有眼光、又能通融、更敢负责的本事刻画得非常生动。很显然，“弛湘湖之禁以利民”的举措会招致批评，但并不清楚所“弛”之“禁”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如果只是为了应付“岁俭”，那就不是改制，更不是破坏，仅是权宜性的救急，以补民之“不足”，评价上存在斟酌的余地。对于县尹苏友龙来说，湘湖不过是身外之物，是一个可为自己创造政绩的工具。

亦马丁“见湖涸不潴，有废湖之请”

“监县亦马丁”是萧山的达鲁花赤(元代对各级行政机关最高监治长官的称呼)。据毛奇龄《水利志》记载：“监县亦马丁见湖涸不潴，有废湖之请，赖县尹崔嘉讷争之得已。然湖民亦渐有侵占者，至是尽还官。开治但修湖，而侵占已清。后以兵赞，故不得还。”“见湖涸不潴，有废湖之请”，是基于多种判断的结论，不一定就是颟顸昏庸。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距湘湖成库已230年，湘湖的淤积程度相当严重，至少在亦马丁看来已无法潴水，所以就向朝廷建议“废湖”为田，因遭到县尹崔嘉讷的反对而作罢。

崔嘉讷“不阿附监县，有功湘湖”

嘉靖《县志》中没有崔氏为何反对“废湖”的记载。乾隆《县志》的编者引毛奇龄《水利志》后则称崔氏“不阿附监县，有功湘湖”。崔氏不肯或不屑“阿附监县”，显然是因为元末蒙古已在走下坡路；而所谓“有功湘湖”，应该是对湘湖湖体的“侵占”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如何“开治”、如何“修湖”，则无具体材料，因为“湖民亦渐有侵占者”绝非个案，很难凭一般的清理手段就可解决。“有功湘湖”云云，只是提出建议、小有成绩而已，一旦元末“兵燹”四起，天下大乱，肯定不了了之。不过，崔嘉讷打通碛堰山口，开凿新河道，引部分浦阳江水，经碛堰山往西，从渔浦注入钱塘江。此举对于明中期最终改变浦阳江下游干道的走向，从而缩小湘湖库域的水利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

於善“西江诸塘，防筑水患”

嘉靖《县志》称“於善……德性宽厚，以礼导民，兴礼学官，防筑水患，里巷翕然，秩满辞职，遂居于邑之长山乡”；毛奇龄《水利志》增加了其与湘湖有关的内容：“至正八年，於善由杭州推官改任县尹，到任后大兴水利。时山贼四起，饥民多乘间窃发，田亩荒秽；湘湖俱芜塞乏水，善以官帑发饥民疏浚。兼捍筑西江诸塘，民受利焉。……里家于邑之长山乡，相传长山有於司判墓，今不存。”结合两种资料，可知於善是在“西江诸塘”进行“防筑水患”的作业，把滔滔钱塘江水阻在大堤之外；对于湘湖，则是“以官帑发饥民疏浚”。元末时湘湖已“芜塞乏水”，但并不是没水，所以不能也不必如成库时那样“以山为止，筑土为塘”，而只能、也只需略作“疏浚”，就可将现有湖水资源盘活。

综上所述，元末萧山四长官对待湘湖表现出四种态度和行为：苏友龙“弛禁”，亦马丁“废湖”，崔嘉讷“清理”，於善“疏浚”。四官中行为最消极的是亦马丁,其次是苏友龙，崔嘉讷是主动，於善则是积极：他不但对水库存在的问题有准确的认识，采取的措施也很恰当、得体。结果自然可以想见：湘湖疏浚，水利恢复，饥民脱困，皆大欢喜。难怪於善要选萧山为永居栖身之地了。

注：本文节选自《湘湖通史》之《元末四长官与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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