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苕溪治理继续沿袭明代的一套实施和管理制度，以官府为主倡导并组织谋划，但清代更多地利用民间乡绅的威望和组织力量，参与到治水的全过程中。道光以后，东苕溪上游棚民开山，大量水土流失导致南湖淤积更为严重。对南湖的治理，仍是水利之重。但清代在东苕溪沿岸及其支流流经地区修筑了大量的水利辅助设施，如塘、堰、闸、潭、坝、瀽等，抗洪与灌溉兼重，水利功能的范围得以扩大。 

一、苕溪水利制度、技术及管理 

嘉庆《余杭县志》记载：“堤防之设，所以为旱潦之备，依时修理，则水旱不能为害。余邑各庄塘闸、陡门，其有修筑，皆各庄有田者出赀经办，每年推一人或数人为首，谓之塘正、圩长以董之，县丞时加省察而劝惩焉。”由此可见，清代苕溪治理的经费和人力主要依靠民间，塘正、圩长也是推举民间有威望之人担任，而县衙的作用主要是“省察”和“劝惩”。但是，“国朝以来，县令、主簿、丞以管干塘岸入衔，任满无损者有赏，故随时修筑。”可见，清朝对苕溪流域辖县官员的考核与治理水利挂钩，地方官员对治理水利比较重视。对地方官府而言，水利工作是一种政治责任，稍具规模的水利工程，必须由官府出面组织谋划。

明、清时期，官府还采用奖励手段，动员富民捐募经费兴修水利，以为善举。郡、县官员也捐俸治水。据嘉 庆《余 杭 县 志》载 ：康 熙 十 年（1671年），县令张思齐捐资修筑天竺陡门，改旧井字为八字式，以便启闭，后开浚港道，引溪流入，灌溉田亩；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余杭知县龚嵘捐银300两，县监贡生邵斯杨捐银200两，疏浚余杭塘河，修筑砌石堤塘。

利用民间力量特别是地方著名乡绅的势力，参与到治水的整个过程中，也是当时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光 绪 十 三 年（1887年）十一月，粮储道廖寿丰主持开浚南、北湖，命邑人丁丙、仲学辂对西险大 塘 择 要 挑 浚，分 段 清丈。丁丙（1832—1899年），字嘉鱼，号松生，别署钱塘流民、八千卷楼主人、竹 书 堂 主 人 等。钱 塘 县

人。丁丙世家经营布业，富于资财。自幼好学，一生淡于名利，终身不仕，爱好收集地方文献，是晚清著名藏书家，著述颇富。丁丙也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在民间享有较高的威望。仲学辂（1836—约1907年），字昴庭，是钱塘长命乡仲家村（今属余杭区瓶窑镇）人。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授宁波教授。是清代著名医家。曾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后主持浙江医局，是钱塘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仲学辂不但精医，对故乡水利事业也十分关心，著有《钱邑苕溪险塘杂记》《南北湖开浚记》等文。丁丙和仲学辂两人，是民间乡绅的代表人物，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光绪十六年挑浚三苕，“发交南湖善后局绅董褚成信、潘曾寿具领兴办。”褚、潘两人亦为地方著名乡绅。

清代水利经费有“动帑开支”“动帑借支”“自行集资”三种渠道，官府直接投资为动帑开支；官府先行贷款或借支，以后按受益者田亩收取归还，称动帑借支；按田亩摊派收取工程款项称自行集资。兴修水利的劳动力主要依托于劳役制度，清代实行“按田出夫”，以田亩多少派定工役。

水利问题除了自然坍圮、泥沙淤积造成的影响外，也有人为破坏的因素。与社会问题的处理相比，水利技术上的应对相对简单，工程也不复杂。对于苕溪、南湖、瓦窑塘、化湾闸等水利防护工作的维护、重建，主要见诸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同治等时期。从技术上讲，是要调蓄山地径流，对山地水源有较好地控制。整个水患发生到地方申请维护的过程，较为周折，不利于及时地应对水灾的影响。因此日常的防护与社会应对，变得更有意义。

溪南的瓦窑塘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毁圮后，余杭县训导任昌运负责重筑，并修筑乌龙笕塘。维修瓦窑塘的技术手段，在任昌运《乌龙笕塘诗》自注的文字中，被简单提及：“壬子五月，瓦窑塘坍，余力主 囊泥塞决口。”次年，知县张吉安提出讨论溪北吴家埠（吴家潭）塘矬陷后的修理问题，基本工作就在取土培护塘身，但经费无从着落。当地人潘瑗提出的方案，是改筑石塘脚以护塘身，可以由附近田圩每亩各留一条，以便取铺塘面。这样小规模的工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易为官府所认可，便于民间组织实施。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杭嘉湖三府发生大水灾，官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南湖的淤塞，朝廷要求地方上“通湖复挖，并量设堰闸”。但已成平陆的上南湖“桑麻弥望”，开浚工作相当困难。当时预期的南湖蓄泄的良好状态，是苕溪涨而湖涨，溪涸而湖亦涸，溪水落则湖中之水仍退回溪中。直接受惠于这种调蓄功能的区域，包括了余杭县东南十四里的范围以及钱塘县钦贤等里。湖身高于南苕丈余的态势下，即使开深数尺，如果溪水弱小，并不能激行而上，对容蓄无益，勘估的开湖工程太过浩大，提议因而寝息。

次年，浙江省府又提出挑浚南湖事宜，不过只令余杭县东南在城等二十四里之民承担，计划是按户派方，总计粮银一万八千，而所去之土，沿堤阔只二三丈，深不及一尺。后来这被认为“并无裨益”的工程。

到道光四年时，南湖沙土淤积，几与高阜埓，五亩塍荒废而仅存遗址，石棂桥久圮不修；南湖塘堤尚未倾颓堙塞的，不过是近沾水利的居民自行捍固的结果。此时，由于棚民在山乡大量的聚居生活，导致了山区沙土松浮，水土流失严重。此时对于南湖水利的疏沦之方，与明代聂心汤的“浚湖六议”、戴日强的“南湖说”等，状况明显不同，需要当政者在水利事业上“因时制宜，因地立法”。乾隆年间的进士王凤生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策略，他说：“南湖屡浚屡塞，推原其故，系由河土易淤，难以善

后。似可招募窑户，令于上南湖废址内筑窑，以烧砖瓦，任取湖土，不索其值。且土质坚细，尤与相宜，将两利俱得，后此不待疏而自治矣。”

北湖虽然很早淤成平陆，也无堤岸，但如果按王凤生这个方案推行，既能以逸代劳，也可望逐步恢复北湖的调蓄功能。不过，清末官方推动的整顿南湖水利工作，仍以聂心汤的“浚湖六议”为基本方向，即开港道以浚全湖、修塘坝以资蓄泄、浚苕溪以畅上游、定界址以复旧规、拨绢捐以充经费、派大员以镇全局、委营员以资督率、谋善后以垂久远。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政府重振地方社会与秩序，重视山乡的水利工作 与 经 济 生 活。杭 州 知 府 谭 钟 麟（1822—1905年）在同治五年三月提出，瓦窑塘水利的主要问题，在于山区的竹木各商运货，长期令簰户在瓦窑塘边钉桩，绊系竹木，溪流湍急，日夜动摇塘身而使其损伤。人为损坏塘身的说法，多与商人的活动相关。“地方”（如牙侩、篙工、“劣董”等）暗磨碑石禁约文字，并贿赂吏役，以期破坏地方存在的水利维护秩序，也招致官方有力地抵制。官方断续发布禁约，期望调和公益维护与私利诉求之间的矛盾。同治八年（1869年），地方政府重申旧章，令将竹木放木香埠以下堤边桩系，不准在瓦窑塘绊系。倘蹈前辙，即将牙行、地保等严惩。复行勒石示禁。

又如南湖淤塞，由于临安、於潜二县棚民遍山开掘树根，栽种杂粮，致沙泥随涨下积，是一个重要原因。余杭人潘瑗曾论及：近年福建、温州籍棚民大为增加，这些人多居山中，开荒种植玉米为生。现兵燹初靖（指太平天国被平定），很多田地荒芜，可令种山者下山种田，不得像以前那样开山，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恶化。请檄饬临、於两县，永禁开山，违者严惩。浙江布政司出示告示，令临安、於潜二县厂民“尽行种田，永禁开掘山树，栽种十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方发出的最后禁约：“凡在港道以内，无论土客，永远不准搭棚私垦，以杜争端，而保水利。倘敢故抗，一经查出，定即饬提到 县，照‘侵 占 官 田’例，从 严 究办，决不估宽。”但是，这种禁令效果有限。

清代，浙江巡抚兼管水利。顺治、康熙年间曾设水利屯田道和盐驿水 利 道。光 绪 年 间（1875—1908年），设立钱邑险塘公所，凡西险大塘一带修理陡门塘堤，开浚河流，均归公所录办。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省咨议局第一届年会决议，由杭、嘉、湖三府绅商在省城组织浙西水利议事总会，由杭嘉湖道监督；各府设分会，各府绅商有公益成绩，并不犯咨议局章程第六条各项者，可选为会员。

清代在南湖、苕溪堤塘修建了不少陡门、坝闸等水利设施，采用设立坝夫、闸夫等方式进行日常管理，“官给工食”，即由官府支付费用。据清代嘉庆《余杭县志》记载：南湖滚坝设坝夫一名、西涵陡门闸夫二名、龙光陡门闸夫一名、倪、郭家陡门闸夫一名、黄家陡门闸夫一名、暗陡门闸夫一名、下陡门闸夫一名、天竺七里陡门闸夫二名、响山陡门闸夫一名、罗涨顿村陡门两处闸夫共五名、姚、黄二坝陡门两处闸夫各一名、石濑陵门闸夫一名，均“官给工食”。“各闸夫工食银五十一两。西涵陡门二［名］，罗怅陡门四名，下陡门黄家陡门、寺中陡门、班湖陡门、顿村陡门、石濑陡门、郭家陡门、姚坝陡门、黄坝陡门、天竺陡门、龙光陡门各一名，每名银三两。南湖坝夫一名，银二两。” 

二、官方组织的治理

1.对南湖的治理

清代，由于客民垦植，苕溪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溪流挟持入湖的泥沙越来越多，南湖淤塞越来越严重，康熙《余杭县新志》记载：“岁计南湖暴涨，不下数十次，而慢水停泥，计次积毫厘，岁增分寸。”“今湖水淤涸，甚至营马放牧。”虽然清康熙、乾隆时屡加挑浚，但因工费浩繁而未能深浚，加之侵占湖地继长不已，至清康熙十年（1671年），经抚院范承谟勘察，南湖仅存 5142 亩。乾 隆 年 间（1736—1795 年），“上南湖尽成阡陌，势南浚复，且地势本高峻亦不能蓄水”，而下南湖“亦间断 开 垦 成 田，土 名 百 亩圩、王毛圩、荒荡圩，共丈有入额完粮田地三百二十余亩。.....湖身窄小，不能多蓄，一经山水骤涨，节宣天地”。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南湖已淤积成陆，完全失去了调蓄山洪的作用。光绪时测量全湖面积为“十五方里弱”。

清代浚湖的次数较前代有所增加。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先后治理南湖六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康熙十年、康熙十九年、光绪十六年三次。

康熙元年（1662），县令宋士吉鉴于滚坝日渐颓圮，就在滚坝内一侧筑辅坝，“凡木石费千金，人工以万计”，“其广袤高下一与滚坝等”。

康熙十年（1671年），钱塘县令何玉如奏请浙江巡抚范承谟，认为余杭南湖为钱塘县之咽喉。南湖一决，下游钱塘即遭其害，建议省府统筹，联合各县疏浚南湖。九月，巡抚范承谟酌浚南湖，捐俸委杭州知府嵇宗孟，会同仁和、钱塘、德清诸县分工疏浚，加高堤塘，“堆贮湖中积泥成丘十余座”。余杭知县张思齐，昼夜监督开浚，将抚院范公所发捐资，给散各县民夫，民众大受鼓励。经历三月工程完工。

康熙十九年（1680年），知县龚嵘根据地方士绅的呈请，严禁南湖周围乡民“私蓄鹅鹜及纵牛羊于湖”，并得到抚院李公的批示，以垂令典。是年开始，知县龚嵘组织疏浚南渠、木竹两河，增筑南湖五亩塍、滚坝辅坝，以护滚坝之四周，辅坝的高度和宽度与滚坝相同。又复修十字长堤和六桥，且于塘堤四周遍植桃柳，增建亭榭，在十字交叉处筑澄清庵，延僧居住，朝暾夕晖，男女老少游玩观赏，犹如杭州西湖。至康熙二十三年，工程基本完工。余杭后人建龚明府祠以纪念知县龚嵘。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浙江巡抚永德履勘南湖形势，及建塘设坝原委，向朝廷奏报，议将下南湖西南隅，所有新丈入额田地三百二十余亩，铲复豁粮，以还湖身之旧。又滚坝东皂荚泥塘，逼近深潭，易致冲决，议取湖中浮土填潭，使塘身宽厚，以成要工。凡一切塘坝，仍照旧例，民捐民修。永德认为，上南湖地势居高，每遇水满之时，上南湖民人恐垦田被淹，偷掘下南湖堤埂，以冀泄水，成为下游十四里民田之害。所以，他建议下南湖应修塘坝，仿照绍兴修筑南塘，官收民办之例，酌令应修之各里民人，每岁按亩出钱数文，交官存贮。如遇塘坝应行修筑，即令董事估计工价，按数发交该董事经理，不假书役之手。或有捐剩余钱，即挑土培塘，俾塘身日渐坚厚，湖沙日渐低浅。并添设坝夫三四名，责令巡查看守，以防偷掘。如此，铲复全湖坚筑塘坝，而又岁修以时，巡防有人，则下南湖节宣充畅，足以分杀南苕之暴涨，而湖水潴泄得宜，亦于余邑之东乡十四里，及钱邑之钦贤等里，均可免冲决之患矣。十一月具奏。皇上谕旨：“应将下湖通身浚挖，并量设堰闸，俾得容蓄来源，疏通泉脉，于水利农田两不相妨，方为妥善”。奉旨议行。不过，这件事实际效果如何，县志上所载不多，嘉庆《余杭县志》上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县令汪皋鹤增高湖堤八尺，“所去之土沿塘阔只二三丈，深不及一尺”。

清乾隆后，南湖疏于修浚，十字堤塌，六桥渐废。垦田者越来越多。政府虽明令禁垦南湖，然收效甚微。

光绪十三年（1887年），省城绅士、前户部左侍郎王文韶等呈称：余杭县南北两湖全行淤塞，有关杭嘉湖三郡水利，呈乞筹款浚治。又以两湖并举，无此巨款，请先浚北湖，从北湖东之龙舌嘴积砂浚起。经浙江巡抚刘秉璋批准，札布政使孙嘉谷、粮道廖寿丰，会同绅士丁丙、仲学辂筹议章程核办。所需经费，在粮道廖寿丰捐存浚湖经费五千两项下支给。如有不敷，再动善后经费。后来，余杭县知县路保和奏禀：据余杭绅士董震等禀称：北湖之利，不及南湖，与其先浚北湖，工巨而利仅一隅；不若先浚南湖，工省而惠及三郡。请移缓就急等情。经巡抚刘秉璋饬杭州府吴世荣会绅履勘。杭州府很快回复：南北两湖均宜开浚，但工程浩大，经费难筹，请于余杭先挑浚竹木河，再浚南湖汤湾以下，先挖河中积沙，兼培南北塘堤，再浚北湖。疏通竹木河，可先在进水口设立瀽洞，这是最为紧要的。所有筑涧经费，应由该处绅民筹措等情。于是委令余杭绅士褚成炜，会同乍澉营务处万重喧开竹木河。钱塘绅士仲学辂，会同营务处徐春荣挖开汤湾以下积沙培堤。但是，竹木河最终未能全部开通，因为所捐城乡筑瀽经费，有缴的也有不缴的，终因经费短缺而中止。

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有重浚南湖之举，时浙江巡抚崧骏钦奉上谕疏浚南湖，“挑浚三苕溪及修建石门桥石坝、燕子窝涵洞等，共筹拨赈捐洋十一万元”，修石门，设闸夫。十七年二工竣。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湖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疏浚工程。

2.对西险大塘、北湖及其闸坝河渠的治理

西险大塘系东苕溪的右岸大堤，位于杭州之西，堤塘险要，为杭城及杭嘉湖的西部屏障，东与钱塘江堤塘相对，故称“西险大塘”。清雍正七年（1729年），钱塘县知县李惺在所撰《化湾陡门间议》中，称东苕溪右堤 为“险 塘”。光 绪 十 三 年（1887年），粮储道廖寿丰、邑绅丁丙挑培西大塘称：“西大塘当三苕会合之中，形 势 尤 其 险 要，故 又 称 西 险塘。”光绪十五年（1889年）将西险塘分段立石，西险一号为黄鄱塘，西险二号为烂泥湾塘，西险三号为化湾塘，西险四号为羊山塘，四塘总长约5公里。当时的西险塘仅为局部堤段。西险大塘连成一线，大致在清末至民国初。

然限于条件，西险大塘仍常出现险情和坍塘圮闸，其中有明确记载的，自明永乐元年（1403年）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就发生16次，其中清代8次：“康熙五十五年，安溪闸圮；乾隆四十年，大云湾塘大溃；嘉庆十六年，羊山塘坍陷；道光三年，唐家塘冲塌；道光八年，压沙塘、大云湾塘坍溃；道光二十九年，大云湾塘、化湾塘、安溪陡门大崩；道光三十年，烂泥湾塘、化湾塘、羊山塘、龙岗塘、下陵林塘、唐家塘、安溪陡门冲坍；光绪八年，化湾塘、羊山塘、龙岗塘冲圮。”

堤塘闸坝，屡毁又屡修。如清嘉庆《余 杭 县 志》卷 十 一《水 利》所载：“堤防之设，所以为旱潦之备，依时修理，则水旱不能为害。”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县魏㟲主持修复安溪陡门。清雍正三年（1725年），西险大塘化湾陡门陷1丈5尺，崇化七里居民出资修筑，官府优免杂使差徭。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派员携资整修位于瓶窑镇北的 压 沙 塘 58 丈。雍 正 七 年（1729年），巡抚程元章檄知县李惺查议化湾陡门。道光十一年（1831年），余杭大水，危及西险大塘，巡抚陈芝楣命仁和、钱塘等县兴修圩堤，官督民办，所修圩堤不下千万计。光绪二年（1876年），余杭大水，田庐淹浸，召集民工整修大塘。光绪八年（1882年）夏天，大水溢出堤塘，堤坝大的决溃有五处，陷落坍塌之类较小的事故难以计数，当时三个县同时遭受沉没之灾，各乡捐资修整。

对北湖的治理远不如对南湖的治理。清代县志中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粮道廖寿丰修浚相公庙一带，拨兵挑浚三年毕事，其时尚有湖基万亩，及西溪、南山等草荡数千亩。

清代对南渠河也曾治理。南渠河在县治南一里，自在城隅葫芦桥起，连余杭塘河至钱塘长桥东止，计长二十里，南渠河于葫芦桥至邑东关三里内，两岸民居骈比，环桥叠舸，左右翼带，为余杭之商业中心。中有巨潭名坝潭，即明星渎。潭圆如釜口，广阔一里。旧载苕溪水由千秋堰，南湖水由尹家坝，汇冲于此，统结成潭。宋绍兴元年大旱，南渠河断流，邑人益思此堰陡门之利。康熙年间，南渠河文昌阁及东关河堤石岸，每年受洪水侵啮，常有倾圮，“跻高堙下，水陆径危。”知县龚嵘，于康熙二十二年捐俸三百两，县城监贡生邵斯扬又捐资二百两，选石筑堤，平整道路。在修路过程中，挖出一眼泉水，奔涌不绝，于是围栏筑井，老百姓名之曰“龚井”，以纪念知县龚嵘。

南渠河西通木竹河，从石门塘可达洞霄宫。康熙年间，木竹河淤塞，仅存带水。由于木竹河源耗竭，导致南渠河水色腐浊，河水乌黑，不可汲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浙江巡抚令县境所属河道淤塞者悉行挑浚。“知县龚嵘，尊奉宪行，随于邑东关水次起工，一路疏浚，上及石门。疏南渠之浅阻，以通商舟；开木竹之湮淤，以溉田亩。诚一邑水利之攸关也。具报在宪，以俟竣工焉。”

道光三年（1823年）水灾，皂荚塘倾塌，余杭县文山等十八庄及钱塘县之钦贤等二十五庄，均被其患。乡民自筑备塘，水势稍减。同治三年（1864年）春，巡抚左宗棠围剿太平天国在此驻营，修筑皂荚塘。当年夏天，洪水骤涨，西首塘身坍陷。十二月知县邹梓生禀请如式补筑，与东首新老各塘，一律完固。开新港二百四 十三丈，阔二丈四尺，深一丈五尺，并通涵洞，浚竹木河引灌，溪水盘旋而出，势自纾缓。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4年第2期  

作者：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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