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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长陈布雷在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1930年9月20曰） 今天为国立浙江大学三周年纪念，又为校长及教职员宣誓典礼，蒋部长委本人前来监誓；本来近在咫尺，亦当来此观礼，今得躬与盛典，不胜荣幸！浙江大学现在校址最早为求是书院，曾一度改称浙江大学堂，虽则彼时之浙江大学堂与现在之浙江大学不同，但在彼时亦足当大学之称而无愧。其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兄弟即为当时髙等学堂学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高等学堂（即浙江大学堂所改称）旋即停办，关心文化者惜之，于是社会办省立大学之呼声甚盛。民国八、九年已有办大学之提议，至十一二年动议创办杭州大学，勘定校址，聘请董事，终以经费关系，事又中止。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大家咸以为在文化上应有一番新建设，于极困难的环境中，经蔡先生、蒋部长等之苦心擘画，乃有第三中山大学之实现。以旧有之工专、农专两校为基本，复添设文理学院，旋又改称为浙江大学，至今已三年于兹。此三年之中，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但此婴孩长育极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荣幸聘得许多名教授，就学生言，亦较其他大学无逊色，此则可以自豪而自慰者。邵校长对于浙大之创始、经费极有贡献，本人在髙等学堂时即为亲承邵校长教训之一人。其办事之谨严，注意之周切，爱护青年之恳挚，本人亲承诲迪，虽距今已二十年，而回忆旧时情景，恍如昨日。诸位同学得来此求学，亲承训导，实可庆幸。浙大物质方面，有待于扩充者甚多；但此种种缺点，掩不了其他的长处。浙大之历史的地理和环境与众不同：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来，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光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李石曾先生论学术思想，常说:“勿守东西旧，须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广之曰：“弗迷新与旧，但辨是和非。”盖亦求其是而已矣。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一点。最后，先哲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虽属陈言，而意义常新。处现社会一切未上轨道之时，学者应以力求器识宏远为第一义。大学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应有傲岸矜夸之概，而胸襟志趣却应与众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气度，而后鄙吝、浅狭之念自消，则所学方能致用于社会而不为社会害。此则希望学生方面注意，并望学校之训育当局留意焉。以上所言，皆为本人管窥蠡测之所见，但自信所言或不致与蒋部长之意相背驰，谨代表致辞如上。敬祝大学进步！校长、教授健康！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三期，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注：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1911年毕业，先后在上海《天铎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从政，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29年8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后相继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策顾问，1948年在南京自杀。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