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获得了来自江浙藏书家的鼎力支持。为此，乾隆在纂修《四库全书》前后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嘉奖举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胡晨光在《四库修书中乾隆嘉奖对江浙藏书家的影响分析》论文中指出，从藏书家本人、藏书家后人以及整个藏书界的心态来看，乾隆皇帝的嘉奖措施肯定了江浙藏书家的杰出贡献，抬升了藏书事业的重要价值，提供了藏书家社会地位跃升的机遇和可能，激发了藏书家从事书籍收藏的热情，最终对藏书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乾乾隆皇帝多次发出征书谕旨，既肯定了江浙藏书的兴盛局面和藏书家的收藏之富，又划定了征求书籍的重点范围。江浙两省官员逐渐醒悟，分赴各处向藏书之家征求书籍，得到积极回应。虽然乾隆屡次强调征书仅向藏书家借录副本，各家不必进呈原书，不追究违碍之责，并多次晓谕官员不可截留私吞，不可假手胥吏，不可多方滋扰。但从地方官员与藏书家互动的过程来看，官员多作为上位者“宣示德音”“曲为开导”，作为回应，藏书家往往以恭敬和顺从的姿态，表示“踊跃争先，情愿呈献”。乾隆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二十日，两淮盐政李质颖本着“务期必得，以多为贵”的原则，派盐务总商江春向扬州马氏等藏书家征求书籍，后上奏称：“今奴才钦奉上谕，传该商到署，宣示德音，善言询问。该商欣喜踊跃，即将书目呈出。”李质颖开叙目录，准备向马家“借取抄缮”，而马氏的回应是：“商人受皇上培养深恩，沦肌浃髓，今蒙购访遗书，商人家内所藏，苟有可采，得以仰邀睿览，已为非分之荣，何敢复烦抄缮，致需时日，只求将原书呈进，便是十分之幸了。”请求进献原书，省去抄缮之劳。李质颖认为马氏“言词诚切，出自实心”，故向乾隆提议“似应准其所禀”。于是乾隆默许了呈献原书的做法，朱批“俟办完四库全书，仍将原本发还，留此亦无用也”。参与进献藏书较多的几家如两淮马裕、鲍廷博、汪启淑、汪汝瑮等，多有商人尤其是盐商的背景。他们的生计尤其依赖官方支持，况且朝廷还特别选择了盐政官员参与征书。纵使清楚进献原书可能面临无法奉还的风险，面对朝廷征书的要求仍然难免表现出卑微的态度。浙江省的情况也不例外，浙江巡抚三宝称乾隆承诺向诸家借钞，并发还原书，且对书中忌讳字句不加罪责之举实乃“圣意殷切，天恩宽大，开诚布告，曲体下情，无微不至”。他随后向向杭州鲍士恭、吴玉墀、汪启淑、孙仰曾、汪汝溧等五家访求遗书，“随往各家访问，曲为开导”。所上奏折曰：“鲍士恭等俱能仰承德意，佥称：际此盛朝旷典，欢洽儒林，莫不踊跃争先，情愿呈献，以供石渠之选。”又一折称：“兹据鲍士恭、吴玉墀、汪启淑、孙仰曾、汪汝溧等呈称：士恭等生逢盛世，家守遗经，恭蒙我皇上稽古右文，特下求书之令，恩纶涣布，艺苑欢腾。窃愿以私箧所藏，上充秘府，芹曝之献，实出至诚。谨将书目开呈，伏祈恭进。”藏书家们果然如乾隆预测的一样“无不踊跃从事”。从得到圣谕肯定的欢欣表现到呈进书籍时的谦恭姿态，这种行为是前后一致的。

面对乾隆皇帝的赐书、题诗、录名等褒奖，藏书家更表现出欣喜异常，感叹皇恩浩荡。皇帝颁赐的书籍《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举世罕见的大型类书，为编六，为典三十二，为卷则一万之多，有费一万六千两银子购买该书的记载。乾隆帝称该书“全部兼收并录，极方册之大观”，他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曾赐予朝廷要员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尚书刘墉各一部。清末的刘声木指出，该书“汉人受赐者，海内不过数家”。因此，江浙藏书家得到《古今图书集成》，都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两淮马裕家得到《古今图书集成》后，将书籍分装在十个柜子、五百二十个书匣之中，供奉在正厅。鲍廷博拜受此书，辟堂三楹，将《古今图书集成》分藏于四个大书橱中，并为其书斋命名曰“赐书堂”，刻一藏书印曰“老屋三间、赐书万卷”。范懋柱则将《古今图书集成》置于“宝书楼”的五座书橱中，居中的书橱雕刻双龙，另外四座书橱环绕矗立，分别题以“日、月、星、辰”编号，使人一见倍感庄重。此外，藏书家对于皇帝题诗之书无不重视。鲍廷博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启动《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工作时，不仅将乾隆题诗的《御题唐阙史》收入其中，列为首帙，而且将乾隆御制诗刻于卷首以示恩荣。寿松堂孙氏也将得到乾隆御题的宋本《乾道临安志》重刊行世。

▲杭州寿松堂传人孙仰曾所献藏书

乾隆帝于江浙设立三阁，不少藏书家借此得以阅览、抄录阁书，校订、补益私藏，助力学术研究。鲍廷博就曾在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二十四、八月初四、八月初五日多次到文澜阁观书，他的藏书中有《溪堂集》《蒙隐集》《老圃集》《彝斋文编》《泠然诗集》等多部典籍是利用文澜阁藏本校勘的。道光十五年（1835），金山钱熙祚、钱熙泰、张文虎等人为校刊《守山阁丛书》到文澜阁阅览《四库全书》，共校书八十余种，抄书六十余种。因南三阁之设便利了江浙学人就阁读书，江浙学人对此多有赞颂之声，方志、诗文论及此事者极多，湖州学者孙夑称此乃“千古艺林之盛事”，朱筠弟子李威甚至形容南三阁设立的影响曰：“天禄、石渠之秘籍，几至家有其书。”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则代述“东南学人欢忭感激”之情曰：“钦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恩教稠叠。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特命如内廷四阁所藏，缮写全册，建三阁于江浙两省。谕令士子愿读中秘书者，就阁广为传写，所以嘉惠艺林，恩至渥、教至周也。……每见江淮士人瞻阅二阁，感恩被教，忻幸难名。”姚文田等纂修的《嘉庆扬州府志》打破体例，在卷一《巡幸志·恩纶》中登载了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等三则有关颁赐书籍的谕旨，并解释道：“扬州天宁寺大观堂，向曾贮钦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四十七年，复命将《四库全书》缮写一部，分庋于文汇阁，以光文治。此旨并乾隆五十五年谕旨，虽非南巡时所颁，但为津逮艺林而谕，俾稽古之士，获睹美富，殚见洽闻，洵生其间者之幸也。特恭载，以纪文思之光被云。”将扬州文汇阁之设，誉为“生其间者之幸”。可见南三阁之设，在整个江浙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