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在·杭州》

杭州，集山川河流之毓秀，得宋韵文化之风韵，《马可·波罗游记》称之为“世界上既高贵又美丽的城市”。

中新社浙江分社和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同编撰的《行在·杭州》一书，以杭州遗址文化为切入点，以其最具影响力的人文资源为纲要，以最具代表性的杭州风物为基点，从杭城的历史遗迹、古今对话、舌尖美食、乡村乡愁、时尚未来等多个方面展开，呈现了丰富、深厚的杭州韵味。

这是一本解码杭州历史人文的文旅图书，邀请知名作家、专家学者、流量博主为杭州润笔，以文学性的语言、丰富精美的图片，展现杭州各个历史阶段的名胜古迹及其文化底蕴，通过介绍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故事，呈现这座城市的深厚文化魅力，用笔尖编织出一张杭州历史文化的导览图。

三贤堂：西湖文化的一个定格

姜青青

姜青青，曾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编委、新闻和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宋代文化方向研究。曾出版《

宝石山上“十三间楼”，苏轼做了个梦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四月二十八日，杭州知州苏轼跟他的属官刘季孙（字景文）起了一场争执。

也是杭州经年大旱，西湖日益干涸，葑草蔓生，湖将不湖。苏轼下决心发动民力疏浚西湖，挖除葑草，修筑一条湖上新堤，以此救灾，也是救湖。故而这天，他在州衙官吏的陪同下，一早北出凤凰山州衙双门（在今万松岭路东端附近，南宋皇城在此建和宁门），登临吴山，祭祷“城池护神”城隍。

这次祭祷非常隆重，除了一应香烛祭品，苏轼甚至在起草给朝廷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这篇著名奏章要到五月初五才上奏）之前，就专门写下一篇献祭“祝文”。在吴山祭祷结束后，苏轼还要去涌金门外西湖边的“水族统领”五龙王庙接着祭祷，然后再去宝石山下的“钱塘龙君”水仙王庙祭祷。先神明，后朝廷，一日三祭，可谓虔诚至极。

三处“祝文”合称《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祝文》，中心意思就是为生灵百姓浚治西湖，祈祷神明大力佑护。其中说道：“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眢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这是苏轼第一次将西湖比作人的眼睛，希望在接下来的西湖疏浚中得到神助，“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还唐代西湖的本来面目。

苏轼一行人祭罢城隍，下吴山，西出涌金门（南宋时称“丰豫门”），再祭于湖畔五龙王庙。等到一行人抵达宝石山下水仙王庙躬行第三次祭祷时，发生了一场小争执。

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刘季孙眼见苏轼已经连赶两场“盛会”，身心俱疲，作为属官，他要为知州大人分忧，便提出这次祭祷由他主祭。刘季孙为武将之后，一张黑脸满是又粗又长的虬髯。他执掌浙西地区武备，却无一般武臣的粗俗之气，喜好文史，俸禄所得全换成了古文石刻、名迹异书，也好游历山川，豪爽脾性深得苏轼欣赏，是以两人平时过从甚密，公事上他也常能助苏轼一臂之力。

苏轼决意浚湖与刘季孙的一句话极有关系：“我公开撩西湖之需，朝廷救灾钱粮余额一项，讨要度牒一项，仍有不足，本路兵马也可差遣。”他以其职权调派军兵浚湖筑堤，等于在财力和人力上为苏轼开浚西湖“兜底”了。

可这次苏轼断然拒绝了刘季孙的好意，坚持自己全程主祭，亲诵祝文。刘季孙则不依不饶，大着嗓门要对主祭之位取而代之，惹得苏轼差一点儿爆粗：“你个不晓事的大胡子老黑！你也不想想去冬今春你的那几次祭祷？”

原来那时杭州实在旱得不行，刘季孙屡屡祈雨却不得。某天州衙会餐，天上阴云密布，刘季孙自告奋勇再行求雨。结果呢，大家头顶几星冰凉，老天爷只落了一点儿吝啬的小雪，一片云便随风而去。苏轼当即开涮刘季孙道：“占雨又得雪，龟宁欺我哉？”见刘季孙一脸尴尬，苏轼转而又道：“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总算给刘季孙留了点儿面子。现在苏轼搬出这段故事，意思是说：今儿一日三祭，事关西湖何去何从，须得虔诚再三，你在这里胡搅蛮缠净打“横炮”，捣什么乱！你那祭祷就两字——不灵！刘季孙大窘不已，只好让开作罢。

日落未落时，一行人祭罢水仙王后，赶到了“十三间楼”。这是位于西湖宝石山大佛头（也叫秦皇缆船石）之上的一个建筑群，天生一处观景台，苏轼在杭州时，非常喜欢在此看湖宴饮、办公作文。

但这时他累坏了，在一张竹榻上倒头便睡。恍惚间，他感觉还在水仙王庙里诵读祝文，周边却空无一人。恍然出了庙门，却见一水之隔的孤山那边，老少妇孺、贩夫走卒，人来人往。倏忽间自己也来到了孤山，辗转见到竹林中一座小筑，仿佛记得这是纪念林和靖先生的祠堂。正待进去，一人从门内走来，炯炯双目，清瘦脸庞，高瘦个子，道骨仙风，转眼又不见了。他好生惊奇，随影而往，迎面一片梅树，青果累累，想起曹孟德望梅止渴的故事，咕咚咽了一口口水，竟自醒了——原来做了一梦。

已是掌灯时分，苏轼着实感到饿了，起身随便吃了点儿，还想继续睡，却一眼瞥见刘季孙一脸欣喜，抱一卷轴进了屋。苏轼顿时来了精神——这老黑此时来此，所挟必是妙趣之物！

虽有水仙王庙求祭不成的尴尬，但并不影响刘季孙与苏轼探古鉴今的雅兴，这次他带来的是西湖隐士林逋的一卷墨宝。两人灯下展卷，好一件俊物！

是林逋自书五首诗作的手迹，书体秀逸瘦劲，风姿绰约，极似宋初李建中风骨俊瘦的书风。诗后题识：“时皇上登宝位岁夏五月，孤山北斋手书，林逋记。”可知此作是67年前，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林逋归隐西湖孤山时所写。

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林逋《自书诗卷·春日斋中偶成》（姜青青提供）

和靖先生品格高洁，诗风清新，一直就是自己景仰的先辈，现在竟然一梦而见，一见其真，苏轼大感奇妙，于是即兴在诗卷之后题诗一首：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

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

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

我不识君曾梦见，眸子了然光可烛。

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

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

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

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

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

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

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林逋《自书诗卷》苏轼题跋（姜青青提供）

诗中称赞林逋生活的环境、作为隐士的高洁、书法诗歌的特点，以及耿介不媚的高风亮节。林逋有《葑田》诗云：“淤泥肥黑稻秧青，阔盖春流旋旋生。拟倩湖君书版籍，水仙今佃老农耕。”水仙王竟也做起了“地主”，于是苏轼在诗末不无开玩笑地说，和靖先生祠也太狭小了，应该请他来孤山水北配享水仙王，将蔓蔓葑田管起来。

林诗苏跋，两篇名人书法与诗歌相映生辉、珠联璧合，中国艺术史就此留下一段佳话。

苏轼等“三贤”成了水仙王“陪客”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从这年五月开始，苏轼与刘景文等人每天指挥数千军民，大干五个多月，完成了西湖疏浚和新堤修筑等惠民工程。这是西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工程，不但西湖再次得到治理，而且苏堤与白堤从此一同支撑起西湖景观的基本格局。只是苏轼未及好好流连品题西湖新景，便于次年三月被召回汴京。继任者林希顺应民心，在新堤牌坊上题名“苏公堤”。但随着苏轼遭受迫害被贬岭南，“苏公堤”牌坊又很快被后任吕惠卿毁去。

北宋之末党禁渐弛，杭州第一次在孤山广化寺出现了以白居易、林逋和苏轼三人为祀奉对象的三贤堂。最初因为广化寺中有唐代竹阁遗迹，仅祀奉白居易一人，之后加上了林逋与苏轼，就有了“三贤堂”之称。

那么问题来了：白居易和苏轼因有惠民之政而备受大众尊崇，林逋一名独善其身的隐士，又何以能跻身三贤堂中？即使明清时期西湖又有“四贤堂”（原三贤再加一唐代李泌），林逋依然不可或缺。

其实，林逋虽无功业于世，却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了西湖，是名副其实的“西湖诗人”。他的诗歌如《山园小梅》（其一）的颔联与颈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被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而且像“先偷眼”“合断魂”的艺术描写，开启了西湖人格化的境界，是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予以西湖人格化定格的先声。西湖的清雅格调、恬淡意境、中和意韵，无不因林逋而成为一种极具魅力的人文底色。人们总是喜欢把林逋和对西湖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相提并论，对此现象，明代杨孟瑛说：“西湖之功，成自三贤；西湖之风，参以逋仙。”因此，三贤堂的建立，可以视作是对西湖文化的一种定格。

不过，三贤后来的境遇在南宋却几经变故。

宋高宗定都杭州后，为宣扬“君权神授”，在孤山创建四圣延祥观，竹阁随广化寺被迁至北山路口，三贤堂则被废弃。

直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临安府尹周淙某天读到140多年前林逋的那幅《自书诗卷》，以及80年前苏轼在林逋手迹后的题跋“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深有所感，便利用宝石山下水仙王庙东侧厢房，重建三贤堂。当时的水仙王庙人多嘈杂，周淙在此恢复三贤堂，也是期望以三贤名望抑制这庙中的喧闹氛围。这番操作让消失多年的三贤堂重回湖上，功莫大焉！

但周淙做事还是稍欠考虑，由此带来了三贤堂的再次迁建。

半个世纪后的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临安城再遇旱情，时任临安知府的袁韶某天来到水仙王庙祈雨。但见这水仙王庙坐北朝南，水仙王像华彩鲜丽，居于正堂之上，而三位先贤塑像只能“俯首”居于祠庙一侧。周淙当初将三贤堂建于水仙王庙，意图抑制庙中的喧闹，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因为知府大人前来祈雨，官府的帐篷在三贤堂前随处搭建，一片乱糟糟的，毫无敬重之意。更有一班吏卒喧嚣其间，箕踞堂前，祠谒三贤应有的礼敬氛围荡然无存。袁韶看得眉头都皱起来了。

而当袁韶了解到那卷林逋手迹和苏轼题跋后，更觉得周淙做法不妥。苏轼诗中只是说到林逋可以“配食水仙王”，周淙却把苏轼连带白居易也一并请入水仙王庙“配食”祔祀，仿佛水仙王的“陪客”，这是不是太过了？

于是，袁韶上书朝廷，说“正当苏堤之中”的地方现已寻得一所荒废的花坞，“前挹平湖，气象清旷，背负长冈，林樾深窈，南北诸峰，岚翠环合”，提议将三贤堂迁建于此。宋末官修的《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上，在苏堤第三桥（即望山桥）和第四桥（即压堤桥）之间，清晰地标示了三贤堂的位置。

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局部（姜青青提供）

该书收录的吏部侍郎程珌撰写的《三贤堂记》说此地风景绝佳：“规度逾之，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号花坞，后垄如屏，众木摇天，前峰如幕，晴岚涨烟，十里湖光，一碧澄鲜。”点出了花坞之地在苏堤西侧百步（约合今天的150米）方位。

袁韶的提议得到朝廷许可后，便在花坞此地修建堂宇，辟建勾连苏堤的大道，奉安三贤。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三贤堂“祠堂之外，参错亭馆，周植花竹，以显清概……又有堂三，曰‘水西云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三堂题名分别点出了三贤歌咏西湖的诗作名篇。

程珌《三贤堂记》说：“千杵筑堤，万斧治宫，栽花莳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桥北，一径窈然，与人世隔。如宫水精，如屋琉璃。乃奉三贤，祠而祝之……僝工于壬午之腊，竣役于癸未之春。”这里言简意赅地描绘出三贤堂建造和园林上的一些细节，并记载了营造时间，即开建于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冬季，竣工于次年春季。

袁韶迁建三贤堂本是为了让三贤免受滋扰轻慢，用为教化之所，但此后他却有违初衷，一举不当，招来了社会舆论的讥讽。宋元笔记记载，苏堤三贤堂建成后，袁韶“大榷酒利，虽湖上三贤堂亦令卖酒。有题诗于壁者曰：‘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冷落在湖边？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袁韶办酒钱’”。

这首题壁诗说，以前你们仨总是抱怨在水仙王庙被冷落了太久，现在你们终于火了，别再啰唆，赶紧襄助知府大人多卖几个酒钱吧。临安府地方长官征收酒税本是分内事，但袁韶在三贤堂的此举显然失当。幸好他后来闻过则改，三贤堂里卖酒吃的咄咄怪事才被制止。

三贤堂（张关春摄）

宋元画中两座三贤堂的异同

三贤堂迁建苏堤之后，文人雅士西湖览胜有了新的景点。程珌有“四方来观”之说，时人王柏也有诗云：“要识湖山真面目，偷他冷月访三贤。”或许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南宋马元忠的画作《山水图》。宋元时期还有一幅有名的写实画作《西湖清趣图》（作者不详），描绘环绕西湖一周的景物，苏堤三贤堂当然也在其中。

马元忠《山水图》视角大致取45°鸟瞰角度。这与南宋时期诸多西湖题材绘画如夏圭《西湖柳艇图》、陈清波《湖山春晓图》、李嵩（传）《西湖图》等的视角一脉相承。从绘画布局来看，苏堤三贤堂建筑群（画上仅有一半）及其背景西山，为此画重点。但画师又对实际空间比例进行了压缩，拉近三贤堂与其右侧压堤桥的距离，以桥压住画面右边的空间：桥上红栏杆和桥堍红望柱，以及跨桥而来的三名打伞游客，以这样的艳丽色彩和动态人物活跃画面右端，使整幅画产生了艺术上的平衡感。

弗利尔美术馆藏宋元佚名《西湖清趣图》中的三贤堂（姜青青提供）

将《山水图》与《西湖清趣图》上的三贤堂放在一起看，又可见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先看入口一带的四个细节：一是入口两旁的围墙构造非常相像，但围墙内，《山水图》仅有园亭存在，《西湖清趣图》则画有长势茂盛的丛竹；二是入口处，《山水图》上没有门，只有两杆红色望柱，而《西湖清趣图》却有一座红色木衡门，如同古代城市坊巷口两柱夹道、横梁题匾的牌坊；三是两幅画随后均绘出一座拱桥，但详略各异；四是《山水图》上拱桥之后为一甬道，两侧设置栏杆，栏杆之外是岸芷汀兰，而《西湖清趣图》上过桥接一方整平台，临水四周围以栏杆，植以桃树，但水面上空无一物。

上述四个细节，究竟以谁为是？前面引述的袁韶之言“周植花竹”，以及程珌说的“栽花莳竹，石梁卧虹”，可见三贤堂一带陆地种有花卉和竹子。是以《西湖清趣图》所绘更符合袁、程记载，《山水图》仅有水生植物。而在拱桥的描绘上，也是《西湖清趣图》细节更多，更胜一筹。

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李嵩（传）《西湖图》中的苏堤第三至第四桥段，左下圆图为三贤堂放大图（姜青青提供）

再说门，对照南宋李嵩（传）《西湖图》局部放大图，细看之下可以发现，有一座由立柱横梁构建的木衡门。因此，还是《西湖清趣图》的图像更接近事实。

当然，在技法上，《山水图》属于山水画，重在写意，而《西湖清趣图》是界画，偏于写实，两者的艺术构思、景物取舍和风格技法各不相同，并不能强求一律。而且，三贤堂存在于苏堤上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四周花木或因季节枯荣，或因病害凋萎，其入口木门受寒暑风雨的自然侵蚀而有重修、更替和变化，由此造成三贤堂建筑细部和生态环境在不同图像之间的差异，当属正常。

再看这两幅画上三贤堂主体建筑的差异。两者均绘有黑色墙面的廊庑，且廊庑里外都有垂柳栽植。《山水图》上的廊庑更为规整，四方围合三贤堂的主体建筑；廊道进门处设有栅栏，内外壁上洞开类似壸门状的半圆形窗户；正堂为一主两挟屋，当是奉祀三贤之堂；之后便是一片空地。《西湖清趣图》上的廊庑不甚规整，营建于主建筑两旁与后侧。两侧廊庑各又接出一廊道，旁通一南一北水岸边的两座位置对称的水堂，水堂为双脊三开间构造，其红格子窗甚为少见；主体建筑前设围墙，中开门厅（两边各有一耳房），入门厅后为正堂，也是一主两挟屋；紧贴正堂之后又有一后堂。

这两幅画上的主体建筑只有正堂相似，其余建筑在形制上颇多差异，甚至彼有此无，不一而足。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除了画种、风格的不同之外，或许《山水图》所绘为南宋中期初创未久的三贤堂，《西湖清趣图》上的则是南宋末年的构建。两者前后相隔数十年，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更有修缮、改建、新建之处，这也正是程珌《三贤堂记》末尾所歌“傥来者之能必葺兮，期分尔席之西东”之意。

赓续遗韵

苏堤三贤堂存世有半个多世纪，直到宋亡之后圮废。南宋诗人方回入元后，写有一首《三贤堂已无，官卖其址》：“三贤无像亦无堂，败柳犹垂赤土墙。官卖神祠有前例，熙宁丞相起坊场（原注：江南卖酒谓之春场）。”三贤堂虽然已废，但诗人仍对袁韶当年在此卖酒之事耿耿于怀。

此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三贤堂重建于杭州城内西湖书院，由此退出西湖景区。

再说林逋《自书诗卷》，后来在明代曾为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经眼，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在南巡杭州时喜获这幅书卷。林逋和苏轼诗书并美，让他深爱不已，兴之所至，他在林逋和苏轼墨迹之间“乘隙”插入了自己步苏轼原韵题写的一首诗，其中有云：“新得先生遗墨妙，日观不厌继以烛。五诗神合暗香句，清峭雄浑无不足……马迁死后良史无，峰色湖光皆实录。即景合璧咏双绝，和吟岂谢巴人曲……”随后又在苏跋之后题道：“钱塘孤山放鹤亭，宋处士林逋旧隐处，苏轼所为赋诗者也。西湖行宫在其阳。丁丑南巡，适得处士诗帖，坡诗宛在，墨彩犹新。顷来湖上，重展是卷，缅高风于千载，抒雅兴以重赓。并纪卷末，以志缘起。”

林逋和苏轼的这件合璧佳作从此入藏清宫内府（今藏故宫博物院）。此后乾隆皇帝又分别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三次用苏轼原韵御题七言诗。前后四叠苏韵题诗，足见乾隆皇帝“缅高风于千载，抒雅兴以重赓”的情怀，更透露了他对杭州西湖文化的倾慕之情。

如今，走在西湖苏堤第二桥（锁澜桥）与第三桥（望山桥）之间，与小瀛洲三潭印月隔水相望的东侧绿地上，可见一座新建的黛瓦红柱长廊建筑，北廊入口匾题“水西云北”，长廊中堂匾题“月香水影”，南廊入口匾题“晴光雨色”。长廊前硕大的湖石上，刻“三贤堂”三字。湖石边的中英文对照说明牌称：“三贤堂亦称先贤堂。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为纪念白居易、林和靖、苏轼三位西湖先贤，临安府尹袁韶在锁澜桥与望山桥之间，建立三贤堂，元初堂废。2021年，在原址附近重建三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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