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然”状态改变为“水利”状态的湘湖，历经了工程建设的开展和水利范围的确定两个阶段。工程建设阶段大致完成于北宋政和间（1112前后），从“未几湖复”一语可见，建库工程完成得很快，说明工程量不大，难度不高。库区的水利范围则须至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才最后确定。

根据前引许景衡《方文林墓志铭》反映的湘湖营建规模和工程进度，可以断定，湘湖最初的营建方式不是“浚深湖底”，更不是如清人蔡惟慧所说，在平地上“凿成大湖”。在宋代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要在湘湖那样大的范围内，用“浚深湖底”的方式成湖是不可能的。位于萧山县南 15 千米、面积远较湘湖为小的周家湖才可以。康熙十年《县志》引“邑人毛公毅”所著《改正周家湖记》，追溯周家湖水库的形成过程是“聚乡人合谋，相度山形，酌量水势，各捐己田，浚而深之，溯众流而纳诸中，以备灌溉，而周家湖成矣……计其广，四百一亩九分八厘零”。

湘湖水库的形状，南宽中狭北稍开，形似葫芦。湖长约 10 千米，宽 0.5～3千米不等，全湖周长据后世记载为“周八十余里”，其中被湖水淹没的耕地至少就有 3.7 万亩，且地势高仰，有几座小山如珠山、压乌山（53 米）、定山（33 米）、眉山、荷山、邋遢山、木椀山（一名馒头山）、箬獭山在水中成了小岛；周家湖则位于山谷之中，有水面积不过湘湖的百分之一而已，所以可以“浚而深之，溯众流而纳诸中”。而对于湘湖所在地形和库容来说，唯一可行的成库方案，只有将湖堤筑高才行。

对宋代营建湘湖水库工程特点进行集中概括的，是明洪武十年（1377）任萧山知县的张懋，此人“重农恤民，尤注意湘湖水利”，因此撰写了《湘湖水利图记》和《萧山湘湖志略》两篇文章。在文章中，张懋对杨时主持的湘湖水库工程特征作了概括，即“筑塘汇水而成湖”；“以山为止，筑土为塘，始成湘湖”。从湘湖所在区位来看，张懋的概括是准确的，成为此后人们论述湘湖工程特点的基础。如明代富玹在所编《萧山水利》初集中，就收录了萧山著名乡绅、曾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嵿（1457—1530）写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的一封信，其中有“杨龟山知县事，经始以山为止，山断处筑堤，名曰湘湖”。万历《府志》述及湘湖当年的营建历史，也与张懋所说相同，肯定了湘湖水库的工程形式，就是“四面距山，缺处筑堤障水”。

最完整、最细致的概括，应该是清初毛奇龄在《湘湖水利志》中的一段文字：

政和二年，杨时补萧山县令。集耆老会议，躬历其所，相山之可依与地之可圩者，增庳补狭，但筑两塘于北、南。一在羊骑山、历山之南，一在菊花西山之足，两相拦筑，其潴已成。

毛奇龄以后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县令杨时……于山麓缺处凿堤障水”；清嘉庆元年（1796）萧山乡绅於士达著《湘湖考略》说“杨文靖公就其形势，傍山为湖；其无山可傍者，筑土为塘”；萧山王宗炎为於氏《湘湖考略》所作序文“湘湖积水环以山，山所不周，为堤补之”等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宋代湘湖水库的营建工程，就是用堤塘补上“山所不周”处留下的缺口，所以工程的总量不是很大。

据康熙十年《县志》记载，宋代所建湘湖堤塘共 17 处，皆设塘长看守。乾隆《县志》对此作了很仔细的补充，提到了“设闸”“建闸”，就是用于控制水流的闸门，当地人统称为“霪穴”，制作的材料一开始并无规定。后世传说杨时建库时已筑 8 闸 ，以后不断增补。

於士达《湘湖考略》对湘湖各堤塘的位置、长度以及对应的霪穴，更有非常细致的记录。

虽然湘湖早有“上湖”“下湖”之称，但康熙十年《县志》、乾隆《县志》和於士达提到的堤塘所在及 1500 余丈的长度，则一定是湘湖水库营建时所必备；会发生变化的，是“霪穴”的具体位置。

以上所说已充分证明，宋代的湘湖水库营建工程，是一个符合库区自然条件，适合当时技术及社会条件的较易组织、较易操作的工程，符合快、省的原则。其中，最大的人工投入是“以山为止，筑土为塘”，所需资源亦相对可控。由于湘湖地理位置较高，筑成蓄水后，居高临下，“可以下注”，所以渠道灌溉也很顺畅。然而，正因为湘湖营建工程的基本特征是省工省时的“以山为止，筑土为塘”，而不是费工费事的“深浚湖底”和开掘“浚治”。因此，随着水库淤积程度的不断加剧，原来“低洼受浸”的湖底逐步抬高，与湖争田、废湖为田也就相对容易发生。

注：本文节选自《湘湖通史》之《杨时与湘湖水库》（二）工程与范围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