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自隋唐起教育渐兴，北宋则达到兴盛，当时最为著名的教育人士当属杨时。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湘湖地区的教育地位更高，进而将两宋以来文风鼎盛，注重教育的传统延续至明代，形成了明代湘湖地区的官学与私学。

 官 学 教 育 

湘湖地区的教育在加强县立官学的同时，进一步设立书院，在农村鼓励社学，增加教育机会。尤其是县学为一邑教育的中心和榜样，历届县宰均高度关注。有如下之特点：

一是有意识地加强地方教育模范的表彰工作，提升百姓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如明代陈敬宗《萧山县科甲题名记》记载：“邑令朱玉欲刻题名碑记。”当时朝廷增广科额，相当于给官学增加补助。而县学的教师则对课程更加关心，授课更加积极。朱玉等人还曾修复德惠祠，宣传湘湖地区的教育传统，鼓励邑人勤学向上。如明提学副使刘釪《德惠祠记》：

景泰初，县令朱玉、县丞李温淳，得湖东百步许山麓废寺，以复其祠。邑人张文、何贤请曰：祠虽复，恐久即废。欲如汉刘宠例，乞入祀典。且公亲承二程先生道学之传，当从祀孔庭。于是上报分巡宪佥吴立、绍兴郡守彭宜。皇上赐额“德惠”，又在杨时故郡福建延平，立祠曰道南，以其徒罗仲素（从彦）、李愿中配。

二是对湘湖地区的官学进行维修、重建等，有明一代达到20多次。虽然这些工作的规模不一，且时间先后相继不定，没有形成制度化，但也为人们展现了萧山历届县级长官在教育建设方面的功绩。

三是湘湖地区社学的推广也始于明代。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下诏要求全国各地普设社学。其后，朝廷又多次下令督设社学。嘉靖十二年（1533），张缵曾编《忠谏静思张公遗集》记载：张选任知县后，“聿兴百政，首以学校为务”，“就空闲官地，起造社学，设教读，专心训诲”。林策于嘉靖间在凤堰市旧申明亭处也曾改建社学一所，凡三间。嘉靖三十五年（1556），魏堂重建。

四是教育官员和民间热心人士对官学建设贡献巨大。如万历年间，王学孝由举人任教谕，编撰的《萧山儒学志》是浙江最早的学志，而且他还有治学教育思想。他曾书二箴于斋壁，左箴曰：“要生一分人品，须轻一分财利；要轻一分财利，须省一分用度。”右箴曰：“要做一分事业，须任一分劳苦；要任一分劳苦，须养一分精神。”民国《萧山县志稿》云：“两浙郡县罕有学志者，王学孝首创于前，张汝醇又踵修之。”可知张汝醇曾重修学志等。

同时，民间助学也到达到高潮。如隆庆四年（1570），官田20亩。万历十七年（1589），来端蒙、来端操捐学田50亩。万历二十年（1592），蔡应山捐田7亩。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应尚入官田10亩8分。万历三十三年（1605），曹十九入官田18亩，又山地50亩。万历四十三年 （1615），入33亩学田等。还规定了使用方法，如“以上收米粮差，俱于租内输纳米贮学，岁终令通学公举诸生中贫乏者酌量分给，余给诸生膏火。”这些措施都为湘湖地区的科举教育添砖加瓦。

 私 学 教 育 

明代的私学教育，上承宋元，兴旺不衰，是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和传递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明代初期，湘湖地区的地方性私学发展迅猛，呈现出如火如荼、遍地开花之势。主要形式是传统蒙学性质的私学，称为家塾或蒙馆，一般教授15岁以下的儿童。

湘湖地区的书塾分为家塾与义塾。家塾是当时在乡村社会推广教化和传播文化知识的主要场所，富家巨族往往开设家塾，延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义塾也称义学、乡学，它是由私人出钱创办，用以教育一乡之子弟的学校。义塾是明代的基层教育机构，它的规模、影响、办学水平都要高于一般的私塾、家塾，在明代基层教育体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义塾是明代基层乡村儒学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许多女性也承担着家庭教育的职责，如：翁尧妻萧氏，教子五伦成进士。王廷相妻任氏，勉其子以笃学成名。蔡一亮妻史氏，课子骢等成人等。

相较于书塾，书院或书堂则更多面向成年人。如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湛若水，在《偶书萧山行窝小记》中说得很清楚：“王生仁，道其弟诚筑书堂于湘湖幽处，名曰会道，诸余大书之。噫！吾昔与阳明公相期于大道。任壬申衔命过浙，访阳明洞，经萧山，令尹王子玮出迓，言湘湖之胜，龟山治之，逊棹游焉。入得幽处，语玮为筑行窝，他年居焉，夜则可以放舟。”可见湛若水建这座书堂就是供教育研讨用的。另外，民国《萧山湘湖志》还载有石淙书院，该书院坐落在连山黄竹公（黄九皋）墓前，明隆庆年间（1567—1572）已有，应为黄氏族人读书之所。

明代湘湖地区教育发达，出现了许多教育名人，而且还编撰了一批较为知名的教育文献典籍。

举人王学孝，万历二十四年（1596）任萧山教谕。乾隆《萧山县志》记载，王学孝博学多才，“砥躬饬行”。王学孝在任期内，参与修纂了《萧山学志》，天启时由教谕张汝醇续修，邑人何汝尹刊梓，已佚。这本书对湘湖地区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记录，尤其对人物事迹记载较详。

来励，萧山来氏第七世大宗来思名的长子。他总结了来氏180年的历史经验，创设社学、义学，规定来姓子弟均可免费入学。天顺四年（1460），在解元韩棋的支持下，处士来康顺设义学，作《四训八戒》，来励的观点正反映了来氏一族自宋至明不断兴盛的原因，也是来氏后人“取科名、致通显”的教育心得。

注：本文节选自《湘湖(白马湖)专题史》之《明代教育的兴盛》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