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杭州大学，很多杭州人都知道在杭州杭大路北端、天目山路北曾经有一所叫做“杭州大学”的高等学府，其地自1998年四校合并后改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从1958年创校算起，杭州大学总共存在了40年时间。借用佛教轮回的说法，这是杭州大学的今生（其实已是前世）。近些年来，有学校颇有改称杭州大学的冲动和行动，但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未成，所以现在尚不知杭州大学的来世如何。既有今生，当有前世，本文就来说一说90余年前一群学界名流筹建“杭州大学”的尘封往事，那所未曾诞生的“杭州大学”，大概可以算作杭州大学的前世罢。

不过在说到正事之前，还得说说有关杭州大学之名的另一件事。前年，笔者在编《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时，无意中在之江大学学生上课登记单上发现之江大学的英文名是HANGCHOWUNIVERSITY，翻译过来就是“杭州大学”。案之江大学的最前身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创设的崇信义塾。同治六年（1867），义塾迁到杭州，后改名为育英义塾。宣统三年（1911）二月学校迁至六和塔旁秦望山新校区，并改名为之江学堂，之所以取名之江，是因其地位于钱塘江大拐弯处。民国二十年（1931），学校改名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抗战期间外迁，战后回迁。民国三十七年（1948），学校又改名私立之江大学。因为是教会学校，办学资金多系在美国募集而得，募款需要宣传，“之江”之名美国人不易明白，学校名中的“之江”就概用“杭州”的威妥玛拼音写法HANGCHOW代替，所以之江大学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杭州大学。这或许可以说是杭州大学的另一个有点特别的前世。

筹办之缘起

筹办杭州大学的动议最早是在民国九年（1920）提出的。当时有一位省议员在省议会开会时提出了这项建议，但当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并未形成决议。一年多之后，民国十年（1921）11月浙江省议会才向浙江省长公署正式提出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由提出者的身份即可知道提议中的杭州大学并不是一所杭州的大学，而是一所浙江的大学。考察民国浙江教育史可以发现，浙江号称人文渊薮、文物之邦，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并不发达。浙江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是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由杭州知府在省城蒲场巷创办的求是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旨改名求是大学堂，二十八年（1902）再改名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改称浙江高等学堂。辛亥（1911）杭州光复后，浙江高等学堂校舍为财政厅借用，图书、仪器之物悉迁至省两级师范学堂内，借其后进之一部分为校舍，勉强维持教学。民国二年（1913），部令废止高等学堂，停止招生。到1915年，原有学生悉数毕业，浙江高等学堂遂告结束。此后一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行大学区制，成立国立浙江大学（由第三中山大学易名）的10余年时间里，除教会学校之江学堂外，浙江省并无一所具有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浙江乃至一些全国教育界人士（多为浙人）对浙江高等教育的这种现状很不满意，非常希望能够在杭州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是浙江省议会提出筹办杭州大学的背景。

其实，早在民国七年（1918）4月，浙江省教育会就向省议会呈文请求设立浙江大学。会长经亨颐在其起草的《陈请省议会设立浙江大学文》中首先说到浙江高等教育落后之现状：

浙省自光复以来，高等学校业经停办，所可称为高等教育者，仅有法政、医药两专门学校，然且皆别系而非正宗。近来中小学校日见增多，莘莘学子，欲求纯粹高深之学问，靡所适从。际此科学竞争时代，而浙中学务简陋如斯，揆之时势，既嫌未合，按诸地方，尤多缺望。

经氏接着陈述了浙江无大学的四个弊端，也即设立浙江大学的四条理由：一是文化之衰落。“浙江学风，素称精粹。自晚近无大学之设，生生小子，局于浅近，限于小就，不复能极深研几，以求至当，间有询以婺学渊源、姚江学派而不甚明了者。余可概见，非教育之不良，教育程度限之也。长此以往，何堪设想？”二是学生之虚耗。中学毕业生赴外地求学不容易。不少优秀之才“乃因此中止，等于虚耗，戕贼青年，斫丧学子，暗中损失，殆未可以臆计”。三是人才之消散。“浙中高等学校既如此缺乏，于是闳硕之儒、俊彦之师相率他往，不能安于故乡……皆由无大学以容纳之也。夫人才者地方之精华也，人才日渐其消散，地方又安怪退化。”四是教育权之旁落。“吾浙无自办之大学，而外人所设学校，则固有大学在焉，外人尚如是热心，吾侪能无抱愧？教育灌输，无分畛域，而精神上之影响，亦未可忽视，潜移默化，端贵扩张。”这后一条有民族主义的味道。经氏最后提出设立浙江大学的四条办法大纲：

（一）浙江省会地方设立浙江大学一所，其经费由省款支出之。

（二）浙江大学遵照修正大学令先设文理两科，本年度应先办预科。

（三）浙江大学预科学生，遵照部令专收本省中学毕业生，但入学时应先经试验。

（四）此项预科应支教职员薪修及一切费用，以前高等学堂决算为准，俟明年逐渐推广，开办费另定之。

经氏的这四条建议是很粗略的，所以只称“办法大纲”，而按其建议，本年（1918）就要创校招生，却对如何创办一项付诸阙如，可见对事情的艰难程度似估计不足。其实在当时条件下创办一所较大规模的大学谈何容易，更不必说马上就能办成。但经此提议，在省城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遂渐成学界共识。1919年在《教育潮》创刊号上又有人撰文向省议会提出创办浙江大学的建议。这个建议虽得到省议会的重视，但在当年夏天省议会开会讨论有关议案时，多数议员担心办大学会增加大笔财政支出，从而影响自己加薪，竟将此议案给否决了。但省议会对此议案颇为执着，两年多后的1921年11月19日，浙江省议会开会讨论“归并师专各校改设大学案”。当时省城除一师外，还有医药、法政、农业、工业4所专门学校，将此5校合并组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倒不失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但因此方案牵涉各校利益，一些学生在有人指使下聚集到省议会会议现场闹事，议长逃席而去，此议案遂作罢。而学生的闹事，说明“归并案”行不通。省议会只得另行计议。数日后，省议会通过一项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案，并行文咨请浙江省长公署执行。筹办杭州大学方案自此浮出水面。

为什么将学校之名定为“杭州大学”，而不是经亨颐最早提出的“浙江大学”？其时浙江省并无以省名冠名的大学，新学校取名“浙江大学”是最合适不过的。根据有限的史料，可以大概推测其之所以定名“杭州大学”，乃是省议会另起炉灶、从长计议的结果。因为既名杭州大学，听起来好像是一所杭州的大学，那么省里各专门学校就不会感到有被归并的危险。从下文可见，后来筹办杭州大学的基本思路即是一无依凭，平地起高楼。

筹办之过程

    浙江省议会于1 9 2 1年1 1月给省政府的咨文中说到筹办杭州大学的理由是：

浙江夙称文物之邦，计公、私立学校达30余所，已、未毕业学生达万余人，而所恃为升学之地者，惟法、医两校；大学之设置，尚付阙如。本议会审度时势，认为本省有设置大学之必要。

这个理由很简单，可归结为一句话：因为浙江现在还没有大学，所以有必要设置一所大学。好在创设一所大学已成浙江教育界、政界之共识，所以省政府经过研究，于1922年冬决定正式筹划成立浙江第一所大学，校名为杭州大学；同时成立筹备处，由省长张载阳委聘蔡元培、蒋梦麟、阮性存、何炳松、陈大齐等为大学筹备委员，谋划杭州大学筹办事宜。

筹办的第一步是筹备委员们开会讨论筹办事宜。蔡元培、蒋梦麟等委员为此专程到杭会商。但此会后却没了动静，一直到1923年1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由沈定一起草的《筹办杭州大学大纲》，可见筹办工作还在进行着。此大纲共5章22条，对筹办中的大学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大学设在杭州，定名为杭州大学；大学组织机构分为董事会和大学两部分，董事包括常任董事和非常任董事，并对董事人选的资格作了规定；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有筹备开办、募集款项、保管基金和财产、编制预决算、保障经济独立等义务；学校学制以及设科之先后、学系之设置等具体事宜亦由董事会拟具草案，由省政府提交省最高立法机关（省议会）议决后施行；大学完全独立；经费按年从省税中提百分之二拨给，并由省内外人民自愿捐助或由董事会向省内外人民募集捐款。

这份《筹办杭州大学大纲》是一个经省议会议决的正式文件，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当然与两位北大校长蔡元培、蒋梦麟有关。这两位一流的教育家都是浙江人，都是杭州大学的筹备委员，大纲虽由另一位教育家沈定一起草，但肯定是综合了包括蔡、蒋在内的多位委员的智慧，由他们安排在北大日刊上发表是合适的。再者北大是当时中国毋庸置疑的最高学府，其《日刊》在当时教育界、知识界有很大影响，杭州大学的筹办大纲选择在此发表，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对今后办学之实施会有很大帮助。3月26日第1197号《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出《杭州大学章程》，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筹办杭州大学大纲》还宣布了由蔡元培、陈榥、蒋梦麟、陈大齐、阮性存、马寅初、郑宗海、应时、何炳松、汤兆丰等10人组成的杭州大学董事会成员名单，还规定董事会至迟应在1月底前成立。这10人全是知名浙籍人士，绝大部分是教育界中人，所以这份名单应该是很公允的。1月29日下午2时，杭州大学董事会成立会在省长公署如期召开，会议决定启用“杭州大学董事会”之钤记，设办公场所于省长公署内，并公推由蒋梦麟、陈大齐起草杭州大学章程等，由何炳松、应时起草董事会办事细则等，由郑宗海、何炳松、应时三董事负责到杭城江干及万松岭一带选觅大学校址。至此杭州大学的筹办进入实质性步骤。

2月26日下午1时，杭州大学董事会在省长公署内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听取三位董事报告大学校址调查之意见，会议一致认为凤凰山一带是个理想的办校场所，理由是“该处风景雄壮而优美，四周地势易于扩充，既与城市隔绝，而离城又不远，交通亦便”，所以最后议决以凤凰山北麓万松岭敷文书院原址为新杭州大学校园之基址。3月2日董事会第二次开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杭州大学章程草案等。这次会议审议《杭州大学意旨书》、《杭州大学章程》、《筹办杭州大学计划书草案》等一组文件，所涉内容是大学办学的核心与根本。3月26日，《杭州大学章程》在北大日刊上刊出，这应该是经董事会讨论修改通过的定稿，只是还需要提交省议会议决。同月，省长张载阳新增汤尔和、汪兆铭、马叙伦、经亨颐、朱希祖、范寿康等人为杭州大学董事会董事，并将名单送交省议会审议，这样连同首批10人，董事总数达到22人。4月，省议会开会。省长张载阳将董事会拟定的《杭州大学章程、学制及计划书》、《杭州大学第一期建设预算书》、《杭州大学民国十二年度常年费预算书》等相关文件提交省议会议决，获得通过。至此有关杭州大学筹办的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剩下的只是如何按照办学计划一步步去实 施了。

教育大师们拟制的筹办杭州大学的计划是一份完美的计划。依此计划，杭州大学将分四期筹办，每期二年，从民国十二年（1923）至民国二十年（1931）夏，为期共八年。第一期应办事宜为开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择定校址、编制开校前建设费及常年经费之预算案、建筑校舍、聘定教员、购置图书仪器等；第二期应办事宜为开办自然科学院中数学、物理、化学三系及社会科学院中的哲学系，建筑校舍；第三期主要工作是开办应用科学院中应用化学系，自然科学院中生物学、地质学二系，社会科学中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系，建筑文学院；第四期应办事宜主要有两项：一是开办文学院中国学系及外国文学系中英国文学门，二是开办各院未办之学系。这是一个遵循办学规律、符合浙省实际、适合中国需要的循序渐进的办学计划。八年后的杭州大学将拥有四个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应用科学院以及文学院，院下各设若干系。这种设置既注重高深学术理论之探究，又不偏废社会服务之功能；既注重现代科学技术之研究，又不忘本国国粹之发扬。这真是一个体大思精、脚踏实地、着眼长远的办学规划。

然而，计划虽然完美，思虑多么周密，决心尽管很大，杭州大学的筹办，真正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虽然《杭州大学意旨书》规定，按年从省税中提百分之二为学校基金，且在1923年4月，省长批准在教育经费中列支杭州大学开办费100万元，但实际上董事会能够处置的经费却不多，即使开办费也常被挪用，至于所谓的常年经费更无着落。按照蒋梦麟在《杭州大学意旨书》中所测算，议决按年从省税（总额约300元）中提取的2%的办学基金，不过6万元，实在是少得可怜，且以此提取额加上6厘的年息，要到100年后才能产生36万元的固定常年经费，实在是远不济近。杭州大学办学经费之短绌于此可见一斑。1924年9月江浙之间爆发齐卢战争，军政各费激增，以至现有学校场馆的经费也大多无着，更甭提杭州大学的筹办经费了。再由于政局的动荡、省教育界内部的派系矛盾，致使筹办事宜无形中陷于停顿。1926年7月，省教育厅请省长召集杭州大学董事会开会，以便继续着手筹办杭州大学事宜，但省长公署以大多数董事任期已满而拒绝召集开会。这说明此事已不在省行政长官的议事日程之上，一时颇引人注意的筹办杭州大学之事已告终结。

董事会成员蒋梦麟在其拟定的《杭州大学意旨书》说到筹办大学有“三难”，第一“难”即是“政局未定，库藏空虚，筹费不易”，可谓不幸而 言中。

办学之理念

杭州大学虽然最终没有办成，但由国内最杰出的教育学家所拟制的《杭州大学意旨书》、《杭州大学章程》、《筹办杭州大学计划书草案》等文件，由于其中所秉承和揭橥的现代国际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成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什么是大学，大学的宗旨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纠结于国人心中的问题。且看杭州大学的设计师们是怎么回答的。共十七章九十二条的《杭州大学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即申明杭州大学之宗旨：一是发展高深学术；二是养成对于国家及本省服务之人才；三是整理及研究本国固有之文化及自然界事物；四是利用本省自然之事物发展本省之利源。这是一个非常平实的办学宗旨，没有任何能够让今人激动的语言，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拔高，更没有如今争创什么一流之类的口号式表达，有的只是一种低下头去默默耕耘而不问收获的踏实。

只有18个字的第三章“权利”的表述更是体现了民国学界的做派。文如下：“本大学完全独立。（1）学术自由；（2）经济独立；（3）学校行政独立。”这或许是大学章程中最简短的权利表达，但肯定也是最有力的权利诉求。区区18个字，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词：“独立”与“自由”，而“独立”一词竟出现了3次，占用了全部表述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第一个“独立”之前还有“完全”二字。

大学教育之独立最关键的是行政独立，只有行政独立了，才能保证经济独立（经费管理之独立）和学术自由。杭州大学的筹办董事们主张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经费由其直接负责管理，会计长由董事会选派，掌管一切收支事务，对董事会负责；学校具体行政事务由校政会议全权负责；大学校长须由教授互选产生，任期一年，全权负责教务，对学校收支有监督之权。依此建立的是一个“划分职权，各司所事，殊途同归，共谋大学之发展”的良性的学校管理体系，这样学校之“学术自由，经济公开两者，各得其道矣”。

仪器不完，不可以言发明新理；图书不备，不可以言深求知识，故图书仪器之设备，须求丰富，一要也。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一心志，故崇视教授之地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此“三要”是蒋梦麟等筹办杭州大学的指导思想。本此思想，他们提出了许多先进的办学理念。如在未来杭州大学学校经费的分配上，他们主张“图书仪器之设备费，至少须占全校经费之百分之四十，薪水及行政费，不得超越百分之六十”。这里须有个比较，当时我国专门以上学校，薪水及行政费二项，以一般而论，大概占全校经费90%以上，甚至有高至97%以上的，浙江省的中等学校竟占99%，这势必造成学校“设备枯窳，教员既无增进学业之机会，而学生求学，又限于口耳授受”之局面，那么“中国学术衰落之理由，不言而喻矣”。由此可见，杭州大学的这个经费分配比例是很具前瞻性的。

以专精为主，故但求从纵的发展；不以铺张门面为事，故不求从横的发展。与其多设各科，孰若精专一科；不设科则已，苟设一科，必求达最高之标准。如此，方足以发展高深之学术……既主张从纵的发展，故于设科，不得不有先后之序。择其最要者先设之。自然科学为我国所最缺乏，亦所最需要者，故先设自然科学。然自然科学范围亦甚大，设备费较巨，故不得不先酌设自然科学院之若干系，旁及人生所必需之他项课程若干门。