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获得了来自江浙藏书家的鼎力支持。为此，乾隆在纂修《四库全书》前后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嘉奖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胡晨光在《四库修书中乾隆嘉奖对江浙藏书家的影响分析》论文中指出，从藏书家本人、藏书家后人以及整个藏书界的心态来看，乾隆皇帝的嘉奖措施肯定了江浙藏书家的杰出贡献，抬升了藏书事业的重要价值，提供了藏书家社会地位跃升的机遇和可能，激发了藏书家从事书籍收藏的热情，最终对藏书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是清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发起了规模宏大的征书行动，得到了江浙藏书家的强力支持。乾隆皇帝对藏书家的回应逐渐表示出赞赏，并发布了一系列的嘉奖措施。这些举措对私人藏书家产生激励，从而影响了私家藏书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既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私家藏书对四库修书的助力和贡献，本文试从乾隆皇帝对江浙藏书家的嘉奖措施及藏书家的反响入手，考察嘉奖举措对藏书家藏书心态的影响，以揭示四库修书对私家藏书的深远影响。 
▲乾隆朝服像 
清清代江浙地区文化发达，书籍收藏蔚成风气。乾隆皇帝为纂修《四库全书》广征群书，江浙藏书家贡献尤多，不仅献书规模居全国前列，而且多善本精品。为了表彰江浙藏书家的独特贡献，纂修《四库全书》前后，乾隆皇帝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嘉奖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征书谕旨中肯定江浙藏书家的杰出成就；第二，是针对献书较多的藏书家进行赐书、题诗、录名等特别奖励；第三，是在江浙设立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以嘉惠艺林。
为了广征书籍，乾隆皇帝先后数次颁布谕旨发动官员四处访求。乾隆多次提到，江浙乃人文渊薮，藏书之家较他省为多，应该列为访书的重点。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诏谕内阁传令各督抚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谕旨中责备地方官员奉行故事，“上以实求，下以名应”，未能体认其访书的殷切意愿。他在谕旨中充分肯定了江浙藏书的兴盛局面，认为“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纵然一家之书散佚，其书仍在江浙境内流转。次月，乾隆在谕旨中再次点明：“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并有原书目至今尚为人传录者。”这些谕旨不仅是对征书范围的明确指示，而且对江浙藏书家多有褒扬赞誉。乾隆特别推重宁波天一阁，屡次发布赞赏之辞，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认为天一阁修建合理，管理得当，藏书流传最久。这种表彰对于藏书家而言，往往是莫大的恩荣。
▲▲宁波天一阁 除了在谕令中多次表彰江浙藏书家外，乾隆皇帝还针对献书较多的几家进行了特别奖励，其中包括赐书、题诗、记名等形式。 赐书是针对献书较多的藏书家赏赐《古今图书集成》和《佩文韵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皇帝颁布御旨，按照献书五百种以上和一百种以上两个等级向江浙藏书家赏赐书籍。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四家献书分别超过五百种，乾隆帝考虑到内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乃“书城巨观，人间罕觏”，赐予四家《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增、汪汝溧等藏书家献书则均在百种以上，乾隆命每家各赏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此外，对于有突出贡献的藏书家，乾隆皇帝还颁发了其他赏赐。如赐予天一阁范氏《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赐予汪启淑《平定伊犁战图》一册、《小金川战图》一册。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题诗是指乾隆皇帝在献书百种以上诸家所献之书中择尤为精醇者，亲自评咏，题识简端，即谕旨所云“择其书尤雅者，制诗亲题卷端，俾其子孙世守，以为稽古藏书者劝”。如在振绮堂进献的宋陈思《书苑菁华》上题：“好恶为君宜慎哉, 搜书种种挈籯来。不能无彼因有此, 用识心存欲政推。运笔诸家备传法, 胪篇廿卷允称才。临池那尽帝王事, 独爱公权一语该。”对于藏书家而言，皇帝题诗的行为本身即意味着恩赏，况且皇帝所题之诗多有嘉许之词。乾隆皇帝在鲍廷博进献的《唐阙史》上则题“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又在天一阁进呈的魏了翁《周易要义》题“《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钞刻俾归之，牖世文教昌。卷首题无言，用贲世守长”。这使藏书家感受到来自皇帝的推重和褒扬。
▲振绮堂藏书印记名即将献书人的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中。乾隆帝考虑到诸家进献之书，在《四库全书》纂辑完善后，仍将发还各家，四库提要中如不登载献书者姓名，阅读者将无从知晓书所自来，亦无从彰显各家珍藏资益之善。故于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发布谕旨曰：“着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古之家，应即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这里按照献书百种以上作为著录标准，提倡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登录藏书家姓名。此后提要格式略有变化，改为将姓名登载于书名之下。
当然除以上三种奖励外，乾隆还有其他形式的奖赏。如在南巡时，乾隆曾在扬州马曰琯处停留，赏赐马氏御制书及诗作，又曾赐给振绮堂汪氏、知不足斋鲍氏一些高档丝织品，对于臣民来说，这也是荣光之事。
除对进献书籍的藏书家提出表彰、奖励以外，考虑到江浙士人读书治学的需求，乾隆特意下谕分抄《四库全书》，置于杭州、镇江、扬州三地，建成南三阁。这被视为是“嘉惠士林”的举措。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日谕旨曰：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南三阁《四库全书》陆续入藏。当年五月二十三日，乾隆再颁谕令，强调《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不应仅由内府收藏，而应流传广播，沾溉艺林，而且江浙两省乃人文渊薮，多嗜古力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故谕令江浙督抚等谆饬所属，俟全书排架后，允许江浙两省士子如有愿读阁书者，可到阁抄阅。这种嘉赏，与当初江浙藏书家踊跃献书、助修《四库全书》是分不开的。
▲文澜阁外景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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